淺析論鄭振鐸的俠文化批評話語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現當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陳夫龍
上傳時間:2010/5/29 11:39:00

  論文關鍵詞:鄭振鐸 俠文化批評話語 武俠小說 
  論文摘要:在鄭振鐸的批判視野中,武俠小說的流行事關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他站在革命者立場上,找到了武俠思想和國民劣根性的聯系,對武俠小說進行了深刻批判和全盤否定。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鄭振鐸的俠文化批評話語具有積極的實意義,但也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鄭振鐸曾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關註現實的社會和人生問題,反對遊戲的、消遣娛樂的文學觀,堅持藝術為人生的主張,註重文學的社會功利性。在對待武俠小說的態度上,他找到了武俠思想和國民劣根性的聯系,站在革命者立場上,從挽救民族性格、拯救國民靈魂的高度,對武俠小說進行了深刻批判和全盤否定。
  在《論武俠小說》中,鄭振鐸把武俠小說的流行視為關系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大事,開篇就旗幟鮮明地指出:當今之事,足為“人心世道之隱憂”者至多,最使我們幾位朋友談起來便痛心的,乃是,黑幕派的小說的流行,及武俠小說的層出不窮。這兩件事,向來是被視為無關緊要,不足輕重的小事,決沒有勞動“憂天下”的君子們的註意的價值。但我們卻承認這種現象實在不是小事件。大一點說,關系我們民族的運命;近一點說,關系無量數第二代青年們的思想的軌轍。因為這兩種東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現出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無數的最可愛的青年們的頭腦。
  在這裏,鄭振鐸把武俠小說和黑幕派小說相提並論,並稱為最使人痛心疾首、關系民族命運的大事,不僅表現出了民族的劣根性,更足以麻醉青年們的頭腦。正是在這種清醒的理性認識指導下,他深深感到“為了挽救在墮落中的民族性計,為了‘救救我們的孩子’計,都有大聲疾呼的喚起大眾的註意的必要”。進而,鄭振鐸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清末的武俠熱:
  像《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即《七俠五義》之原名)以及《七劍十三俠》、《九劍十八俠》之類。他們曾在三十年前,掀動過一次軒然的大波,雖然這大波很快的便被近代的文明壓平了下去—那便是義和團的事件。但直到最近,他們卻仍在我們的北方幾省,中原幾省的民眾中,興妖作怪。紅槍會等等的無數的奇怪的組織,便是他們的影響的具體的表現。
  鄭振鐸把義和團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愚昧迷信和破壞性看作清末武俠熱造成的惡果之一,也把當時紅槍會等民間組織的“興妖作怪”作為武俠小說影響的具體表現,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揭示以武俠小說為藝術載體的俠文化的負面作用和消極影響。就義和團運動而言,武俠小說中所渲染的俠客、劍仙的超人武功和神奇法力以及刀槍不人的特異功能等愚昧迷信的內容,經過造反首領的改造,對下層民眾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誘惑性。下層民眾加人義和團,在“扶清滅洋”旗號的鼓動下,憑著樸素的愛國熱情,以血肉之軀抵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掀動過一次軒然的大波”,最終的結局卻是不僅沒有打敗洋鬼子,反而落得個為清王朝利用之後反遭剿滅的可悲結局。在諸如此類的事件中,“不知有多少熱血的青年,有為的壯士,在不知不識之中,斷送於這樣方式的‘暴動’與‘自衛’之中’。義和團運動的原始反抗最終敵不過以西方堅船利炮為象征的近代文明,在“扶清滅洋”的鬥爭過程中,確實也表現出了迷信的短見和愚昧的匹夫之勇,這是俠文化發展到近代以後所暴露出來的負面作用,也是鄭振鐸以啟蒙主義立場對俠文化弊病的深刻洞見。這是值得肯定的。
  在鄭振鐸看來,武俠小說對於民族的危害是非同小可的,必須加以警惕和註意。在揭示武俠小說發達流行的原因方面,鄭振鐸指出: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眾,在受了極端的暴政的壓迫之時,滿肚子的填塞著不平與憤怒,卻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於是在他們的幼稚心理上,乃懸盼著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來無蹤,去無跡的,為他們雪不平,除強暴。這完全是一種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這種不可能的幻想,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俠小說之所以盛行於唐代藩鎮跋危之時,與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國之時,都是原因於此。
  鄭振鐸通過分析讀者的接受心理,既找到了武俠小說發達流行的原因,又找到了武俠思想和國民劣根性之間的聯系。無力反抗強權暴政的民眾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而武俠小說中除暴安良的俠客能夠激起他們內心被拯救的渴望,在閱讀中他們孤獨無助的心理會得到寬慰,但他們也極易陷人不切實際的幻想,喪失自主命運的鬥爭精神。鄭振鐸對讀者接受心理進行分析的深層目的在於,希望深受武俠思想毒害的廣大民眾能夠放棄一切不合實際的幻想,真正地自主命運,起來反抗階級壓迫,帶有階級鬥爭的革命色彩。在鄭振鐸看來,武俠思想是謬誤的有毒的,是麻痹和腐蝕民眾鬥爭意誌的精神鴉片,武俠思想既助長了民眾漠視現實鬥爭的心理,又深人國民靈魂,造成自我麻醉、安於現狀而怯於抗爭的國民劣根性。由此鄭振鐸深人反思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武俠思想批判的不徹底性:
  當時,雖然收了一些效果,但可惜這些效果只在浮面上的,—所謂新文化運動至今似乎還只在浮面上的—並未深入民眾的核心。所以一部分的青年學子,雖然受了新的影響,大部分的民眾卻仍然不曾受到。他們仍然是無知而幼稚的,仍然在做著神仙劍客的迷夢等等。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歷史清算和價值重估,對俠文化(武俠思想)也進行了清理和批判,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鄭振鐸結合1930年代的武俠熱,列舉了許多當時《時報》的本埠新聞所報道的少男少女們棄家訪道的故事,《時報》記者認為這些少男少女們都中了武俠小說及電影之迷。同時指出當時的小學教科書也充滿了武俠思想。可見,武俠小說在當時的影響是相當普遍的。從而把批判的矛頭又指向了現代武俠小說。在鄭振鐸的批判視野中,武俠小說所散布的武俠思想“使強者盲動以自找,弱者不動以待變的。他們使本來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無知了,更宴安於意外的收獲了。他們滋養著我們自五四時代以來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屍在鄭振鐸看來,武俠思想對民族的未來發展遺害無窮,他對武俠小說的作者們、出版家們以及武俠電影的編者、演者們也提出了質問,警告他們註意武俠思想的負面作用和消極影響。最後出於繼續進行思想革命的需要,鄭振鐸認為五四時代並未完全過去,他呼籲:“我們正需要著一次真實的徹底的啟蒙運動呢!而掃蕩了一切倒流的謬誤的武俠思想,便是這個新的啟蒙運動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可見,在對清末武俠熱有了清醒的理性認識,並且在深刻反思了五四思想革命對武俠思想批判的不徹底性,以及正視現代武俠小說普遍流行的基礎上,鄭振鐸大有在思想文化領域內開展“二次革命”的決心和毅力。而把掃蕩武俠思想作為新的啟蒙運動的第一件努力的事,足以體現出鄭振鐸對待俠文化和武俠小說的無情批判與徹底否定的文化態度。
  在《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中,鄭振鐸結合“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中國人民開始了民族抗戰的大時代,把武俠小說視為應該無條件斥責、掃蕩和打倒的不良的文學,鄭重地指出了武俠小說的危害:
  武俠小說的發展與流行,害苦了一般無充分識別力的兒童們;那一批躺在上海的鴉片煙榻上的不良作家們,在他的隨了一圈圈的煙圈而糾繞著的幻想裏,不知傳染了多少的清白無辜的富於幻想的小兒女們。報紙上所記載的許多棄家求道的男女兒童們的可笑的故事,便是他們的最好的成績!
  在鄭振鐸看來,武俠小說毒害著少年兒童們的心靈,對青少年的成長有著嚴重的誤導作用。這樣的小說不利於“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的偉大時代的鬥爭。他認為,“五四”是一個普遍的思想界的反抗時代;“五冊”是一個更偉大的一部分青年以實際行動起來反抗的時代,也就是革命作家放下筆桿子、拿起槍桿子的時代,等革命高潮過去後,他們又拿起了筆桿子;“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的時代與以前不同,真實的經驗,真實的行動,真實的反抗,真實的鬥爭,使他們更深刻了,更熱情了,更偉大了。在抗日救亡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文學應該有個更偉大的前途:
  在這熱烘烘的,火辣辣的偉大時代裏,正是偉大文學的誕生的最適宜的時期。在真實的生或死的爭鬥的火光裏,照見一個偉大的文學的誕生,而吶喊、沖鋒、炮彈的炸裂便是誕生的賀歌。而廣大的群眾也正在等候著。是起來的時候了,親愛的作家們!擡起頭來;無垠的地平線上廣大的群眾在當前。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開始成為重大而統一的時代主題,一切文藝活動都應該無條件地服從抗戰大局,這是革命作家的一貫立場。鄭振鐸正是從革命者立場出發來審視武俠小說和呼喚與偉大時代相合奏的偉大文學的。他對武俠小說的批判及對偉大文學的呼喚,有利於喚醒沈溺於武俠思想中的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反抗意誌,鼓舞他們積極投身於抗戰的洪流。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鄭振鐸的批判側重於文化啟蒙,具有反封建思想革命色彩、階級鬥爭的革命傾向和反帝救亡意識,他的俠文化批評話語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充滿了歷史的文化的反思和感時憂國的人道情懷。但在對待俠文化和武俠小說的態度上,“過分強調小說的教誨功能而完全否認其娛樂色彩,並進而從思想傾向上全盤否定武俠小說’卻是有失偏頗的。我們肯定鄭振鐸的俠文化批評話語具有歷史的合理性與時代的進步意義,但對其局限性也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
  “武俠小說其實只是小說的一個品種,而不是一種固定的思想傾向。雖然一般武俠小說都肯定行俠仗義,急人所難,但就具體作品而言,內容比較復雜,有的突出除暴安良,有的渲染血腥復仇,可以說全由作者思想高下而定。因此,對於俠文化或武俠小說的評價決不能一概而論,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每部武俠小說的具體情況來為其定性,決不能因為某些武俠小說的思想傾向存在封建糟粕,而對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的武俠小說乃至俠文化從整體上作出危害社會和人民的結論。正如陳平原所言:“武俠小說作為一種通俗藝術,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才能被廣大讀者接受並轉化為商品,而不是傳播哪一種思想意識。指責作家有意毒害青少年,或者贊揚其弘揚愛國精神,其實都不得要領。我們應該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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