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山海經》研究回顧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張步天
上傳時間:2006/4/26 15:01:00

【內容提要】20世纪以來,《山海經》研究隊伍不斷擴大,流派特征逐漸明朗且形成合力,不僅在《山海經》的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年代、《山海經》的地理範圍等傳統論題方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在《山海經》科學價值、《山海經》经文破譯等新論題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關 鍵 詞】20世紀/《山海經》/研究/回顾

【 正 文】


  《山海經》堪稱天下奇書。它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中華古代典籍,從此書內容涉及之廣泛,文化沈積之深厚,歷代學者研究成果之豐碩,以及當今《山海經》影响之不斷擴大等方面進行考察,可以說,把《山海經》稱之为世界文化寶庫中之瑰玉是當之無愧的。

      一

  20年紀以來,從事《山海經》研究的學者逐漸增多,成果叠出。據不完全统計,本世紀(截至各正式學刊發表論題含有“山海經”或其篇目名的學術論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國學者6篇。至於論題未直接標明書名而涉及《山海經》研究的則更多。

  專著的推出標誌着《山海經》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經校註》、《山海經校譯》先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經》研究專著則有徐顯之《山海經探原》(武漢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發《神州的發現》(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經校註》包括《山海經山經柬釋》和《山海經海經新釋》兩部份,後附“《山海經》敘录”,全錄漢劉歆(秀)《上〈山海經〉表》、晉敦璞《註〈山海經〉敘》、舊本《山海經》目錄和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敘》,另附“所據版本及諸家舊經書目”與“引用書目”,書後另有《山海經》索引,由张明華編。袁珂《山海經校注》的主體部分是《山經柬釋》和《海經新釋》,後者完成於1963年,“着重對神話傳說部分的註釋,蒐羅豐富,征引詳博,頗有發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詮解和校勘”(註:《〈山海經〉校註》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經柬释》完成於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註:《〈山海經〉校註》序。)是對《山海經》一書內容的概括,很有見地。

  《山海經校譯》的最大成果在於校勘方面。作者認為“須首先整理出一個《山海經》的新校本來”(注:《〈山海經〉校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校勘是從十個方面著手的,即錯、脱、衍、倒、經文入註、註入經文、脫簡和錯簡、它書竄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础上,此書按郭璞註《山海经》18卷順序作了全譯。

  《山海經》研究的地理學派、历史學派和文學神話派發端甚早。地理學派認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記述地理事物的著作,歷史學派認為《山海經》是反映中國上古時代的史籍,文學神话派認為此書是神話匯集。本世紀中,由於不同學者對《山海經》性質的認定和研究側面各有不同,各學派的流派特征逐漸明朗。值得註意的是,許多從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學者也參加治《山海經》学人隊伍,他們的研究側重於《山海經》科學價值和經文破譯。近年來,各學派已在一些研究領域取得共識,形成了研究合力。

  為適应《山海經》研究發展形勢,1983年12月在成都舉辦了“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论會”,有10多個省區的60多位學者參加。這是第一次《山海經》專題研究會議,標誌著《山海經》研究隊伍已經形成。

  “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後,1986年1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山海經新探》,該論文集共收論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話、科技、綜論的順序進行編排”,“各篇論文均從不同角度對《山海經》及其所反映的中國古史諸問題進行了探索,对於研究和了解我國上古的社會和自然狀況均有參考意義”(注:《〈山海經〉新探》前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紀以來,《山海經》研究在本書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年代、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上取得很大進展。

  關於《山海經》的性質,學者的論点很不一致。30年代前,幾個主要论點先後提出。廖平《〈山海經〉為〈詩經〉舊傳考》(載《地學雜誌》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認为《山海經》是《詩經》之傳註,這大概是本世紀最早涉足《山海經》性質討論的論文。著名的《山海經》研究日本學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書說,他在《〈山海經〉的考證及補遺》(《支那歷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經》一書遠比一向認為金科玉律之地理書《禹貢》为可靠,其於中國歷史及地理之研究為唯一重要之典籍”。魯迅則提出巫書說,受到一些學者的贊同。

  80年代以後,《山海經》性質的討論更為活躍。从歷史學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學者主張《山海經》是一部“側重反映上古歷史的珍貴古籍,雖有許多神話傳說,但應與史實區分開來,通過此書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階段漸次前進的發展總過程”(註: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会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胡钦甫《從〈山海經〉的神話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國文學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經〉內大荒海內二经古代帝世系傳說》(《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鄧慕維《〈山海經〉古史考》(《勵學(山東大學)》第4期,1934年)和80年代发表的常征《〈山海经〉及其史料價值》(《北京社會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傾向於認定《山海經》為历史書。

  側重於探討《山海經》地理价值或認定其為地理书的學者仍占多數。主要論文有顧頡刚《〈五藏山經〉試探》(《史學论叢》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經〉的地理意義》(《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經〉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學史集刊》1958年第1期)、譚其驤《〈山經〉河水下遊及其支流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辑,1978年)等。劉起釪認為,“保存了豐富的地理素材而附麗以高度神話的《山海經》,它開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這一派這些著作認真當作嚴肅的地理書看待”(註:《〈禹貢〉作者》,《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评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近年一些探討《山海經》地域范圍的學者大多也主張地理書说。

  支持《山海經》巫書說的學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學術會議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這一主張。僅1985年一年就發表了三篇明確主張巫書說的論文:翁银陶《〈山海經〉性质考》(《福建師範大學学報》,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經〉蓋古之巫書试探》(《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6期)、孫致中《〈山海經〉的性質》(《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第3期)。

  關於《山海经》篇目與版本討論的論文也很多,主要有蔣經三《〈山海經〉篇目考》(《語歷所周刊百期紀念号》,1929年)、賀次君《〈山海經〉之版本及關於〈山海經〉之著述》(《禹貢》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經〉》(《歷史文獻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產生地域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也討論了《山海經》篇目。通過討论,目前對《山海經》篇目的認定已接近取得共識,至於《山海經》版本學探討尚处於初始階段。

  關於《山海經》作者,論者的分歧很大。何觀洲主張鄒衍縣《山海經》的作者(《〈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載《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顧頡剛等主張非一人之所作,作者為秦人(如顧頡刚《禹貢全文註釋》:“《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袁珂等主張《山海经》作者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經〉写作的時地及篇目考》);呂子方、蒙文通等認為有巴蜀人的手筆(如呂子方《山海經雜記》等)。另外,衛聚賢主張“战國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並進而推演為墨子弟子隨巢子寫定;李行之认為《山海經》作者是楚國南部一位少數民族士人,其籍貫之地望為今湖南省常寧縣(《〈山海經〉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還有人主張《山海经》有北方齊國、燕國人的手筆。

  討論《山海經》成書時代的論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經〉成書時代》(《語歷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陸侃如《論〈山海經〉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1辑,1962年)、翁銀陶《〈山海經〉作於楚懷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过論討,大多數學者認定的《山海经》成書時間在東周至漢代之間。不过,也有人認為“本書成書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認为“《山海經》的相對年代以儒家所說堯舜時期較為準確,即夏代建立以前,約在公元前21世紀”(註: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經》地理範圍的討论十分活躍,眾說叠起且相差惊人。大致說來,本世紀发表的論點可以歸納為三類:一是傳統的華夏說,二是局部小區說,三是世界圈说。

  传統的華夏說認為,《五藏山經》的地理範圍,“從所提到的山名來看,東邊達到東海之滨的會稽山,西邊提到了新疆的天山;從所描述的地理環境來看,北邊似乎越過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亞,南邊似乎到了江南”(註:赫維人:《淺談〈五藏山經〉》,《雲南師大學報》1985年第1期。)。《海經》描述的地理範圍則可遠及朝鮮、日本、中南半島和阿富汗、俄羅斯等鄰國。持傳統觀點的學者對《山海經》的地理内容作了詳細的考訂,如譚其驤《〈山經〉河水下遊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經地理考釋》等五篇(載《東方杂誌》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域範圍很小,只及中國境內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認為《海經》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東省中南部以泰山為中心的地域。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一書認為,《山海經》記述的是雲南西部東經101度以西,北緯23度以北縱谷地區的地理,書中的古昆侖山即今雲南納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雲縣縣城以北、高黎貢山以東、金沙江以南橫断山脈地區。作者還利用地圖比例,換算出《山海經》裏距为今日華裏的3.4%左右(註:扶永發:《神州的發現》,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區說相反,有些学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理事物遠及非洲、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學者也持這一觀點。

  国人《山海經》地理範圍世界圈說可能發端於梁啟超、蘇雪林的中亞西亞說,本世紀7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認定《山海經》某些部分相當準確地描寫了北美大陸,以及近年來在南美洲等地发現中華古文化遺物從而推論中國人最早到達美洲,這些事實支持並推動了世界圈說的提出。

  梁啟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經蓋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写以華言”(註: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教與中国文學》,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蘇雪林認為《山海經》所述海內外的海實際指黑海、裏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經》“是兩河流域的地理書”,在戰國時由波斯學者攜來中國(註:《屈原與〈九歌〉》,《屈原評傳》1978年版第107頁。)。國外有的學者也主張世界圈說,如法國学者維寧認為《海外東经》、《大荒東經》所寫“好象都是圍繞著科羅拉多大峡谷的地區,但沒有計算裏程”,“第四卷《東山經》的記述與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灣地區有關,有明確裏數”(註:《無名的哥倫布或慧深與阿富汗族之佛教團於五世紀發見美洲之證据》。)。為世界圈说註入活力的還有考古发現。近幾年,在美洲發现了反映軒轅氏的虎皮畫和殷商文化遺跡乃至寫有汉字的實物。

  《山海經》地理範圍世界圈說推出了不少論著。宮玉海《谈談如何揭開〈山海經〉奧秘》(《長白論壇》1994年第3期)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作,該文對《山海經》一些地名作了闡釋,地域涉及今歐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該文還認為,“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大陸時,就是《海内經》時代”。此外,胡遠鹏《〈山海經〉揭開中國及世界文化之謎》(《淮阴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經〉和中華文化圈》(《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達了與宮文相同的觀點。焦國標《〈山海經〉空間之謎解析》(《信陽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一文為《山海經》蘊涵的國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釋,認為《山海經》是“我們民族自其初始至書成所有時代中保留於記憶裏的經歷(历史、地理、聞見、見解等)的殘存者,漫長時代中繁復的經歷代代相傳至《山海經》成書時的‘記憶’,必然有久遠和錯雜兩大特點”,該文認為《山海經》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內的“記憶”材料是先民東遷时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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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除了上述《山海經》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時代、《山海經》的地理範圍等傳統論題外,本世紀《山海經》全方位研究還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歷學、藥學、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乃至音樂學等方面的新論題。

  1905年,劉光漢在《〈山海經〉不可疑》(《國粹學報》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書的科学性。30年代,學者已開始探討《山海經》的科学價值。何觀洲《〈山海经〉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鄭德坤(《〈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書後》(《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經》一書某些科學解釋問題,鐘敬文《〈山海經〉的醫藥學》則是從医藥學角度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張貽俠《〈山海經〉——世界上最古老的礦產地質文獻》(《光明日報》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經〉与鐵》(《社會經濟史的諸問題》,《森嘉兵衛教授退官紀念論文集》1969年6月)等論文發表。

  80年代以後,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題材逐漸广闊,學者的註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学、歷學、生物學、古人类學、考古學、音樂學等各個方面。孫培良《〈山海經〉拾证》(《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誌鈞《〈山海經〉荣草釋》(《中華文史論叢》第15辑,1980年3月)、蓋山林《陰山巖畫與〈山海經〉》(《内蒙古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经〉中的渾天說》(《歷史地理》第8輯,1990年)、陳國生、黄蔭歧《〈五藏山經〉記載的植物地理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刘恭德《試論〈山海經〉與遠古氣候史關系的若干問題》(《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謝因《〈山海經〉與現代科学》(《讀書》1981年第8期)、吉聯杭《〈山海經〉远古音樂材料初探》(《中国音樂》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經〉與古代新疆歷史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這一類論文的代表。

  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長达10余萬言,堪稱《山海經》全方位研究論著,該著除了討論传統論題以外,還探討了一些新論題。呂氏的新論點涉及到《山海經》按南西北東的順序與距今三、四千年前北鬥星類似順時針方向旋轉有關,日月運行二十八宿與歲星(行星,一般指木星)運行,太陽黑子及假日,季風的認識,日出日落雲霓以及反影的觀測,流星与雷暴等異常天象,測天量地,極光和極晝極夜等等。

  全方位研究对於破譯《山海經》並認識此書的科學價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羿(堯)射十日可解釋為當時世界性溫熱氣候和局部地區的幹旱給人們帶來的災害,以及偶然出現的空氣中晶體反射顯示的太陽幻影產生的多日假象,在原始人頭腦中產生的強烈印象所逐步形成的神話;大量人獸禽魚組合的怪獸奇禽和神異功能通過考古資料——如史前人巖畫等的分析可以解釋為上古狩獵先民動物崇拜之衍化,等等。

  20世紀《山海經》全方位研究累累碩果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验。盡管目前《山海經》研究在某些論題上學者的認識還不一致,但是可以斷言,隨著各學科不斷發展和《山海經》研究的逐漸深入,這部曠古奇書的全部“破譯”之日一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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