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不同 實質未變——也談羅、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傾向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唐富齡 王旻
上傳時間:2008/8/7 11:35:00

《三國誌通俗演義》中的曹操形象,分別在與十常侍、董卓等和與劉備等的價值對比中,形成了獨自的性格體系。當這種性格的有機组合體已經完成,並在作品结構中定位以後,後人對作為由無數情節與細節組合而成的性格發展史的點滴增刪,不可能使之在實質上改變人物性格的主要導向,因而也不會出現兩種版本、兩個曹操的問題。毛綸、毛宗崗父子在對該书進行修改、評點時,沒有改變羅本的結構框架,沒有將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進行變性處理。雖然強化了正統觀念,但藝術邏輯始終置於首位。片面誇大個別改動對形象的實質影響,誇大诗文評語對形象本身客观意義的幹預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頗。

  我國古代幾部第一流的長篇章回小說,大都存在由於版本不同而引發出來的對人物形象評價的分歧意見。其中,經過毛綸、毛宗崗父子增刪潤飾並加以評點的《三國演义》(後文均稱毛本),與現已發現的一度被認為最接近羅貫中原本的《三國誌通俗演義》(後文均稱罗本)中的曹操形象,到底有哪些差異?這些差異是否導致了形象本身的質變,從而出現了兩種版本兩個曹操的現象,曾引起學術界的争論。拜讀有關宏文偉論,受益良多,同時也覺得在有些问題上還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因為它不只是對《三國演義》兩種不同版本中的曹操形象的具體評價問題,也涉及對其他小說中類似現象進行研究時某些帶有共同性的問題。故略申愚見,以求教於專家們。

  任何一部經過他人增刪潤飾的长篇章回小說,特別是象被金聖嘆腰斩的《水滸傳》、由高鶚續成全帙的《紅樓夢》那样的小說,都必然會這樣或那样地滲入增刪潤飾者的思想傾向与審美追求。不過,一般來說,這种思想傾向與審美追求的滲入度,必須控制在不違背原著的整體構架和基本藝術邏輯的範圍之內。否則,就不是屬於正常的增刪修飾,這主要指两種情況,一是借雞下蛋,即借原著中某些情節或人物為引線,或以原著的基本精神為指導,生發開去,另行創作,如《水滸傳》的續書《水滸後傳》、《後水浒傳》,《西遊記》的續书《西遊補》、《後西遊記》等等;另一種是因不滿原著而做翻案文章或歪曲文章,寫成小说,如俞萬春的《結水滸傳》(《蕩寇誌》),完全是反《水滸傳》之道而行之;必令生旦當場團圓的種种《紅樓夢》的續書,則對原著精神任意加以肢解歪曲。上述兩類非正常的續書,不是本文要討論的範圍。本文所要探討的,是那些與原著发生共振的增刪修飾問題。所謂共振,是指經過增刪修飾後的版本,與原著相比,至少在客觀上没有改變原著情節結構的基本框架和發展邏輯,也沒有改變原著中人物形象的主導性格傾向。被腰斬成七十回的《水滸傳》,也許體現了金聖嘆認為一百單八將不配受招安的思想;也許金圣嘆平添盧俊義驚惡夢的尾巴,只是一種掩飾,他正是要在這種掩饰下,斬去他所不願見到的招安結局和宋江的叛變行為,使這一形象顯得高大一些。但不管評論家持何种見解,都無法改變腰斬本所提供的客觀邏輯: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既是梁山義軍發展的項點,同時又是走向失敗的起點。宋江在這時重又提出的“望天王降詔早招安”的思想路線,雖遭到李逵等人的公開反對,但根本無濟於事。這條路線的发展邏輯向人們提出:義軍的失敗迟早必然出現,悲劇的結局是无可避免的。至於是象金聖嘆所设計的那樣被斬盡殺絕,抑或是像原著那樣接受招安,最後落得個兔死狗烹的結局,都沒有背离前七十回情節發展的必然邏輯。至於宋江這一形象,雖然由於腰斩而避免了他親自毀壞梁山根據地的有關描寫,但並不能改變他思想性格中“權居水泊,專待招安”的根深蒂固的一面及其所顯示出來的發展邏輯。因此,金聖嘆腰斬《水滸傳》,不管其主觀意圖如何,在客觀上並沒有將一個具有反抗與妥協雙重性格的宋江,“斬”成为一個徹底叛逆的農民起義領袖形象,而沒有被腰斬的宋江形象,也不過是最終完成了前七十回中這一形象的必然发展邏輯罷了。

  再看《紅樓夢》的有關情况。被高鶚續成的百二十回本《紅樓夢》,與曹雪芹未完成的前八十回相比,雖然由於各種原因,所續成的後四十回的確难與原著完全相符,但從整體格局和主要人物思想性格來看,高鶚是力求續到能與原著融為一體的。在曹雪芹的原始構思中,也許不會有寶玉中舉,蘭桂齊芳之類情节,但寶玉懸崖撒手,贾府獲罪被抄以及諸金釵的各種悲劇結局,在總的發展趨向上,是不違背原著已展示出來的“千紅一窟(器),萬艷同杯(悲)”的悲劇邏輯的。雖然,探佚學專家們可以根據內證外證,推論出後四十回中不少可能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甚至是歪曲了原著精神的情節。但平心而論,在一般並不苛求的專業工作者的眼下,特別是在廣大讀者的心目中,雖然會有人憑著藝術的直觉,感到後四十回的藝術韻味遠不及前四十回,但大都把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當成一個整體來進行欣賞與研究,而且不會感到在情節上有太多的枘鑿不入,更不會觉得在前八十回中活動著的人物,一到後四十回中便都走了樣,甚至變得面目全非;或者反过來說,如果沒有後四十回中的有關續筆,前八十回中的一些人物在整體上將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因而將曹雪芹的原著前八十回與高鶚續成的百二十回本相比,便會出現兩種版本,兩個寶玉、兩個黛玉、兩個寶釵等等的問題。我們不贊成這樣的分析方法及其所推導出來的結論,因为長篇小說情節發展的邏輯体系和人物性格的發展逻輯,是由無數情節和細節進行有序組合而成,其主要情節的走向和性格的主導傾向,只能由其中的大多數因子來決定,個別情節與細節的變異和与原著的枘鑿不入,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原著的局部面貌,但難於在實質上改變原有走向和主導傾向。因此,我們在研究上述作品不同版本中人物形象的區別時,千万不宜抓住某些具體情節或細節的不同,以作出置整體傾向於不顧的结論。明乎此,我們再來評價羅、毛本中曹操形象的異同,就比较容易獲得解決問題的參照系了。

  羅本與毛本的區別,不存在像《水滸傳》或《紅樓梦》那樣幾十回地被砍去或续上幾十回的問題。其特点是毛綸、毛宗崗父子在保持羅本大小框架的前提下,对羅本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增刪潤飾。羅本虽然傾註了羅貫中的畢生心血,堪称集三國故事之大成的傑作。但由於在將歷史素材與民間創作揉合进行藝術加工的過程中,對某些素材的利用還缺乏明確認识,因而難免存在取舍不嚴、錘煉不夠之處。這就为毛氏父子留下較多的可供增删潤飾的用武之地。另外對於羅本的思想傾向,毛氏父子當然有自己的看法,在潤飾中也會自覺地將其滲透进去,並因此而涉及到某些情節的增刪和改動。其間虽然有得有失,但總的來說,經過毛氏父子修改後的《三國演义》,其倫理價值觀念和审美追求,在大方向上是与羅本基本一致的。雖然,細加審閱,也會發現二者存在諸多不同處,但從全書看,那只是大同中的小異,而不是大異中的小同,從藝術上看,則使原著增色不少。這就是為什麽毛本一出,就能迅速廣泛流傳,而羅本倒從此較少受到人們註意的主要原因。那麽,毛本是怎樣對羅本進行加工改造的呢?這種改造的結果,是不是出现了兩種《三國》,兩個曹操的現象呢?為了弄清這一問題,我們必须先對羅本中的曹操形象進行比較全面客觀的分析,然後才有可能評論毛本在修改中的得失。

  眾所周知,一個蘊含豐富的文学典型形象的構成,是他或她的全部言行的有機組合,也是作為性格發展歷史的情節的有機组合,單個的情節與细節,單個的言行與性格因素,只有融入這井然有序的機體中,才有它存在的價值。在無數的情節與細節、無数的性格因素的有序组合過程中,形成了性格的复雜性及其主導面與多側面,同時也在書中眾多人物的相互關系中,形成了各種对比參照系數。而當這種格局確定之後,對其中個別情节與細節和個別言行的增刪變換是不可能使形象在根本上發生移位的,更不是某些插入書中的詩文評論所能改變這種定型了的格局的。雖然,我們並不排斥這些改動在某種程度上對人物性格某些方面所起的強化或弱化作用,但只要是在主要方面保持著原著基本情節的框架,保持原著人物性格中的核心因素,就決不可能由於有限的增刪潤飾而使同一人物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类型或典型,這就是我們分析羅、毛本曹操形象異同的基本觀點。

  从羅本中構成曹操形象的全部材料來看,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是對其性格特征的高度概括。而羅貫中所認識和所要表現的曹操,是在漢末天下大亂、群雄角逐中的曹操。雖然在作品中並沒有抹煞其作為能臣的某些因素,但其性格的主導面是典型的奸雄性格。從羅貫中體現在《三國誌通俗演義》中的主要觀點來看,所謂奸雄與能臣的區別,在論理價值觀念上是著重於看其是否維護漢王朝的正統地位。對其“能”与“奸”的具體描寫,也以此為標準而呈現出階段性特點。大致地說,羅本中的曹操,是被作者置於兩個价值系統的對比中來完成的。一是在漢末分崩离析的政局中,以參與镇壓黃巾起義、謀誅閹豎、興兵讨伐董卓等事件為線索,構成了曹操與十常侍、董卓、呂布、李榷、郭汜等人的對比。在這一對比中,曹操是以剿戮黃巾軍和討伐“遷天子,徙百姓”的亂臣董卓等和以維護漢王朝統治的功臣的身份出現於作者笔下的。以此為基點,又有曹操與袁紹、公孫纘、孫堅等屬於阶段性同路人之間的對比,在這一對比中,他是以“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暗藏韜略”的具有兩重性的傑出人物的身份出現的。在這一由兩方面的對比所組成的價值系統中,作者對曹操雖非沒有微詞,但總的傾向是褒揚多于貶抑的。當紛紛攘攘的群雄角逐局面逐漸走向三國鼎立之勢的時候,曹操也被逐漸拉入了另一價值對比系統之中,那就是與孫权、劉備特別是與劉備的對比。在这一對比中,才能的對比仍是重要因素,但已不存在前一對比中的那種巨大反差,而是構成了一种等量級的對比,這正如卷五“青梅煮酒論英雄”中,曹操在批倒天下英雄豪傑之後對劉備所說的那样:“方今天下,惟使君與操耳。”针對兩人在這一輪攻心戰中的智能較量,作者議論說:“曹操雖奸雄,又被玄德瞞過。”在這一價值系統的對比中,評價是非功過和表達感情傾向的主要標準仍然是上一輪对比標準的延續與深化。也即是以是否忠於漢王朝的正統地位,是以仁義保天下、治天下,還是以奸雄奪天下、馭天下的對比,正如卷十二“龐統獻策取西川”時劉備自我總结的那樣:“今吾與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劉備以皇叔的身份與曹操爭天下,這在作者看來,他在政治上、道義上無疑是居於上風的。

  從《三國誌通俗演義》情節描寫的客观情況來看,劉備並不是全然不玩弄權術的忠厚長者,真是那麽忠厚,他就無法在政治風雲與殘酷的軍事鬥爭中站穩腳跟;曹操也非處處奸險狡詐,事事急功近利的泡沫人物,否則,他就不可能延攬那麽多文韜武略的人材,就不可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打敗袁紹,平定北方,就會成为誌大才疏的袁紹或殘暴專橫的董卓之流,而不可能成為三國鼎立之中的強者。不過,從總的傾向來看,作品的確很註意突出劉備的寬厚仁義與忠於漢室的忠貞品格,使之成為其性格的主導面因素。對於曹操,則通過許田射獵,殺害皇室功臣,挾天子以令諸侯,並以各種方式和名目殺害跟隨自己征戰多年的各類人物——從近侍、倉官到主簿楊修、刺史劉馥乃至高层謀臣茍彧等,使這些人都成了他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祭品,至於借刀殺禰衡,疑忌殺华陀,也是作者對其性格刻畫所用的誅心之筆。當這些因素在實质上大量滲入其才略之中時,便構成了他作為亂世之“奸雄”的性格主導面。在這一點上,罗本是毫不含糊的。在作品所客觀展示出来的與劉備相對比的價值系统中,離開了曹操的才略来談論他的“奸詐”,或离開了“奸臣”的特點來強調其才略,都不符合由整體情節所展示出來的曹操性格的構架。虽然,由於種種原因,在羅本中有若干描寫曹操的情節與對他的評議存在自相矛盾的情況,但這類局部矛盾,並不足以使占主要地位的情節傾向出現根本性的移位,但卻為後來毛本的修改提供了依據,這點後文將要論及。這裏必须強調指出,恰恰是在上述兩個價值對比系統中,毛本完全繼承了羅本的基本精神,由於只是在這種基本精神的框架內增刪潤飾,因而也就不可能導致曹操形象主導面的質變。

  下面且看在第一个價值系統對比中,毛本對曹操的态度。在第四回寫及曹操自告奮勇,獻行刺董卓之計,王允为之酌酒壯行等時,毛本批曰:

  袁紹致書,孟德獻刀,一樣憤激,而操更壯。

  寫得慷慨動色,仿佛荊卿渡易水時。

  当曹操奮力截殺董卓,兵敗而歸時,毛批曰:

  此敗非操之罪,眾诸侯之罪也。

  曹操此一戰,雖敗猶荣。

  第五回寫虎牢關大战,關羽自告奮勇,欲斩華雄,袁紹以其為弓馬手而加以蔑視,曹操急止之,教人斟下熱酒,讓關羽飲酒上馬殺敵。关羽立斬華雄之後,操又暗使人赍牛酒撫慰當時地位很低的劉、關、張三人。對此,毛本批曰“阿瞞的是可兒。”當曹操在飲宴間慨嘆“吾始興大義,为國除賦……以順誅逆,立可定也”之際,而眾諸侯“遲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竊耻之”(第六回)時,對於曹操言談間所申述的如何平定董卓的計謀策略,毛氏頗為贊賞,批曰:“所言的是良策”。從諸如此類的批语可以看出,毛氏雖在整體傾向上貶抑曹操,但對他在这一階段的所作所為,仍然在某些方面有選擇地加以肯定。它至少可以說明,毛氏父子在主觀上,並無意於不顧原著的基本情節框架,一股劲兒要把曹操的正面因素全給刪削抹煞,因而在第一個價值系統的對比中,曹操形象是沒有也不可能被毛氏父子改得正負相反、面目全非的。至於在與劉備相對照所構成的價值系統中,毛本的修改,是否會使曹操形象完成了由英雄到奸雄的质變,則需要將增刪情況進行全面的客觀對比分析,才能得出较為符合實際的結論。

  據不完全統計,毛本對罗本的增刪修飾,大至對個别情節大刀闊斧地增削,小至對個別字句的改動,不下千百处,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與曹操形象有關,而這有關部分中的重要者也有六七十處之多。從這些重要增删處看,有刪削曹操正面因素的地方,也有增加其正面因素的地方;既刪去了某些貶抑他的負面文字,也增添了一些貶抑他的負面文字,決非一味只删正面因素和平添負面因素。这些增刪修飾,或出於艺術上的考慮,或著眼於思想上的褒貶,或二者兼而有之,需要進行全面分析,而不能只强調某一面,而忽視與之相連的另一面。

  從藝術處理角度來看,小說的傾向性“應當從场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点出來。”這是絕大多數有成就的作家自覺或不自覺遵守的基本創作原則。我國古代優秀小說,就其主要傾向來看,也莫不如此。但由於傳統教化觀念的滲入,民間說书形式的影響,在我國古代小說中,在以形象感人的同時,也往往程度不一地插入某些詩文形式的評語。這類評语中,有的與情節的發展融為一體,有利於表達作者的是非觀念,但過多地特別指點,也會起著阻碍情節脈絡暢通的消極作用,而那些掉書袋子、炫耀才學和與情節發展不大相幹的評語,更是破壞藝术完整性的贅疣。這種情況,在羅本中也存在著——它在通過情节描寫來表明傾向的同時,又不厭其烦地大量引用詩文或用敘述者的語言來評頭品足,而且有不少前後重復或互相矛盾之處。對此,毛本作了大刀闊斧的刪削加工,这無疑有利於更多地讓形象本身來表明自己的美醜善惡,有利於提高作品的藝術水平。這類刪削修飾,並不一定純然是出於修改者的褒貶態度。比如羅本卷二《劉玄德斬寇立功》中對曹操出場時的一段概貌性描寫,毛本只保存了“為首閃出一將(羅本作“英雄好汉”),身長七尺,細眼長髯”這兩句外貌勾勒的內容,刪去了對其才能的介紹:“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赵高、王莽少縱橫之策,胸內熟諳韌略。”這段把他既比齊桓、晉文,又比趙高、王莽的話,不過是同一節中所寫許劭對他的评語“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的具體化,刪之既使文字簡潔而意不相重,又不影響作者的褒貶態度,還避免了敘述者的特別指點,刪掉有什麽不好呢?在袁紹、孫堅、周瑜以及其他許多人物出場時,羅本都有類似的套語介绍,毛本不管其傾向如何,大都予以刪削,足見其主要是從藝术表現著眼的,並不完全是出於貶抑曹操的需要。如果真是這樣,那麽,羅本在《曹孟德許田射鹿》中,借伏完之口,大罵曹操“真乃趙高也”,這該是正中毛氏父子下懷之語,但也被毛本刪去,又作何解釋呢?又如羅本《夏候惇拔矢啖晴》中,在寫及郭嘉论操有“十勝”,紹有“十敗”之後,緊接著又寫荀彧論操有“四勝”。“四勝”的內容並未超出“十勝十敗”的範围,毛本刪去“四勝”,完全是為了避免累贅重復。

  這類主要從藝術提高角度著眼的刪繁去重之處,雖然也涉及思想上的褒貶,但這一修改原則并不只是用於曹操,也同樣用於曹操的對立面形象。比如,羅本卷五《曹公分兵拒袁紹》中寫及陳登勸劉備寫信向袁紹求救,以敵曹操,劉備顧虑自己不但與紹無恩,而且還並了他的兄弟,紹將拒絕求助。陳登便建議劉備向鄭玄拜求書信,然後差孙乾送往袁紹處,接著有如下一段描写

  紹覽(鄭玄書信)畢曰:“劉備滅吾兄弟,當復其仇!”孫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從耳。”紹曰:“吾聞玄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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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寫袁紹閱信后,先是表示拒絕,並聲稱要向劉備復滅弟之仇,經孙乾輕輕一說,其態度便來了個180度大拐彎,決心發兵相助,這就顯得有點不合情理,而托鄭玄寫信求助的事,也似可有可無。對此,毛本第二十二回改為

  紹覽畢,自忖曰:“玄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鄭尚書之命,不得不往救之。”

  這樣一改,指出了袁紹由不願相助劉備到不得不相助的原因,是礙於鄭玄情面(當然也有其內心深處的個人打算),便顯得情當理合了。毛本改動後,加批語曰:“袁、劉素不相親,卻用鄭玄聯絡之,事出意外。”这實際上是說明他之所以要如此修改,主要是出於藝術上的考虑。如果只是為了貶曹褒劉,大可把羅本中袁紹贊揚“玄德世之杰士”這類話保存下來,以光大劉備形象,但畢竟没有采用這種硬塞的辦法,可見毛本是比較重视藝術上的斟酌的。

  還有一種值得提出來的現象,那就是毛本為了褒劉,對刘備屬下的人,也往往褒之,這當然反映了毛氏父子的思想傾向,但這也不過是對羅本中原有傾向的強化,而且也並非不加選擇的一律強化,如羅本卷三《劉玄德北海解圍》中寫劉備與管亥對陣時,对關羽有這樣一段描寫:

  太史慈卻待向前,一匹馬早先飛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讀《春秋左氏傳》,武使青龍偃月刀。雲長徑取管亥。兩馬相交,眾軍大喊,正如燕雀之物,而慕沖天之棲;大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勢不可为也。量管亥怎敵雲長,數十合之中,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

  這段文字,毛本刪改如下:

  太史慈卻待向前,云長早出,直取管亥。兩马相交,眾軍大喊。量管亥怎敌雲長,數十合之間,青龍刀起,劈管亥於馬下。

  兩相对比可以看出,毛本將羅本中赞揚關羽文武全才和形容關、管對陣时褒關抑管的文字全給刪去了。這当然不是不願意褒揚關羽或有意削弱對他的褒揚,而是為了避免那些落套的介紹,並使文字簡潔化。羅本中這類落套文字所包含的內容,在對關羽一生的描寫中,於他處多有所見,沒有必要在這裏重復,致成贅疣,由此也可以推求,毛本刪削某些在羅本中褒揚曹操的地方,也不一定僅是為了貶曹。不承認这點,也就失去了評價毛本刪削劉、關等人正面因素的對等原則,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双重標準之中。

  當然,正如前文已經提及的那樣,主要從藝術著眼的增刪修飾,最終也会或多或少地影響到思想內容的表達,但它與純粹出於思想褒貶的增刪畢竟是有區別的。這種情況,也體現在毛本對羅本某些詩文评語的增刪修飾中。《三國誌通俗演義》作為一部长篇章回小說,就羅貫中加工整理的原始依據來看,其中當包含着民間傳說成分、根據史書進行藝術加工的成分和直接引用史書的成分。這三種成分的融合滲透,既非完成於一時一地,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正如前面已提及的那樣,羅貫中在進行加工創造的過程中,虽然在宏觀上有自己的主心骨,但有時也不免陷入莫知所擇的惶惑之中,於是便不可避免地把某些見仁見智的認识反映到作品中來,這在引用他人詩文評語上顯得尤為突出。對此,毛本進行了大量的刪改,其間固然直接表明了毛氏父子對某些人和事的主觀态度,但又並不盡然。從對曹操的評價來看,直接表明这種態度的,莫過於对在曹操死後羅本所引詩文評語的刪改。在羅本卷十六《魏太子曹丕秉政》中,除引用司馬光、陳壽等赞揚歷史上曹操的功德等評語外,還引用了前賢以及唐太宗、晁堯臣等的詩文評語,它們的是非褒貶视點各不相同。照搬這些文字來評論經過藝術加工后的曹操形象,就難免显得堆砌累贅和莫衷一是了。毛本第七十八回刪去了司馬光等史論中的評語,並綜合四首詩文的内容,改寫為《鄴中歌》,以表明对曹操“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的看法。這樣修改,既把原詩中兩种截然相反的評語調和成为代表作者觀點的看法,也避免了堆砌累贅之弊,這在藝術處理上無疑是成功之筆。

  有的刪削,孤立地看,似是為了貶曹,但聯系全書来看,又不盡然。比如,曹操死後,羅本所引司馬光和陳壽高度評價曹操的赞語,全被毛本刪去。看來,這似乎是大刪曹操正面因素。但劉備死後,羅本在《白帝城先主托孤》中所引陳壽肯定劉備的話:“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焉……。”同樣被毛本刪去;罗本在《劉玄德敗走江陵》中,引用了習鑿齒盛贊劉備的一段話:“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也被毛本刪去。如果毛氏父子只是一味熱衷於褒劉貶曹,大可以删此而留彼,以突出劉備的仁德。但竟一視同仁,全予删削,看來還是從藝术表現角度來考慮的。這一情況,還可以從對評價孔明、關羽、張飛等人的詩文的刪削中得到印證。羅本卷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中,孔明死後,引用了陳壽等十余人盛贊歷史上孔明的詩文,幾乎成了弘揚孔明功績的詩文選。這樣暫停情節的運行,不厭其煩地轉引歷代人的詩文來為孔明唱贊歌,固然表明了作者對他的崇拜,但對於情節結構的疏暢、紧湊顯然是有損的。對此,毛本大刀闊斧地加以刪削,只留下白樂天“先生晦跡臥山林”、元微之“撥亂扶危主”以及杜甫“長星昨夜墜前營”三詩。這三首詩,一以當十,完全可以涵蓋孔明一生功績。這樣處理,在藝術上顯勝羅本一籌。羅本卷十七《範強張達刺張飞》中寫及張飛死後,作者引用了六篇詩文來評議張飛,毛本刪去五篇,也起到了與刪削評論孔明的詩篇類似的作用。

  另外,羅本中的人物對話,有時引經據典過多,掉書袋子過甚,某些書劄、文告,冗長拖沓,或照搬史書,其中也有涉及曹操形象的內容,凡此種種,毛本都力求改得簡潔明了,這也主要是從藝術著眼的。

  嚴格地說,羅本中的这些詩文評語及毛本對它的增删修飾,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已由大量的情節与細節描寫所完成了的曹操形象,而曹操形象本身的基本傾向,羅、毛本又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從某種意义來說,這類第三者口吻的指點評議,與讀者的批評是相似的。它與對作品本身的增刪修飾,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碼事。作为評點者,他們可以直接表現其帝蜀寇魏、褒劉贬曹的鮮明傾向。作為增刪者,雖然也會將主體意識滲入其中,但畢竟只能在尊重羅贯中筆下藝術形象本身邏輯的前提下去增刪潤饰,否則,就會顯得不伦不類,就不如另起爐竈去創作一部同題材的小說。要將一個在羅本中已經定型了的完整的曹操形象,通過增刪修飾而變成一個与原傾向完全不同的形象,而又不改變全書的整體構架和书中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也不大刀闊斧地改變曹操形象自身的許多重大活動和言行,那是難以思議的事。當然,從接受美學观點來看,這類評點,也是那些歷久不衰的文學作品其所以獲得生命力的因素之一,但畢竟改變不了作者在情節描寫中,通過语言符號所明確表示出來的客觀傾向性。無庸置疑,毛本在修改过程中,自覺地強化了羅本中原有的正統觀念,但毛本并沒有因要強化正統觀念而忽視藝術邏輯的合理性原則。与此相連,它對詩文評語的增刪,雖然也融入了屬於正統觀念的主體意識,但藝術原則的制約仍然是第一位的。看不到這一點,就容易脫离整個形象的具體描寫,片面誇大诗文評語對形象本身所體現的思想傾向的幹預作用。

  從思想褒貶的角度來看,我們不仅必須對增刪的內容进行全面分析,而且在考慮為什麽如此增刪時,仍不宜忘記藝術邏輯的作用。

  客觀地對照羅、毛本的異同,就不難发現毛本對羅本的修改,在不少地方是有利於顯示曹操的正面因素和隱慝其負面因素的,它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刪貶曹詩。如在写及曹操師敗淯水、車胄被殺、許攸被殺以及大宴铜雀臺(二詩刪一)等情節後,羅本都有詩直接或間接貶曹,責其“奸雄世莫同”“窮奢极侈興群怨,詐力欺天天肯眷”等,全被毛本刪去。二是刪貶曹語,如羅本《青梅煮酒論英雄》中,當刘備將驚雷失箸事掩飾過去後,作者評論說:“曹操雖奸雄,又被玄德瞞過”,又讓劉備對關、张說:“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这些都被毛本刪去。又如羅本在《曹孟德忌殺楊修》中,指責曹操“平生為人,雖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於己”,毛本刪去了這段話。類似情況,還可舉出一些。三是刪贬曹操情節或增加褒曹操情節,前者如羅本《曹操勒死董貴妃》中,寫操“將與董承來往者黜退,重者責入逆黨論。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外大小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毛本刪去了這段交代。後者如陳琳為袁绍作檄討曹,辱及曹操父祖。但陳琳被俘後,操怜其才,不念舊惡,仍用為從事。這段有利於表現曹操“大度”的情節,是由毛本增写的。

  當然還要看到,毛本也相應地從上述幾個方面刪削了羅本中的一些褒曹成分和新增了貶曹內容,其重要者,大都已為有關文章所指出,這裏不再贅述。雖然,經過毛氏的修改,貶曹成分比羅本更強一些,但總的来說,毛本仍然保存了羅本中曹操形象的“廬山真面目”。

  我们在對曹操形象進行定位分析时,如果只強調了毛本删去羅本中曹操正面因素的一面,而避談其刪去曹操負面因素和增加他正面因素的另一面,就無法使人看出羅本和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全貌及修改者的全部態度,從而容易給人這麽一種印象:羅本中曹操形象的主導面是好的,但因毛本的刪削,使之變成了一個主導面是壞的典型。如果我們全面地來分析這类刪削,結論就不會這樣了。比如,羅本寫曹操攻破下邳後,有“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白門曹操斬呂布》)的話被毛本刪去了。如果我們只是強調刪去了這兩句有利於曹操的話,而沒有同時指出毛本在第十九回中,將這兩句話改寫為“曹操入城,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這一事實,就難免失之偏颇。如將二者客觀對比一下,就不难看出,不僅“出榜安民”幾字包含了不擾良民之意,而且使前文所寫曹操決沂、泗之水以掩下邳的描寫有了交代,彌補了羅本在這一點上的疏漏。又如,羅本在同一節中,写陳宮被俘,不願降曹而請出就戮時,“操起身而送之……與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毛本將這一段改為“操起身而送之……謂從者曰:‘即送宮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两相比較,羅本的分量雖然重一點,但很難說有原则區別,更不會因這種區別而使曹操形象的色質發生由紅變黑的根本性變化。

  毛本在涉及對曹操形象增刪問題的重要之處時,刪褒增貶與增褒刪貶的正負處理,比之羅本來看,雖呈降調趨勢,但對於一部洋洋70余萬言,由千百情節與細節所組成的小說來說,這種降調式的增刪,決不可能使本來不失英雄本色的曹操蛻變成為奸雄的典型,而只可能在局部上起到強化或弱化的作用。如果只是從個別事例出發來強調某一方面,卻又有意無意地忽視与之相聯系的另一方面,是很容易把羅本的基本傾向看歪,而将毛本的降調處理誇大到質變的程度。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探討。

  首先,從對待人才的態度來看,罗本通過曹操哭典韋、厚遇刘備及關羽等情節的描寫,的確反映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在延攬人才方面的某種風度。如果作品僅僅是強調了這一面,我們当可視其為唯才是舉,求賢若渴的具有博大胸懷的政治家。但當我們看到作品中大寫特寫曹操傲睨和忌恨乃至殺害人才的許多情節時,特別是感到這一面比前一面寫得更為生動形象时,就不宜拋開這被作者更為強調的後一方面而去片面肯定其前一方面了。而應當從兩方面的辯證聯系中去寻找為作品本身所顯示出來的曹操形象的主導面。且以厚遇劉備一事為例來作一分析。为了說明問題,無妨先簡述一下羅本中的有關情節:先是劉備在徐州时,曹操企圖用“二虎競餐”和“驅虎吞狼”之計消滅劉備、呂布等人,均未獲逞。後呂、劉反目,劉備投奔曹操,荀彧等勸其殺劉備以除後患,操不同意,認為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因而資助劉備,使配合攻呂。劉備被呂布打敗后,再投曹操,漢獻帝便趁机認劉備為皇叔。這时,荀彧等又建議除備。操說:“玄德與吾結為昆仲,安肯向外耶?”還針對刘燁的看法,胸有成竹地說:“好亦交三十年,惡亦交三十年。好惡吾自有主意。”然後一方面與劉備同輿共席,“恩若兄弟”;另一方面又“青梅煮酒”,進行試探,並作出了“玄德為無用之人”的错誤判斷。在這種情况下他才讓劉備帶兵外出“截擊”袁術。及至發現受騙,又立即派人追趕。當許褚復命,转述劉備挑撥曹操與郭嘉等人關系的那番話時,操又轉責郭等。及至郭等提醒他又被劉备瞞過時,他才笑著說:“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乎。不罪汝等,汝等勿疑焉。”實际上,正如作品指出,“此是曹公半疑半信”處。

  從上可見,曹、劉間都是互相利用,彼此勾鬥。備之投操,固是“勉從虎穴暫棲身”;操之留備,又何嘗不是在新的情況下對“兩虎競食”、“驅虎吞狼”之計的变通運用。他對劉備作好了“好交”、“惡交”的两種準備,“好”則为我所用,“惡”則另有對策,所以虽可謂熱誠款待,但決非以誠相待。惟其如此,他便外寬內緊,煮酒試探,直到產生劉備無大誌的錯覺后,才任其叛離而去。在追不回來而又“半疑半惑”的情况下,他又順水推舟,“高姿態”地說了那番不予追究的話。而且當他真正明白過來後,便暗令車胄谋害之,並不是任其溜之大吉。因此,與其說這些描寫表現了曹操的恢廓大度、博大胸懷,倒不如說反映了他在與劉備的這輪较量中,機謀還不夠成熟,以至屡被劉備瞞過而失誤。毛本对這段描寫改動頗大,如刪去了關於“好交”、“惡交”及“恩若兄弟”等文學,改寫為曹操認為留劉備在許都,實則在他掌握之內;又如在“煮酒論英雄”一節中,刪去了曹操對郭嘉等人忠諫之言和劉備的挑撥言論所持的將信將疑、猶豫寡斷態度的描写,只寫他雖疑劉備,但認為有自己的將領朱靈、路昭在彼監視刘備,料其不敢變心,因而不再追他。這類改動,雖揭去了曹操恢廓大度的幌子,更不利於說明他的好處,但聯系其平生譎詐多谋,果斷自信的一貫特點来看,倒符合曹操的性格發展邏輯和他在彼時彼地的思想邏辑;因而使人更覺情當理合。這種改動,應該說在藝術上是成功的。

  其次,從對待人民的態度來看,如果我們只看到羅本中寫曹操在征張繡和征袁紹時不許擄掠擾民的號令,以及他用“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話來教育部下的這一面的話,當可視曹操統帥的軍隊是“澤如凱風,惠如時雨”的仁義之師。但如果聯系到他虐民的一面来看,聯系到羅本在这一問題上對劉備的描寫態度來進行對比,又不能不使人感到,曹操的所謂恤民,不過是為了達到自己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己。在這一點上,羅本和毛本描寫的客觀效果基本是一致的。通观羅、毛本全書,凡涉及與人民關系的描寫,對劉備可说是無保留地加以肯定,且有“攜民渡江”的重點情節來突出其“愛民”;對曹操則褒貶相間,著墨也不甚多。作品第一次寫及曹操與人民關系之處,是他為報父仇而興兵討陶謙時,竟遷怒於民,命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殺戮”,因而“大軍所到之處,雞犬不留,山無樹木”(羅本《曹操興兵報父仇》·毛本改後一句為“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殘酷至極。在攻壽春時,他“縱軍入城擄掠……壽春城中,搶掠一空”(羅本《曹操會兵擊袁術》。毛本刪去“縱军入城擄掠”);在對袁戰爭進攻南皮時,因百姓不願為其敲冰拽船,他便命令捕殺百姓(羅毛本同),後雖有所通融,但至少可以說明,他在一怒之下,是可以視民命如草芥的。很明顯,此類情節,都是作者為了揭露曹操的殘民以逞而設置的。但作品又确有幾處寫他關心民事的地方,如征張繡時不準踐踏麥田,攻袁紹時嚴禁下鄉殺人雞犬,不教枉廢民業,讓冀州百姓於后軍就糧以及減免租賦等。這種虐民和“恤民”行為,似屬不可調和的兩極,實際上,“虐”也好,“恤”也好,都統一在“利我”這一點上:徐州屠戮,是報殺父私仇;南皮杀令,是解進軍之急;壽春縱掠,是迎合軍心。而各种“恤民”措施,則是為了樹威信,買民心,以便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攻冀州時,他因禁令使軍民震服,便“心中暗喜”;向襄樊攻劉備時,刘燁建議他“必用先買民心,民心若定,縱兵微亦可守矣。”(羅本《刘玄德敗走江陵》。毛本刪“民心若定”等)這都可以作為他以利己為中心的“恤民”的註腳。

  在曹操的“恤民”措施中,還有一引人注目之處,即倉亭大捷之後,他否定了諸將要求一鼓作气,攻克冀州的要求,堅持要待到老百姓秋收後再采取行動,這無疑是於百姓有利的決定,不宜抹煞其意義。但這是不是為了“恤民”而不顧及軍事上的勝負了呢?(當然也不宜這樣)恰恰相反,他首先考慮的還是軍事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禾稼,他在分析當時的形勢說:“冀州糧食極廣,审配又有機謀,急未可拔。見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廢民業。姑待秋後,取之未晚。”(羅本《曹操倉亭破袁紹》。毛本刪“功又不成”)可見他作出秋後取冀州的決定,是以在军事上“急未可拔”為前提的,當時如果急攻硬取,不仅“功又不成”,而且还會“枉廢民業”,造在不良影響,這就是他當時的完整想法。事實上,從当時的具體情況來看,曹操的分析是合理的。他的決定,正好是否定了将領們那種雖合乎兵書的教條、但不符合當時軍事和政治利益實際情况的要求。至於曹操隨後所說的那段“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話(毛本刪去),不過是為了說服眾將服從他的決定所设的堂皇之辭,即使有“恤民”因素,也不是他作出決定的根本出發點。關於這類描寫,罗、毛本雖互有不利或有利於曹操的異文,但總的來說,毛本並沒有改變羅本在這方面對曹操所采取的基本態度。

  歷史上有建樹的政治家在思考成功之道時,幾乎沒有不知道民心的向背在政治鬥爭這一天平上的分量的。作為漢末逐鹿天下的敵手的曹、劉,都必然會很重視历史的經驗教訓,註意收買民心。這種收買,有的體現在大造舆論上,有的體現在由政策法令等所规定的具體措施上。從這兩個方面的客觀描寫效果及作者的态度來看,曹操的不踐麥田,禁殺鸡犬以及減免租賦等,確屬具體措施。但不要忽視,作品在寫及這些時,大都有玩弄權術的強烈暗示;而在寫及劉備的有關情況時,則采取比較明朗的褒揚態度。而且,写劉備入川之際,“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之。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罗、毛本同)這與曹操的不踐麥田,禁殺雞犬,是沒有原則區别的。曹操撫定冀州時,有減免租賦的措施;刘備屯駐新野時,“政治一新”,人民用“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罗、毛本同)的謠諺謳歌他,其中难道就不包括某種利民措施嗎?因此,用劉備作參照系來看曹操的民本思想,作者顯然是更傾向于肯定劉備的。在這一點上,毛本基本維持了羅本的原貌。

  從整個形象来看,羅、毛本對曹操形象的描寫,都是註意辯證地表現其性格內涵的。既重點寫出了他那“奸雄”的主導面,又能“惡而知其善”,不回避對他某些正面因素的描寫,而且將“惡其醜”和“知其善”這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有機地結合起来,貫串形象的始終,但惡其醜的一面是作為主導面來描写的。因此,在開頭不久便寫曹操殺呂伯奢一家這一使人怵目的情節,這不僅鲜明地體現了作者的創作意圖,也是為後文寫及曹操許多“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行為張本。正如在他出場不久,便寫他發矯詔討董,是為后面寫他某些正面因素張本一樣,正負兩面的描寫,都是必要的。

  總之,實事求是地指出罗、毛本的差異和毛本貶曹傾向更强烈一些,這是必要的。但應看到,這種差異,只是量的增減,遠遠沒有構成質的变化。因此,對羅、毛本中曹操形象的評價,在總的傾向上,只能得出基本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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