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明代臺閣體領袖楊士奇的應制詩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標簽:明代史論文
論文作者: 張紅花
上傳時間:2009/7/3 16:10:00

  關鍵詞:明代臺閣體 杨士奇 应制詩
  摘 要:应制詩向來不受讀者欢迎與學者好評,但筆者認為不同時期或不同作家所寫的應制詩作,應給予不同的理解與評價,如對於明代台閣體領袖楊士奇的應制诗,雖然高唱時代贊歌,但卻不是純粹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和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和時代意義。筆者結合具體作品,從三個層面來解讀这一特點,揭示其創作心理機制及其所蘊涵的特定社會文化意義。
  
  应制詩一般是文人應皇帝之命而作的詩,大都以歡慶盛典、宮廷宴飲、君臣遊樂為主要創作内容,歌頌神功聖德、太平盛世為基調,奉和酬唱、鋪揚景物是其主要的创作方式。凡是朝廷的重臣名相、公卿貴族都不可避免地會创作一些應制詩,如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張說、楊億、歐陽修等都是應制詩的創作高手,甚至李白、杜甫、王維也有這類作品傳唱當世流傳至今。對于應制詩,讀者和學界向來都很反感,認為其粉飾太平、题材狹窄、平庸呆板、毫無生氣等。但筆者認為不同時期或不同作家所寫的應制詩作,應給予不同的理解和評價,而不能一概視作如此。譬如經歷過“開元盛世”的全過程,目睹了肅宗中興之治,又活動於京都上層的王維,他的《奉和圣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优秀應制詩篇就反映了當時積極乐觀的時代精神,展示出意气風發的盛唐氣象,同時顯示出詩人高超的藝術表達技巧,讀來既不呆板泥滯又無平庸膚淺之感。試讀其《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绛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此詩利用細節描寫和场景渲染,寫出了大明宮早朝時尊嚴華貴的氣氛和皇帝的威儀,同時,還暗示了贾至的受重用和得意,这首詩不和其韻只和其意,雍容偉麗,造語堂皇,格调十分和諧。明胡震亨《唐音癸簽》說:“盛唐人和詩不和韵”,於此可見一斑。因此,對於明代臺閣體領袖楊士奇的應制詩,我們不妨也用公正平和的心態來作一番解讀,以拓宽這份文化遺產的接收空間。
  杨士奇(1365-1444),字士奇,號榖軒,江西泰和人,歷事明代四主,在內閣任職長達42年之久,在明初文壇上他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一生著作宏富,有《東裏集》93卷、《文淵閣書目》4卷、《周易直指》10卷、《歷代名臣奏議》350卷,同时他還參與《太祖高皇帝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仁宗昭皇帝實录》《宣宗章皇帝實錄》等大型史書的編修,其中在後三部實录中充任總裁。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在他領導與影響下的明代臺閣體,風行百年,一唱百和,形成了“文歸臺閣”的壟斷局面,因而世人把他稱之为明代“臺閣體之祖”。
  作為明代四朝名臣和臺閣體領袖的楊士奇,毫無疑問也創作應制詩,今保存在《四庫全書》的《東裏集》中,有將近100首,約占其全部诗作的5%,縱觀楊士奇的全部应制詩,歌頌皇恩聖德、高唱時代贊歌雖然也是其應制詩的主要創作特征,但細細品读,就很快發現其應制詩中的歌功颂德不是純粹的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是他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以下筆者結合具體作品,從楊士奇作為臺閣大臣的政治地位、政治角色與政治身份意識、君臣關系以及所處的時代境際與所懷的個體時代体驗等三個層面來解讀這一特点,揭示其創作心理機制及其所蘊涵的特定社會文化意義。
  其一,楊士奇應制詩深受其臺閣大臣的政治地位、政治角色及政治身份意識的影響。社會角色往往會有相應的社會期待、社會規範和社會楷模,在扮演這些社會角色的過程中,會形成既定的能力結构和精神狀態,蘊之於中,發之於外。楊士奇在內閣近42年之久,不但參預帝王的文化活動、國家禮仪、人才選擇等活動,而且還直接參預國家政治機務,對于人民百姓和四夷外邦而言,是國家思想和政策的主要擬定者、決策者,對社會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意識导向作用。因此他自然會把自己與同僚認作是朝廷政績的共預者、共創者和共享者,將颂揚朝政政績與自己內心的成就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從這一當事者的認知角度来解讀楊士奇的應制詩,就會發現那些頌世的文字不但是他真實感受的自然流露,而且是對自身努力所達到預期成效的一種由衷肯定和欣慰。如七律《文華門侍朝觀錄囚多所寬宥喜而有作》:“日麗文化霽色新,爐煙不斷上麒麟。大臣論獻持王制,睿旨全生體帝仁。真儗下車與嘆泣,旋看解綱动歡欣。朝廷寬大恩波厚,慶衍皇圖億萬春。”詩歌一方面是歌頌君主的寬大恩厚,另一方面是贊扬大臣們的“論獻持王制”所達成的仁政局面的貢獻,這大臣之中自然包括楊士奇自己。《明史·楊士奇傳》中就曾肯定了楊士奇對明代盛世出現的貢獻:“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为治平。”又如在《喜雨詩》這一應制詩中,詩人表达了自己同國家遭際悲歡與共的情懷:“好雨連朝蘇久旱,無邊喜意動宸宇。皇天洞鑒聖仁德,臣子深慚燮理功。每念升平均九土,已知舞蹈出三農。駢繁寵錫身難報,何幸衰年際屢登。”傳達這種心聲是表明自己對國家熱愛的情感和負責的態度。因此說,在楊士奇應制詩篇的頌世之聲背後,隱藏的是封建大臣的儒家政治理念得以實現的雍容自豪與滿足心態。
  其二,楊士奇的應制詩更是楊士奇與明朝幾代君主之間和諧關系的一個典型反映。關於楊士奇與幾代君主之間親融共處的記录有很多,如《明史纪事本末》卷28記有仁宗登基未及一月,就“賜楊士奇、楊榮、金幼孜三人‘繩愆糾謬’銀章”,以便其直接對皇上密封言事。一枚圖章雖小,卻饱含了皇上的信任之意。又如《明史·楊士奇传》記載楊士奇曾經奏疏反對尚书李慶等提出的朝官養馬的建議,開始仁宗沒反應,又奏疏,又沒反應,後來“帝禦思善门,召士奇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为所傷,不欲因卿言罢耳,今有辭矣。’手出陜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在封建時代一個君主如此愛護臣子,實在是不多見的。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又如楊士奇在《南歸紀行錄》中記有他正統四年歸鄉省墓時,英宗對他的恩寵,特意“命兵部缘途給行廩,水路給驛船遞運船,陆路給驛馬運載車,從者皆給行糧腳力,往復並給。”而仁宗、宣宗更是信任和倚重楊士奇,將其比喻為自己的左右臂,这從仁、宣二帝送給楊士奇的很多詩篇中就可以感受到,如仁宗《賜德諭楊士奇藥》詩雲:“聞卿疾未愈,常懷时不忘。每圖通靈術,詢問求各方。偶得仲玉秘,經進稱其良。妙品親團制,奇效難盡揚。臨寢茶清化,日夕服即康。”又在《抒懷示學士楊士奇兼問其疾》中雲:“卿疾弗藥否?相見当何時?忻戚心所同,細為疇量之。”①一個臣子生病,皇帝竟如此時刻牽掛担憂,又是賜藥,又是教其服用,渴盼能早日康復备問左右,從中可見仁宗對楊士奇的倚重和體貼,仁宗送給楊士奇的這類噓寒問暖的詩有很多。宣宗也曾有詩,如:“推心傾城任耆艾,卿起逢掖升詞垣。祗事祖考多歷年,論思贊輔秉直道。青坊玉署皆推賢,官秩越崇心越小。一意操存不知老,不素夙期無改舊。俗辙門墻凈於掃,於上為德下為民,夙志挺持希古人,予心圖治资卿補輔。予職有闕需卿补,卿亦殫誠副虛佇。”詩中對楊士奇的輔政能力和道德修養大加贊賞,進而對杨士奇的家鄉也稱贊不已:“大江之西南鬥傍,奕奕廬陵忠節鄉。代有舊耆皆颙昂,助哉在廷茂樹績,前後簡冊齊芬芳。”②今人譚天星在《明代內閣政治》一書中說道:“理想的政治是一種‘明君賢相’的政治。明代的皇帝與內閣能达到這種境界的恐怕只有三楊與仁、宣皇帝了。”③基於這樣一種難得的君臣关系,楊士奇在行動上自然表现為對朝廷忠心耿耿,勇於任事,而心中的感恩之情更是洶湧澎湃,不可遏制,如在感謝仁宗的《賜印章記》中以宏觀的視角比较道:“時皆以為千載之遭际,希闊之大恩也。”又在謁見成祖、仁宗的陵墓時寫詩悲憶道:“憶昔六龍升禦日,最先呈詔上鑾坡。論思虚薄年華遠,霄漢飛騰寵命多。空有赤心常捧日,不禁清淚欲成河。文孫繼統今明聖,供奉無能奈老何!”“海宇洪熙戴至尊,愚臣殿陛最蒙恩。常依黼扆承清问,每荷綸音獎直言。萬古茲山藏玉劍,九霄何路從金根。余生莫罄涓埃報,血淚橫膺不忍論。”④這種對君恩的無限追憶和感激在《宣德丙午謁二陵》這組詩中表達得更加催人淚下:“去年侍從謁长陵,此日重來慟倍增。春柳春花渾似昔,獻陵陵樹復層層。”“君恩追憶不勝哀,老淚幹枯病骨催。陵下一來腸一斷,余生知复幾回來?” 因此在他的應制詩作中便有著許多飽含著真情在溥揚皇恩,歌頌君德的詩句,令人感動。如:“微臣幾度陪遊豫,欲繼卷阿愧无才”“欲報深恩何以祝,皇圖帝寿與天齊”“拜承聖語叮嚀訓,滿袖天香出九關”“聖情預憫随營士,敕下尚書盡賜衣”“帝德含弘在至仁,乾坤萬物總皆春”等。這些詩句讀來不但不會有誇飾之感,倒讓人看到封建社會中君臣之間少有的一份親融與和諧。

  最後不得不提及的是,楊士奇的應制诗與他所處的時代境際與所懷的個體時代體驗是緊密相關的。出生於元至正末年的楊士奇,切實地经歷了元末明初的兵火和動亂,睹闻了由此造成的巨大創傷。如他曾在文章中敘述道:“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馁,無食至相食以茍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恤,所在皆然。”⑤進而將前後時代對比而言:“自吾之幼而壯而老,於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禮教修舉,四境晏然,民遠近鹹安其業,無強淩眾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樂,朝恬夕嬉,終歲泰安而恒適者。”⑥這種由亂而治的人生經歷,體現到文學創作中必然會展現出一種國家樂觀主義的情調。而且史實表明楊士奇生活的主要時期永樂至正統年間,與元明之際和明后期相比,這一時期不能不說是政治比較安定、社會比較太平,史稱“仁宣之治”的歷史局面就是這期間出現的,欣逢盛世,可謂是不能不有感而发。如七律《懷來應制》所写:“霜紅碧樹被巖阿,流水青山喜再過。田事總知今歲好,人煙況比昔年多。彩雲飛蓋隨雕輦,白玉行尊載紫駝。聖主時平此巡省,會聞遊豫出謳歌。”又如《侍從海子飞放應制》:“碧山翠海帝王州,鳳蓋霓旌護冕疏。何幸升平無事日,衣冠只從六龙遊。”這些詩作都是當時社會盛況和作者心情的一個側面反映,而不是無病呻吟,更不是純然的阿諛粉飾之作,它是詩人主觀情誌在詩歌創作中的自覺表現。所謂阿谀奉承、粉飾太平是把昏君說成是堯舜禹,把現實存在的政治混亂、社會陰暗描繪成鶯歌燕舞。
  綜上所述,楊士奇的應制詩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應制诗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但從個體與社會所處的歷史交點來看,我們能明顯地感受到,楊士奇的應制詩雖然高唱時代贊歌,但卻不是纯粹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是一種內心的真情流露和創作的自覺追求,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和時代意義。
  
  ①② [明]余文龍修,謝詔篡:《中国方誌叢書》中的《江西省·泰和縣誌》卷16,明天啟元年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9年版,第1304頁,第1305頁。
  ③ 譚天星:《明代内閣政治》,中國社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
  ④ [清]紀昀:《四库全書》第1238冊,《東里詩集》卷2《謁長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頁。
  ⑤ [明]楊士奇著,劉伯涵、朱海點校:《東裏文集》卷4萬木圖序》,中華書局書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
  ⑥ [清]紀昀:《四庫全書》第1239冊,《東裏續集》卷5《重榮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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