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議《神烏賦》的倫理思想傾向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標簽:思想教育論文 思想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劉曉燕 王雅琦
上傳時間:2011/6/19 15:35:00

  論文摘要:1993年出土於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的《神烏賦》,是西漢最早的一篇民間寓言故事俗賦,寓意極其豐富,不僅具有影射現實的社會意義,還具有鮮明的倫理思想傾向:一是以鳥意象蘊涵倫理教義的“孝”;二是體現著重教化的倫理思想;三是體現的“三綱五常”思想。這一創作傾向不僅是獨尊儒術之社會大環境的產物,还在於《神鳥賦》出土的墓主人所生活的東海郡的特殊文化背景。
  論文關鍵詞:《神鳥赋》;倫理;孝;重教化;三綱五常;文化背景
  《神烏賦》的出土,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熱情关註。此賦語句精煉整齊,敘事完整清晰、情感質樸、寓意深刻。從一个簡單的兩烏相爭的故事中,反映了很多倫理道德思想,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倫理觀念,分析这一問題,無疑對了解西漢末年社會的倫理道德思想有所裨益。
  一、《神烏賦》的基本內容
  據考證,1993年出土於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的《神烏賦》,是西漢最早的一篇民間寓言故事俗赋。此賦是西漢人的真跡,遣詞造句,都是原樣”。據《發掘簡報》记載,尹灣漢墓的墓主師饶,字君兄,在東海郡作過卒吏、五官椽、功曹史。師饒下葬時间在漢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可知其大致生活在西漢中後期至王莽專權的時期。
  俗賦是相對“雅赋”而言的概念,雅赋一般出於文士獨創,多流行于社會上層;而俗賦雖亦有文人创作,然而又多帶有民間色彩,相對而言,多传播於社會下層。有寓意性、敘事性、通俗性強的特征”。《神烏賦》是一篇典型的民間寓言故事俗賦,敘述了一个完整的兩烏相爭的故事:陽春三月,雄、雌二鳥在春季築巢時,遭遇一只盜鳥偷竊它們辛苦積攢的築巢材料。雌鳥攔下盜烏,與之講理。盜烏不肯認錯,反而故作怒色道:“女人本應性格溫良,看你态度傲慢,十分不對!”雌鳥耐心勸說道:“我聽說凡是君子,都沒貪婪的醜行。因一時迷惑而知道悔改,迷失的道路並沒走出多遠,改邪歸正,今尚不遲。”盜烏聽罢突然怒氣發作,惱羞成怒,擊打雌烏致傷。
雄鳥趕來見雌烏傷勢嚴重,命在旦夕。他扶翼伸頸,向天祈禱并回頭勸慰雌鳥說:“這是命呀!吉兇難料。但我情願與你共赴患難!”雌鳥回答:“以死傷生,圣人禁之。你趕快走吧!再去到新的家園娶妻生子,善待我們的子女。不要聽信後娘的讒言,讓我們的兒女孤单愁苦。”遂自縛雙翼,投污自盡。雄烏頓時無比哀痛,高翔而去。
  這显然是一個影射現實的寓言故事,其寓意極其豐富。既有深刻揭露不公正封建司法制度下老百姓悲慘命運的社會意義,又有贊美夫妻生死與共之真挚情感,歌頌孝慈、賢德、勇敢之傳統道德思想的伦理意義。本文擬側重探討其伦理意義。
  二、《神烏賦》的倫理思想內涵
  理學是關於道德的科學,它分為元倫理學、规範倫理學和美德倫理學。我们這裏僅在規範倫理學範圍内探究《神烏賦》的倫理思想内涵。規範倫理學是关於優良道德規範制定過程的倫理學。《神烏賦》以文學形态,特別是“烏”意象展示著規範倫理學的某些內涵。主要是:
  (一)烏意象體現著倫理教義中的“孝”
  在中國傳統道德中,孝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道德規範。它長期受到中国人的重視,被看作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之一。特別到了漢代,在獨尊儒術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圍中,“孝”成了封建統治者“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至德要道”,從而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主張,極力提倡孝道。
  西漢時期的文學作品多以鳥類多比况人間,模擬人情百態。这些鳥意象中,有比擬愛情的,有比拟婦人賢德的,有比擬善惡的。有孝鳥、善鳥,有瑞鳥、惡鸟之比。如賈誼《惜誓》、东方朔《七諫》、嚴忌《哀时命》、王褒《九懷》、劉向《九嘆》,以及東漢王逸《九思》等作品中就頻頻出现的鳥意象。其中以烏為孝鳥的比喻最為常見,也最為深刻。《神烏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神烏賦》作者欲傳達的孝道倫理教義是通過“烏”意象為載體完成的。《神烏賦》選擇了一個傳說中知道反哺父母,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的“烏”意象作為故事的主人公,開頭就称贊“烏”道:“惟此二月,春氣始陽。眾鳥皆昌,蛰蟲仿徨。環飛之類,烏最可愛。其性好仁,反哺於親。行義淑茂,頗得人道。”對“烏”大加稱贊,把“烏”的品行上升到“仁”的地步,但其出發點還是反哺之“孝”的品行]。這恰好是儒家极力倡導的有利於家庭、社會之鞏固和穩定的孝道的主要內容。

  (二)《神烏賦》體现著重教化的倫理思想
  倫理教義如何化為人的行為規範?重教化是主要途徑和方法之一。重教化的思想產生於先秦,孔孟是重教化的祖師爺,使得重教化成為中國歷史文化和道德倫理的傳统。孔子曾提出“富而后教”的著名主張,並反對“不教而誅”。孟子則提出善教優於善政的論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漢諸儒繼承孔孟思想對教化詳加論述、大力提倡,使重教化的思想遠甚於先秦。董仲舒說:“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於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欲將“善質”變為善、將可能變為現實,必須通過王者的教化,這就如同欲將禾變為米、繭變為絲、璞變為玉需要加工一樣。他的結論是:“性待教而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神烏賦》通過雌烏與盜烏之間“天地綱紀,各有分理”,“夫惑知返,失路不遠。悔過遷臧,至今不晚”的對話,形象地進行道德宣講,宣揚了君子之道,體現出改過自新的教化功能,而這種教化是通過一個生動有趣的故事來完成的。對於盜烏的行竊行為,雌烏始而動之以情,向其述說自己取材的艱辛;繼而曉之以理,勸它悔過自新,知錯就改。將中国傳統道德寓教於樂的教化方法形象地傳達給讀者,使抽象的說教,借助文學形象生動地表達出來。
  《神烏赋》還直接引用,或化用,或暗用大量經典文獻的成句,借以體現其重教化的倫理傾向。如“吾聞君子,不意不信”化用《論语·子罕》“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意;“見危授命,妾誌所持”引用《论語·憲問》之“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句;“以死傷生,賢人禁之”化用《孝經·喪親章》“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之意;“《詩》雲:‘雲雲青蠅,止于桿。豈弟君子,毋信讒言。”’則出自《詩·小雅·青蠅》:“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曾子日:鳥之將死,其鳴哀”則直接引用《論語·泰伯》:“曾子言日:鳥之將死,其嗚也哀”。特別是《神烏賦》的最后部分,作者引用《傳》文作結,將《詩》、《論語》、《孝經》等儒家經典的名言写入賦文中,充分反映出《神乌賦》作者借文學形態傳达重教化之倫理思想的創作傾向。
  (三)《神烏賦》所體現的“三綱五常”的思想內涵
  所謂的“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为子綱,夫為妻綱”,它是中國傳统道德的基本原則。西漢大一統的封建大帝國建立後,迫切需要穩定封建等級制的社會秩序,便千方百计地誘使社會全體成員自覺安於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它一方面需要對這一社會制度的神圣性、永恒性作理論論證,另一方面还需要對封建等級制下的人際關系从法律到道德作出明確規定,於是,“三綱”遂正式形成。“三纲”所以如此受到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家的重視,是因為它所維護的乃是不平等的封建等級制。“三綱”所派生的三項基本道德是忠、孝、節,而這三者的基本要求皆是顺,這便是忠順、孝順與柔順。
  “三綱”之於中国封建專制制度的穩定,曾發揮過不可低估的作用,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封建時代道德的本質特征。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先哲認为,這是五種常行的基本道德規範。“三綱”是規定了古代三種主要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而“五常”則提出了处理一切人際關系的五項最基本的道德規範。在“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體系中,“五常”以“三綱”為前提、為依據,又是對“三綱”的必要補充。“三綱”、“五常”合稱“綱常”。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體系,就是由漢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編織而成的。
  《神烏赋》形象地體現著“仁”和“義”這二“常”。故事中的主人公雌烏是個集“仁”、“孝”、“義”、“善”、“勤”、“勇”於一身的品德高尚的傑出女性代表。首先是生性善良、仁義,孝養“反哺於親”,在遭遇偷盜其巢材的盜烏時,先是曉之以理,勸阻盜烏改過自新,勸阻無效便勇敢地奮起與盜烏搏鬥,鬥得遍體鱗傷,最後不願拖累家人,節烈地投汙自盡。雌烏的這些性格操行是一個穩定和保守的社會所倡导的主流教義。賦中的盜烏明明是一個貪財自私、狡詐無耻、恃強淩弱、行兇作恶的壞人,它盜取了烏鴉夫妻的建巢材料,還強詞奪理,又毆打雌烏致其死亡,但最終卻逍遙法外,顯然是不仁不義之惡德的化身。
  在中國古代,仁被視之為“眾善之源,百行之本”,列為“五常”之首,受到高度重视。重仁愛是中國傳統道德的重要特色。孔子首次對仁作了理論闡發,將仁视為最高道德,開創了儒家的仁學。西漢的董仲舒也明確作出了這樣的結論: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仁者所以爱人類。”(《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愛人類意識是儒家仁學的基礎,也是儒家調節人際關系的基點。固然,在階級對立、等級森嚴的奴隸制、封建制時代,提倡“愛人類”無疑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這一口號的提出,畢竟突破、超出了宗族血緣關系的界限、範圍,具有人道主義色彩,其進步意義是不可抹煞的。
  廣義的“仁”首先是全德之稱,是各种道德的總綱。孔子認为,恭、寬、信、敏、惠、忠、剛、毅諸德均包含於“仁”,“仁”涵蓋、包括了諸德。《神烏賦》中的主人公雌乌是集“孝”、“義”、“善”、“勤”、“勇”於一身,而達於“仁”的楷模,體現的正是中國傳統道德規範體系中“仁”的最高境界。雌烏生性“行義淑茂”;知孝養:“反哺於親”;很勤奮:“雄行求材”,“於彼萎萊,趾所胱臘,毛羽墮落”;很勇敢:“張目揚眉,奮翼伸頸”,當盜烏行兇時,雌烏毫不畏懼,挺身而出,用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家庭的利益以及正義者的尊嚴,是一個仁者的典範。所謂“義”,在中國古代有多種含義。總的來講即是遇事按照等級制的精神原則,作出正確決斷,采取適宜、恰當的行為。儒家認為,治國只有以“義”為本,人民才能自觉安於自己的等級地位,在等級地位許可的范圍內謀利、得利,這样才能保證社會秩序的安寧、和諧。而《神烏賦》中的“義”,主要表現為雌烏對盜乌為惡行為的正確決斷和裁制,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以取義,而盜烏則背義而求利,見利忘義,為謀求私利不擇手段,置道義以及他人利益于不顧。故事最後,雌烏斷然拒絕丈夫殉死的要求。勸其赶快逃走,再娶賢妻,照顧幼子。自己卻投地而死,雌乌的形象在臨死前得到了升華——她對丈夫、幼子的博大深厚的愛戀,以及在關鍵時刻堅決果斷、舍已救人的高尚情懷,在此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荀子說:“保利弃義謂之賊”(《茍子·修身》),是可恥的。
  盜烏不僅为利侵損他人利益而致雌烏於死地乃是取亂之道,危害社會的行为。《神烏賦》中以柔弱雌烏舍生取義與大丈夫盜烏見利忘義作對比,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不言而喻。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認為或从義或從利乃是君子、小人的分界。
  綜上所述,賦中的盜烏代表了貪財自私、狡詐無恥、恃強淩弱、卑劣兇殘的地痞惡霸,是西汉末年社會動蕩,民俗惡化、社會環境混亂,善惡不分的衰頹之世所產生的邪惡勢力的典型。而雌烏的勤勞持家、心地善良、勇敢剛毅、胸懷博大等種種美德又恰恰是東海之地聖人教化的縮影,是漢代下層人民高尚品德的代表,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的藝術体現。作者用這樣一個故事一方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險惡,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憂憤之情,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儒家经典話語的運用,表達了重塑仁義道德的渴望和對倫理道德的呼喚。
  三、《神烏赋》創作傾向的文化背景
  《神烏赋》大約創作於西漢中後期,公元前206年,在陳勝、吳廣的農民大起義中秦王朝覆沒了,新建的西漢王朝使中國的封建社會進入鞏固和發展時期。漢朝封建統治者在陸賈的启發下,總結了“秦二世而亡”歷史教訓,按陸賈提出的“文武並用,長久之术”(《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的“順守”策略,重新认識、調整德與法的關系,肯定道德教化對於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和決定性作用。再加上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富足,國力強盛,具備了從根本上解除匈奴北患的物質條件,對匈奴的外交策略由消極防禦變為主動進攻的戰略轉移。文景以來,“急政暴虐,賦敛不時”,階級矛盾日趨尖锐,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在黄河、長江流域時有發生。如何更有效地防止農民起義,鞏固封建統治,同樣是漢武帝所面臨的一大難題。漢武帝诏舉賢良對策,要求提供如何能使汉王朝“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的大道之要(《漢書·董仲舒傳》),於是,董仲舒等人應诏對策,向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得到了武帝的支持。從此以後,儒學就被尊奉為封建統治思想的正統而定於一尊,在當時產生了極为深刻的影響。
  儒學之所以最终被漢朝封建統治者确立為正統,是歷史的選擇。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级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阶級的道德。”倫理思想是道德生活的理論概括,歷史上的倫理思想也都是階級的倫理思想,是服務於階級鬥爭的工具。除了歷史原因外,更直接的根據在於儒學本身所特有的一套政治倫理思想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构,或者說,符合封建地主階級為使自己的統治得以長治久又安的需要。這是《神烏賦》產生的大背景。
  《神烏賦》出土的墓主人所生活的東海郡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據《漢書·地理誌》記載,東海郡舊屬東魯之地。西周伊始,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日:‘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其後民俗益薄,到了漢代,“周公遺化銷微,孔子庠序衰壞。地狭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泽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贾,好訾毀,多巧偽”。東海郡已经形成具有雙重性格的文化傳統。此後東鲁民風更兼趨向強悍。漢宣帝時尹翁歸任東海太守,逐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服,恐懼改過自新”。在其社会政策中,特加入對贞女節婦的恩典,婦女地位備受重視,正如《易傳》所說:“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尹翁歸治東海雖有成效,元康元年卻改任它職。唯成帝時頗有政聲的馮立調任東海太守,其時或在尹灣漢簇墓主師饒任功曹史期间。又據“滕文”敘及的第14號牘,東海太守胡級曾派遣功曹史陪同謁者等謁見當時任卒史的師饒。西漢自元帝以來,政令寬弛。崔窟《政論》雲:“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權威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降及成帝,宽弛之外,更兼以荒淫。而其時擅政的王莽,不僅迂闊而不切於事情,且“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遊佚相高”。故自陽朔三年以來,民間屢有暴動。特別是苏令事件波及到東海,對東海的社會治安,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此時,正值西漢末年政治十分黑暗,下層知識分子無法直白地宣泄他們的憤怒和不滿,便自然借用了寓言故事赋這樣一種活躍在民间的藝術形式來婉曲而生動地反映復雜兇險的生存現實,又能巧妙隱蔽地掩飾其尖銳的批判鋒芒,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就《神烏賦》的內容看,它很可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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