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曹丕《典論·論文》中“文氣說”的審美體征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張鵬飛
上傳時間:2012/11/21 11:01:00

摘要:曹丕《典论·論文》是魏晉時期文藝理論的發軔之作,也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文章學專論的開山鼻祖。曹丕“文氣說”是文學創作“才性論”批評的核心命題。自曹丕首揭“文氣說”伊始,中國文学界無論是評詩論文或是探讨創作和鑒賞的一般規律皆是從“文氣”著眼。故而古代文論紛繁復雜的理论範疇實質上就是由“文氣”說承續展拓,從而形成了別具匠心的文藝學批評的價值風範和審美情韻。

關鍵詞:曹丕;《典論·论文》;文氣說:文化風範;審美体征

曹丕《典論·論文》是魏晉時期文藝理論的發軔之作,也是中国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文章学專論的開山鼻祖。曹丕“文氣说”是文學創作“才性論”批评的核心命題。自曹丕首揭“文氣說”伊始,中國文學界无論是評詩論文或是探討創作和鑒賞的一般規律皆是從“文气”,著眼。而由“文氣”衍生的概念,諸如氣味、氣韻、氣質、氣象、氣勢、氣骨等几乎涵蓋了整個古代文藝理論体系。可以說,古代文論紛繁復杂的理論範疇實質上就是由“文氣”說承傳展拓,從而形成了獨居匠心的文藝學批評的價值風范和審美情韻。

一、曹丕“文氣說”的文化渊源

華夏先秦時期諸家就曾以“氣”來詮釋宇宙萬物的生成規律。《老子》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言“一”指天地未分化前的混沌狀態,此混沌狀態生成陰阳二氣,二氣感應和合,生成沖氣而成三氣,三氣生成萬物,所以萬物都是負陰而抱阳。此乃老子“一元、二氣、三物”的宇宙生成論的生命模式。莊子雲:“杂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气,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管子雲:“凡物之精,化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谓之聖人,是故名‘氣’。” 《荀子》日:“天地合而万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矽。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皆言“氣”為宇宙萬物的本源。《莊子·知北遊》曰:“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则為死”。《管子·心術下》日:“气者,身之充也”。王充評日:“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天之命,以立長短之形。俱禀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仆,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 此皆坦言人的生死壽夭、禍福兇吉和富貴貧賤均是由氣之聚散而界定。同時,王充不僅以“气”來解釋人的生命精神和社会現象,還模糊的借“气”來闡明人的才性差異並強调人的才性的先天性。同時也可以看出王充的“元气”理論多少具有機械和宿命的審美色彩。

李嵐在《中國審美主体理論的發軔與道家哲学:曹丕“文氣說”探源之一》中明確指出:曹丕的“文氣說”是中國審美主體理論的發軔,但是對“文氣說”的理论淵源過去多從先秦兩漢特别是王充一派的氣論溯源,未從道家哲學中尋溯,這是不夠全面的。並進而主張道家哲學是中國哲学重視主體問題之發端,它對中国審美主體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均產生過深刻影響。由此,曹丕“气”論的思想旨歸亦崇尚將氣與人的個體性因素相关聯,反映出曹丕精神世界中另一格局的生命色彩,即受道家文化耳濡目染的敏感細腻而柔弱溫馨的文人情懷。其審美情趣除卻道家思想的自然無为之外,更明顯的張揚著道教文化的哲學思辨印記。可以說,曹丕稱帝即以“取漢立魏”起家,故而深知以宗教名義突显的虛妄妖異之說的鼓動力量,因此曹操與曹丕皆對道教采取坚決的壓制與懷柔並舉的謀略。為此,曹丕在施行現實的王道之術時難免就會以清醒冷峻的態度限制、壓抑道教,而在感悟生命、體察萬物、抒發情懷時卻又自覺或不自覺地吸納融會道家文化的思想情愫,從而養成了精神世界中反差頗大的雙重生命色彩。可以說,道家文化親和自然、關註生命、追求神仙的思想皆成為曹氏父子論文、寫詩、言賦的基本立場,而曹丕深刻觀照後世的“文氣說”、“文章不朽說”即是以此思想為审美底蘊的文學觀念。

宗白華指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热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詮釋建安文人秉承“文氣”說的精髓而以自由超脫、無拘无束、曠達逍遙的文筆来澆築心中的聖神塊壘並將对超越生命的渴望馳骋於文學的廣袤沃土或將對功名的執著寄寓於文學話語的詩意天空。觀乎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后董卓廢帝、群雄並起、東汉滅亡。現實政治生活中君臣之義早已紊亂不堪,正统思想似乎惶惶然而無棲身之地,儒學自然也無可挽回的衰微消退。觀乎東漢後期,統治階級選拔人才、授予官職皆註重孝廉、鄉裏評議,而地方官吏察举、品評人物的“清議”之风尤為盛行。《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載日:“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嫜直之风,於斯行矣”。曹丕《典論》評日:“桓、靈之際,閹寺專命於上,布衣橫泌于下,幹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无定價,長愛惡,興朋黨。”由此,“匹夫抗愤”,“處士橫議”,“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就非常生動地反映出士人与政權的諸種間隔距離,它必然导致士人與政權的異心疏離。曹操掌政之後,鄙棄儒學而提倡名法,在選拔人才上不再以儒家仁義道德為標準,主張“唯才是舉”,強調實際才能。概因漢末豪門世族崇尚“清議”,文風虛偽浮誇,內容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儒家教义。當時的才性之爭,即研究人的才能與稟性關系的理論是直接為當世政治需求服務。可以說,曹丕提倡“清峻、通脫”的文風就是針對時俗弊病而來。概而言之,“清峻”即簡約嚴明、講究實際;“通脫”則是想言就说、不受羈絆。由此可見,曹丕《典論·論文》的中心在於论述作家才性與文體特征之間的關系,其時的文學思想變化集中反映在曹氏父子身上也正是和漢魏之際政治學術思想的變遷直接貫通默合。

曹丕《典论·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气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齐,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啟迪世人當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去審度文學作品而寻覓文學創作的動機的源起且最早將“氣”引用到文章品評並打破了從先秦到兩漢統治了數百年的“文以載道”的文化專制羈絆。坦言“文氣”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所形成,它是指作家在稟性、氣度、感情等方面的特點所構成的一種特殊精神状態在文章中的體現。由此觀之,曹丕第一次以東漢流行的“元氣”說來詮釋文學的本質,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審美命題。主張“氣”是藝术家天賦的氣質、個性、才能,強调藝術家自然的稟賦同藝術家的创造力
是不可分割,而藝術創造上的巧拙出於創造者的自然本性。概因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變化纷爭的時期,是繼先秦之後第二次社会意識形態的審美變異。漢帝國的滅亡和持續的大動亂,使其竭力宣揚的儒家思想同殘酷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動搖了世人對儒學的傳統信仰。為此,魏晉南北朝思想對漢儒提倡的個體要絕對服從於群體、社会的思想原則提出了異議並加以批判,而把個體存在的價值推上了重要的生命位置,從而帶來了“人的覺醒”和“文的觉醒”。可以說,曹丕的《典論·論文》中所提出的“文以气為主”的命題第一次明確强調了主體的個性、氣质、才能於文藝創作的不可分割性,並把文藝創作和个體生命相關聯,並把兩漢以來被禁錮的人的創作個性加以解放且上升到理性來认識,從而使文壇出現的追求創作個性的傾向上升為文人的自覺意識。為此,漢末建安時期出現了以曹操、曹丕、曹植為首領的“建安文學”。然則建安文學卻體現出一種和前代文學大相徑庭的新傾向、新思潮、新情趣,並對魏晉及其后世美學的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典論·論文》提出了一個極富創意的“氣”的文學批評範疇,曹丕把它視為作家個性風格和文學風格形成的決定性因素,特別強調天賦的才性氣質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的著名論斷。曹丕所谓“氣”是指作家在稟性、氣度、感情等諸多方面的特点整合所構成的一種特殊精神狀態在文章中的生命表征。为此,曹丕以“氣”品評作家及其作品的風格特點可謂在文學風格理論上是一大著名創舉。然則曹丕所提倡的“氣”與孟子所言之“氣”具有截然不同的审美特質。孟子之“氣”是指道德品質修養達到崇高境界时的一種精神狀態且憑借長期學習“礼義”而具有的“配义與道”的“浩然之氣”;而曹丕之“氣”則是先天賦予的毫無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稟性,是属於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氣韻”。因此,“文以氣為主”即要求文章必須有鮮明的創作个性。據此觀之,曹丕“文以氣為主”可謂是推崇風格和人格的緊密相連,風格是文學作品中諸如物與我、內容與形式、個性精神、時代風習等的綜合表現。而人格卻是形成、影響文學創作風格的主導因素。劉勰雲:“各师成心,其異如面”。南宋範開評日:“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元代楊維楨日:“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體,有性情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明代李贄說:“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故性情清澈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舒緩,曠达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清代劉熙載雲:“詩品出于人品”。薛雪《一瓢詩話》評說:“有胸襟然後載其性情智慧。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揮一灑,必有过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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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論·論文》開篇即雲:“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究其根源,曹丕嘆日:“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鲜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認為作家相輕並非批評者言不由衷、愛慕虛榮。究其內在淵源是自身稟氣的不同造成了個性氣质的差異且確認自己是最完善的諫議。劉邵《人物誌·體別》則認为:“夫學所以成材也,疏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故學不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表明學習知識雖然可以讓人成長,但是不會改變諸多偏材人的自我本性,人成材後就會把與自己稟赋不合的知識拋棄滌除。故偏材之人無法客觀地學习知識和評價他人。只會按照自己偏材之性的邏輯走向審美极端。可以說,文藝創作中不同氣質之人必有不同面目之文,因而形成作家不同的個人風格。或日抒情者激憤泄怨、孤高者憤世嫉俗、哀怨者自艾自憐、自娱者閑適自得,此皆是“文以氣為主”的生命體征。

二、曹丕“文氣說”的生命旨歸

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出的“氣”在中國古代的哲學和美學思想史上可謂是一個情趣頗深的生命範畴,從其作為對自然現象普通的描述、世界本原的哲學闡釋以及文學、音樂、繪畫、园林、山水的審美範疇觀之,可言包蘊廣袤、能指精深、意味雋永,並彰顯著“即體即用,體用合一”的生命表征。譬如說,甲骨文中早已有“氣’,字,殷周時“气”的範疇就已提出。《國語·用語》載日:“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必亂之。陰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標誌着“氣”業已由普通經驗性的“雲气說”向理性方向努力的審美趨向。春秋時以“氣”來闡釋五昧、五色、五聲的自然現象和人體疾病以及人的喜怒哀樂的情感,認為從自然現象到人體和情感都是氣的生發運動的结果。老子《道德經·十四章》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主張氣源於道,道是万物本源,而氣則是道衍生萬物的中間環節。《管子·內業篇》雲:“凡人之生,天出其精”。認為人是精氣的產物且以“精氣”來解釋包括人精神活動在内的萬物的生成。《孟子》雲:“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氣”。強調將氣視为人的修養所達到的某種精神境界,強調氣的精神特性。《荀子·修身》雲:“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强則柔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通膽犯戾則輔之以道順”。註重將氣與人的個性氣質加以聯系且為以後形成的以“氣”探討人的氣質個性的文艺批評風氣提供了理論基調。

曹丕“文氣說”是《典論·論文》的生命核心,從《典論·論文》全篇來看,曹丕“文氣”之所指並末加以具體的說明。學術界大致认為曹丕是將“氣”的哲學概念引入到文學領域,並以“氣”來解釋作家個性以及獨特的審美創造力。然實則是曹丕所提倡的“文以氣為主”是強調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特殊的個性,它是反映了汉魏之交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发展的實際,也正是对這一時期創作特征和新文學思潮的理論概括,表現了和“經學時代”完全不同的文學批评的審美標準。然則“文氣說”的提出卻是與漢末魏初“人的自覺”解放思潮相適應,也是以氣论人的人物“品藻”時代思潮傾向在美學領域的體現。蓋因當時流行的人物品藻理論盡管紛繁多样,但卻大都體認著一種新的趨勢,那就是人物品評“不再停留在東漢時代的道德、操守、儒學、氣節的品評,於是註重人的才情、氣质、格調、新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點所在。” 宗白華認為:“中國美學竟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發源於人格美的評賞。”周勛初評價:“《典論·論文>中對建安七子所作的具體評述,只是品评人物才性的理論在文學領域中具體运用。”李澤厚指出:“《人物誌>的意義決不僅仅在於人物品藻,這部著作較早地,同時又鮮明地反映了從汉到魏思想的新變化,對了解魏晉哲学和官學思想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徐復觀指出:&ld
quo;因為兩漢盛行的陰阳五行說,及宋儒的理氣論的影響,許多人一提到氣呈便聯想到從宇宙到人生的形而上學的一套觀疇。其實,切就人身而言氣。指的只是一個人的生理地综合作用,或可稱之為生理地生命力。” 評介曹丕以氣論文而推崇個性化的創作主體對文學作品的決定功用正是當時文學發展變化的最基本的規律在文學理論上的藝術概括。可以說,曹丕《典論·論文>首先提出的重要問題是作家的才能與文體的性質特點的親和協同。他以“建安七子”為代表指出了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而通才是極少的。從文章的方面來看,不同文體有不同的創作特點。因此,對一个作家來說,往往只能擅長某一種文体的寫作,很難做到各種体裁的文章都寫得很好,即所謂“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嘆雲:“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徹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桔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璃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埸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故而對文人來说,不應“暗於自見”,不要“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而“文人相輕”實是“不自見之患也”。強調一個作家惟有當其才能特點和文學體裁特色相統一時才能發揮其所長且真正有所造詣。

曹丕的文学思想在承載了漫長的歷史洗禮後可謂是依舊光輝灿爛且對當今文學創作和文藝理論研究意義非凡。即自曹丕首揭“文氣說”以來,無論是評詩论文或探討創作和鑒赏的一般規律歷代文人大多皆從“文氣,,上著眼。而由“文氣”衍生的概念,諸如氣韵、氣質、氣象、氣勢、氣骨等幾乎涵蓋了古代文藝理论體系的生命層面。故此,絢丽雋永的古代文論的義理、範疇和觀念實質上是由“文氣”說一脉關聯而形成了迥異於西方傳統文藝理論的審美範式。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指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概因中國文學演绎史上所謂“自覺”主要包括“文学創作的自覺”和“文學批评的自覺”兩個審美范疇,而中國文學批評自覺意识確立於曹魏時代,它以曹丕表述其文論思想的經典之作《典論·論文》為具體生命标誌。所謂“文學批評自覺意識”是指批評主體將批評對象如文本内容、文體特征、藝術風格等作为業已獨立的文學學科的相關理論問題而有意識地进行較為連貫、較為系統的思考與探討並甄別優劣,從而做出富有啟迪意義的評判與結论的哲學思辨體系。比如说,先秦時期即有所謂“三不朽”之言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衰,此之謂不朽而曹丕以“文章”取代“立言”,並把文章的不朽提高到與立德、立功並驾齊驅的地位,從而標識著全新的理论視野和審美情趣。可以说,曹丕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沖破了阻礙文學獨立、壓抑文學價值的傳統觀念,明確地把包括文學在內的“文章”提高到“經國之大業”的地位且把文人的著述譽為“千載之功”,崇尚把文章價值的“不朽”與個體生命價值的短暂進行比較分析,並把文学的崇高地位和價值建立在新的文藝理論基礎之上,從而為文學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定牢固的理論根基。

曹丕所謂“氣之清濁有體”就是指作家創作主体的氣質個性是由“陰陽(清、濁)”二氣互動所決定。“陰、陽”二氣在人的方面決定了作家陰柔和剛健兩種基本性格類型,由於陰陽二氣(元氣)稟賦於天,所以“不可力強而致”。可見,曹丕的“氣”則完全是稟賦於天,是了無倫理道德色彩的創作主體之個性氣質。可以說,“文氣”主張“才性一體”,強調作家的創作個性的同時也關註著作家的創作才華。曹丕認为一個作家有什麽樣的創作個性就必然具備與之相應的創作才華,也就會擅長一種特定的文体。故日:“文非一體,鮮能备善”,又說:“夫文本同而末異,盖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材能備其體”。即言作家大都是偏材,所以只能擅長一種文體,只有“通材”才能備善各種文體。可以說,“氣”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是個復雜繁冗的概念。而在文論領域的“氣”之内涵的主要寓意可涵括為:一是氣質性格之“氣”,指作家的自然察賦和個性氣質,屬於心理學的範疇;二是思想精神之“氣”,即孟子所言之“浩然正氣”。二者皆與文學創作契合融通。曹丕认為“文以氣為主”,然“氣”有清濁之分,即有陽刚和陰柔的差異而不能兼擅相融。即言作家的個性和氣质形成作品獨特風格。而風格来源於個性,作家個性與作品風格是有其內在的統一調諧。作品體現著作家的個性,作家鮮明的創作個性恰恰来自於自身的獨特氣質,從而開啟了後世文學風格論之歷史先河。因此,曹丕力改漢代詩教“咏吟情性,以風其上”的文學習氣而標舉“文以氣為主”並引領著“建安风骨”文學演繹軌跡。為此,“文以氣為主”的審美命題開辟了从作家精神世界角度把握作品基本特色的思路且初步接觸了作家與風格的關系并確立了我國古代風格論以創作主體為中心的生命基調。加之其將作家個人的才性置於關註中心且希冀從分析作家個性氣質入手加以揭示其創作風格的特征而在文學批評演進中烙下了嶄新的印跡。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對文章的價值給予很高的評價。贊日:“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然“經國之大業”是曹丕提出的一個著名觀點,它強調作家須把文學事業與經國治世加以聯系。據此探究,當今文坛隨著休閑文學的興起,作家不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文學界也隨之呈現出多元、多極、多變的藝術形态,諸如“世俗化”迎合大眾、“另類化”廣納粉絲、“無變化”遭遇冷落等。由此,作家理應投身、關註、剖析現實,崇尚關注社會、感悟人生、激濁扬清,使文學創作真正服務於國家社會和推動社會历史的演進。在當下世界经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中,面臨著社会轉型尤其需要作家有“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註意”的直面現實的安身立命的審美情韻。同樣,“不朽之盛事”是曹丕提出的文学功用價值觀。曹丕主張建功立業或著述文章以垂名後世,以求得精神之不朽,這在當時實在是一種全新的文學價值觀。曹丕作為“鄴下文人”集團的旗手而為建安文人指明了一條揚名立腕的有益路徑,從而掀起了中國文學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次高潮。概因作家能夠通過創作而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精神道德“物化”在文學作品之中,作家的思想精神借助於語言文字而加以表達,從而使作家的精神生命得以亙古流傳,最终達到“不朽”。換句話说,從文學接受的角度評析,某些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除了在於史学家和批
評家给予權威性的評判之外,主要還在於它在社會上产生了強烈的反響,在不同歷史阶段都擁有廣泛的讀者,即通常所說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必須經受着生活時空和熱心讀者的期待視野和審美認同。

三、結束語

曹丕《典論·論文》乃是中國文学史上由“玄學時代”置換“經學時代”並在文藝思想發展以及文學理論批評方面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一篇劃時代的綱領性文獻。它宣告了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經學時代文藝理論批評的暫時告終,同時開啟了以玄学思想為主導的新型文艺理論批評時期的生命帷幕。可以說,曹丕是首次將文學與治國大業以及自我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緊密联結而融為一體並促使文學的地位得以空前的提升,從而为後代文學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生命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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