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商山四皓漢初事跡述論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蔣波 朱戰威
上傳時間:2012/11/21 10:57:00

摘要:商山四皓为我國秦末漢初四位著名隱士。汉朝建立後,四皓拒絕刘邦的邀請,是因為劉邦沒有采取實際行動打消他們的心理顾慮,劉邦敗在策略上,而不是簡單的“四人者年老矣”與“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請出山,是因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賞太子的性格。四皓對於太子之爭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慣例,也有利于漢初社會的穩定。

關鍵詞:商山四皓;归隱;出仕;太子之争;評價

商山四皓,我國秦末漢初四位著名隱士,“四皓遁秦,古之逸民”、“漢興有(東)園公、綺裏季、夏黃公、用裏先生(又作角裏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其事跡散見於《史記》、《漢書》、《高士傳》等典籍中。由於他們本身素质較高、不與暴秦合作的氣節,以及他們在漢初略帶傳奇色彩的經歷,都给後世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幾乎自西漢之後,商山四皓就受到人们特別是詩人的關註與傳誦,像三國著名詩人曹植就寫有一首《商山四皓贊》:“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誌弗营。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如此的評價,到唐代更是比比皆是。筆者據全唐詩库粗略統計,僅詩中含有“四皓”二字的就有50多首,足見一斑。

然而梳理各種敘述、評價,也不難看出,古今對商山四皓的討論,大多針對四人的歸隱及高節而言,而對他們在漢初看似矛盾而又具有內在合理性的經歷及影響探討得並不多。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擬對這一問題做些探討。 一、四皓拒絕刘邦邀請的原因分析 跟古代諸多隱士一樣,商山四皓的歸隱是迫於現实的無奈,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见,無道則隱”82,並非因為生性淡泊。對此,史籍多有記載,《漢書·王贡兩龔鮑傳》顏師古註解說:“此(四皓)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遠害”所指,可以參證前面引述的《商山四皓贊》:“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可見‘‘遠害”即躲避秦末戰亂,以全身自保。晋代皇甫謐《高士傳》卷上“四皓”条也說:“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這裏所說四皓隱居之地雖有誤,但認為他們歸隱的原因仍然是“避秦亂”而全身。更晚一些的史冊沿用了這個說法,如《宋書·謝靈運傳》註說:“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類似的記載還有不少,茲不一一列舉。

據上很顯然,四皓隱居深山是形勢所迫,而不像老、莊那樣歸隱後不再出山,所以《漢書·王貢两龔鮑傳》還說:“以待天下之定也。”也即是說四皓只是“暫隱”,並沒排除出山的可能。這與四皓的實際情況相符合。据《史記·留侯世家》引《陳留志》,四皓分別來自不同的地域,“園公姓庾,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黄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裏修道,故號日夏黄公。角裏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日霸上先生,一日角裏先生。”幾個不同籍貫的人聚集到關中,可以肯定不是為了歸隱,而是求仕(雖然科舉之類的考核形式隋唐才有,但讀書人的“學而優則仕”意识,自春秋戰國士大夫階層崛起後就廣泛存在),後來因秦末大亂又一起歸隱商山,“以待天下之定”。

然而,漢朝建立、天下初定後,“以待天下之定”的四皓並沒出山,反而拒絕了劉邦政府的征聘,“高帝拨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但四皓“征之不至,乃深自匿終南山。”對四皓這種反应,《史記·留侯世家》給出了解釋:“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為漢臣……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這裏說到了兩點理由:其一,四皓此時年事已高,“四人者年老矣”;其二,不太喜歡劉邦的為人,“皆以為上慢侮人”、“陛下輕士善罵”,因此才“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更準確地说,不是“逃匿山中”,而是繼续隱居山中——筆者註)。應該承認,就事論事,這兩点都是事實,因為漢初之際四皓确實年事已高,劉邦的為人也多少有些粗魯,這是人所共知的。但這些並非四皓拒絕出山的主要原因。

因為首先,雖然四皓年事已高,但劉邦一直敬老用老,比如早在起事初期,他很樂意接受謀士酈食苴‘‘不宜踞見長者” 的進諫;早年率兵入關時,也曾接受建議在鄉裏選舉三老,並且要求“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等等。既然四皓知道劉邦“上慢侮人”的弱點,那麽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劉邦敬老用老的這一優點。

其次,四皓說“上慢侮人”、“輕士善罵”,但劉邦對隱士是廣泛接納的,至少公開征聘過他們,“求聘四皓”。而且有一點尤其值得註意與玩味,即四皓最後其實並沒有做到“義不为漢臣”,而是接受了太子劉盈的邀請。四皓接受邀請出山之事见於《史記·呂太後本紀》索隱與《史記·留侯世家》,不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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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毋廢。(《史記·呂太後本紀》索隱)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後恐,不知所为。人或謂呂後日:“留侯善畫計茭,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日:“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日:“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茭。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馀人何益。”呂澤疆要日:“為我畫計。”留侯(張良)日:“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於是呂後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史記·留侯世家》)

由上可知,呂後、太子等人也只不過征聘四皓而已,不同的是夾雜在漢初太子之爭事件中,其中還多了一些細節:第一,呂后等人強請足智多謀的張良獻策,並采取了細致的實際行動——摸清四皓對劉邦有成见的心理狀態,主動誠懇地派人前往商山邀請,還讓辯士隨同,通過解釋來打消四皓的顧慮,“因使辯士固請”。第二,“令太子卑詞安車”、“令太子為書,卑辞安車”,這就與給人傲慢印象的劉邦形成了鮮明對比;而且,太子劉盈為人“仁弱”,这可能是與商山四皓作為隱士身份的務虛、貴柔心態所暗合的東西。所以,“以待天下之定”的四皓最後接受了太子的邀請。

將上述细節與劉邦的邀請相比較,不難看出,正是‘‘細節”決定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結果的出現:劉邦的弱點擋在了他重用隱士、敬老用老的前面,成为四皓出山的一個心理包袱,與此同时,劉邦又沒有摸清四皓這一心理,采取更實際的行動去打消四皓的心理顧慮、說服他們出山。因此,劉邦敗在策略上,而不是簡單的“四人者年老矣”與“上慢侮人”。

二、四皓在太子之爭中的行為及評價

如前所述,商山四皓的出山與西漢初年的太子之爭緊密联系在一起。而且,由於四皓
的出山,給太子之爭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原來一直爭執不下的問題,“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現在由於劉邦見到四皓出現在太子身邊,而很快做出了決定,打消了改立趙王如意的念頭: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日:“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日東園公,角裏先生,绮裏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日:“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免遊乎?”四人皆日:“陛下輕士善骂,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日:“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後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日:“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日:“鴻鵠高飛,一舉千裏。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虽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競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當然,若從刘邦與戚夫人的個人感情、呂后後來的歹毒,以及戚夫人與趙王如意的悲慘下場來看,上述結局多少有些淒楚。正是因為這種復雜的感情與道德關系,後世不少人對於四皓出山以及因他們而導致的變局多有诟詞,唐代詩人張誌和在《漁父》裏就諷刺說:“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皇定是非。”同為唐代詩人的杜牧,其詩歌《題商山四皓廟》質問得更尖銳:“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詩人的評價反映了人們的不同看法,原本無可厚非。但四皓行为的實際影響是否如此,他们的選擇是否得當?則值得加以辨析,而不能簡單否定或指責商山四皓。如何評價他們在太子之爭中的行為?筆者認為評價的尺標應该是歷史的觀點,而不是感情與道德評價。

首先,前面已經指出,四皓之所以從拒绝出山到輔佐太子、反對劉邦改立,是因為劉邦策略不當,以及後來四皓對太子性格、為人的認可。而另一方面,太子競爭者趙王如意的性格,據劉邦自己所說:“如意類我。”四皓本來對刘邦某些性格方面有抵触,那麽“類”劉邦的趙王如意的性格顯然與四皓所希望的君王形象不一致。

其次,從古代的慣例與漢初的實際情況來看,四皓的出山以及对太子之爭的平息,都有其合理性與積極意義。第一,四皓的主張符厶‘‘立嫡不立庶”的慣例,代表了多數人的意见。眾所周知,自從西周嫡長子制得到確立後,立嫡不立庶就成了一種習慣法,繼承問題也成了一方諸侯或一個王朝的大事。妥善處理這一問題,將有利於社稷的安穩;否則,就有可能出現大動亂,這樣的例子在漢初之前有很多,西周末年的褒姒之乱、晉國的驪姬之亂、甚至秦二世謀害兄長奪位引起的紛爭,都是慘痛的教訓。正因為如此,劉邦一開始打算改立太子,就不斷遭到大臣們的反對,“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以直諫著稱的周昌甚至公開说:“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第二,四皓的做法有利於漢初社會的穩定。劉邦欲廢太子,事在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這個時候剛經歷秦末大亂、楚漢相爭,一方面社會疲敝,百廢待興,另一方面黥布等人還割據地方,人心未穩,因此如何保持社稷的穩定,无疑是當時最大的問題。如果因太子問題而引起紛爭,後果将不堪設想。況且,呂後素來“为人剛毅” ,呂氏兄弟又多把持要位,若太子被廢,在“母以子貴”的年代,呂後及呂氏家族顯然不會善罷甘休。慶幸的是由於太子問題很快被解決,並沒鬧出亂子,劉邦也才得以集中精力平息了隨後黥布的叛亂,對此,四皓功不可沒,所以後世大多士人都肯定了四皓的“安劉”功績。曹植在其《商山四皓贊>中說他们:“應命太子,漢嗣以寧。”白居易的《題四皓廟>也說:“臥逃秦亂起安劉,舒摟如云得自由。’,宋代文人王禹偶在《四皓廟碑》中的評價更詳細:“《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王禹傅的另一篇文章《擬留侯與四皓書》借留侯張良之口,也對四皓進行了褒贊,等等。

因此綜合來看,四皓擁立太子的行為,不論從慣例角度還是從漢初的實際情況來分析,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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