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歷史敘事的主觀傾向性——以《史記·孝景本紀》為個案淺析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張海波 劉衛平
上傳時間:2012/11/21 10:48:00

摘要:歷史叙事不只是對於曾經發生了的事件的再現,還飽含着敘事主體的評述立場,這就使作为文本的歷史敘事,總具有着或隱或顯的主觀傾向性。司馬遷的《史記·孝景本纪》是一個很典型的個案,從對《孝景本紀》與班固《漢书·景帝紀》及其他相關典籍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在司馬遷冷峻的筆法後面,隱藏著嚴肅的對於漢景帝事功的道德評判。這種道德评判傾向,有其產生的深層原因,概而言之,與時代精神和作者為史之動機密切相關。

關鍵詞:歷史敘事:司馬遷:孝景帝:道德評判

人們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觸作為“實在的歷史”,而只能透過作為“記載的歷史”去間接地觸及它。歷史從其被記錄的那一刻起,就並非是對“發生了什么”的簡單再現。英國历史學家F.H.布莱德雷指出:“歷史顯然包括這两種成分:一方面是在時間中的各種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們心灵中的回憶。”在歷史文本中,這兩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聯結在一起的。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任何訴諸文本形態的歷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當代性。歷史的當代性“不是某一類歷史的特征(如同經驗性範圍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征。按照這種觀點,不難得出以下結論:历史不是一大堆雜亂、無序的材料匯編,而表現為一種思想活動。歷史家的職責,並不只是去把雜亂、無序的材料變得有序,把不連貫的故事變得條理清晰起來,他更要做的,是把這類材料放到它們應放的位置,借助於敘事的种種技巧(有時這是一種無意识的行為)把它們看作歷史知識在時代精神所限定的範圍內的一種辅助,並或顯或隱地告訴讀者,其思慮何在,其理由何在。

所以司馬遷在談到其著史時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兴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見,其创作《史記》是有鮮明的動機和目的的,是一種自覺的意識和獨立的精神在史學傳統和時代精神下的弘揚。

《史記·孝景本紀》即以冷峻的敘事筆调體現著這種傾向。

一、《史記·孝景本紀>之編年分析

十二本紀中,《孝景本紀》的寫法比較特殊。全文僅1600余字,为本紀中篇幅最短者,與其它諸本紀言、事並重且對重大歷史事件記載甚詳的特點不同,《孝景本纪》采用編年之法,雖如“七國之亂”之類重大的事件,记載亦極為簡略。因其全篇充斥着一些關於天象異變、自然災異的敘述,以致歷来不乏有人疑其為偽,同時也有學者對其進行反駁。當今,比较保守而又通行的說法是:今本《孝景本紀>是在司馬遷原作的基礎上的一個刪節本,大体亦保存了原作的風貌和思想傾向。為研究方便,本文以編年的形式對其作以簡要摘錄:

1、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孝景元年,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2、二年八月,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岁星逆行天庭中。

3、三年正月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宫大殿城室。吳、楚等七國叛亂,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亚夫將兵誅之。

4、四年九月,更以(弋)(易)陽為陽陵。

5、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坏城十二丈。

6、六年,梁、楚二王皆薨。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7、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8、中元年,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9、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九月甲戌,日食。

10、中三年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免],以禦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

11、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宫。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12、中五年秋,地動。

13、中六年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14、後元年,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

15、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三月,匈奴入饜门。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16、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陽陵。

上文的摘錄,並非對一系列事件的簡單臚列。筆者在此所要嘗試的是,從這些平淡而又客觀的敘事中尋繹出某種道理和意義。筆者發現,作者筆下,每次緊隨災異的叙事,便是人間的紛亂。這樣的叙寫,顯然隱含了對天人关系的某種思索。司馬遷是曾經向董仲舒問過學的,但今人並不能據此就判定,司馬迁接受了董生“天人感應”的學说。相反,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並不是借天象來預示或支配人事的吉兇、災祥,而是通過對興衰成败的探討,來揭示人事的可為,這里面有順應自然的傾向,也有對天道不公的質問。因此導致的接受情況是,本篇傳記的叙事態度,令那些只熱心于故事講述的讀者不無失望。

縱觀孝景十六年,除卻元年、四年、六年無災恙外,其余十三年,要麽地震、水旱、火灾、蝗蟲、瘟疫等自然災害發生,要麽兵戈大起,天下咸無安寧。處在這樣的“治世”下,是不能不倍感沮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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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漢書·景帝紀》之比較

在後代史家心中,作为與文帝並稱的明君,景帝是“文景之治”的主要主持者和參與者。然而,司馬遷為景帝所作的傳紀卻如此簡略,所展示的並非海清河晏的太平景象,而是種種灾異帶來的陰沈局面。很難想象所謂的“治世”,竟會是如此的滑稽。更難想象,一代明君的德行與事功,竟是如此的庸常。

然而,在班固的《漢書·景帝紀>中,讀者又似乎看到了另一景帝的形象。景帝二年十月,下了一個詔書,其內容概表彰其父孝文的功德,當时丞相呂嘉上奏說:“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也。”(《漢書·景帝紀》)又二年(相當於《史記》“後二年”)四月,景帝針對當时天下趨利而逐末,農業生產遭到破壞的現實狀況,下诏說:“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獻,减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务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伪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乱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書·景帝紀》)又三年(後三年)春正月,詔日:“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听者,與同罪。”(《漢書·景帝紀》)從上述記載中,读者所看到的景帝的作為,主要是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提倡重本抑末,減輕徭役賦稅,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長,可謂是一個具有遠慮的仁德之君。故司馬貞《索隱述贊》中雲:“景帝即位,因修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並說“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同樣是寫景帝,為什麽《史記》和《漢書》會有如此大的差異?為什麽司馬遷要掩其所長,不願把其“閃光”的一面再現出來?為什麽同樣寫災異,在文帝本紀中,司馬遷屢在敘述災异後,旋即交代文帝的應對措施,而在景帝本紀中,後於与災異敘述的,卻是世間的紛爭與禍乱?難道景帝對天下的灾難,這樣無能為力,無動于衷?為什麽有可以表現景帝“明君”形象的史料,司馬迁卻置之不用?他為什麽要采取如此的敘事態度?

历史的敘事及其所要表達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史料的使用和架構。而“叙事不僅僅是一種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來再現發展過程方面的真實事件的中性推理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體論和認識論選擇。史料作為歷史敘事的話語素材,在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現(或缺場)中,總是或隱或顯地表現出一種道德的評判。

筆者並非要為景帝鸣屈,而是要探討司馬遷如此安排、思考和寫作的意图何在。還是從本篇传紀的“贊”開始討論。“太史公日:‘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异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從(縱)而西鄉(向),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史記·孝景本紀>)在司馬遷看來,文帝施仁德,天下已大治大安,不復有異姓諸侯威胁漢室,照理,孝景在這種大好的形勢下,理應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使天下更加安定。可是由於朝廷削弱諸侯,舉措失當,致使吳林‘‘七國之亂”發生。司馬遷表面上指責晁錯,但實際上認为,動亂背後的責任,是應由景帝來承擔的。

還有,在司马遷看來,景帝對大臣亦過於苛刻,缺少文帝的寬厚、仁德之举。身為兩漢開國功臣周勃之子的周亞夫,頗善治军,屢立戰功,在平定“七國之亂”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這樣一位有功於社稷的重臣,卻“終以窮困”,餓死獄中。從周亞夫的本傳中,讀者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其遭遇甚為不平,對漢景帝的刻薄寡恩隱含不滿。

文帝身體力行,提倡薄葬,其遺詔說:“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時,世鹹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史記·孝文本纪》)對此,司馬遷予以熱情洋溢的稱贊,並在其传紀中不惜筆墨地全录其文,以彰其德。而景帝又是怎樣做的呢?景帝五年三月,始作陽陵,同年“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又“七年,春,免徒隸作陽陵”,“中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至“後三年,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陽陵”。r置”應為“葬” )(《史記·孝景本紀》)景帝五年就早早地為自己預作陵墓,並多次大規模地擴建,實屬勞民傷財之举。在《史記》看似平淡、客觀的敘事中,隱含著作者的道德評判。

三、同一歷史不同主觀傾向性之原因分析

同一帝王的傳紀,在先後兩位傑出的史家筆下有如此大的分歧,這和兩位史學家的爱憎,與其所處的時代精神和为史之動機是密切相關的。司馬遷所經歷的時代,乃是在大一統的文飾下,皇權專制政治大踏步前進的時期。漢武帝“阳儒陰法”,酷吏統治、專制皇权的毒害已經慢慢侵入這個社会的各個環節,而春秋時的那种王道精神、人本主张也被這大一統的專制皇權政治所掩埋。司馬遷滿懷深情地去肯定文帝,是因為他在這位大漢天子的身上看到了仁愛和寬厚,看到了他所仰慕的一種逐漸逝去的古代君王的遺風。而景帝,他所給予的評價便是“刻薄”,及其由这種刻薄的性格所帶來的行為上的寡恩。

司馬遷作史的动機和目的,從《太史公自敘》來考察,是有個前後發展的過程的。其事之始,是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的遗誌。司馬談在臨終前,向司馬遷講述自己修史的動機時說:“自獲麟以来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汉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敘》)可見,司馬谈是有感於孔子作《春秋》之後,四百余年,史書闕如,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事跡不述而立誌為史的。司馬遷開始修史時,也是出於同樣的動机,把修史看作是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並對上大夫壺遂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經李陵之禍後,由於身陷囹圄,遭受宮刑,身體和精神都受到極大的摧殘,修史的原本動機和目的便也有所調整和充實。他說:“夫《诗》、《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並在列舉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發憤著書時說:“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他認為自己也是屬於這種發憤著书的類型。這便使他的史作寄托著自己的身世之慨,並註入了一種強烈的怨刺情感。其修史便也多少具有作史的成份。故雖“述往事”,其目的卻是“思來者”,即通過對於“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思索,來揭示人類將來之命運,以承擔起史家對於人類的出路所肩負的責任和使命。所以在其對於筆下人物的摹寫中,總是充实著一種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明确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而景帝在司馬遷的主觀傾向裏,便是因為道德上有缺失而受到了批判的。

然而當時代到了班氏父子時代,已經完全是“天下為漢”了。其《敘傳》雲:“固以為唐虞三代,《詩》、《书》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后世,冠德於百王,故日‘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篡前記綴辑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由此可知,班固不滿於司馬遷將汉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特以前漢为訖,稱為《漢書》,以與唐虞三代之《詩》、《書》,爭光競輝。其意在於尊漢,為漢代統治者“潤色鴻業”。又由於多少具有由外戚關系所維系的對劉氏政權的感情及其奉詔修史的經歷,這不得不使他筆下的大漢天子,全都罩上了神聖的光環。這也就使得這兩位史家在敘述同一歷史時,具有了不同的主觀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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