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於楚襄王四年考論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古代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王前程
上傳時間:2012/11/21 10:37:00

[摘 要]屈原《哀郢》不是作於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國大將白起攻破郢都之時,而是作於頃襄王四年屈原東遷鄂東、又再放江南湘西之初。屈原為楚怀王客死秦國而抱怨楚国當權者是他遭“遷”的直接因素,而深層原因則是楚國保守派、親秦派對於變法派、抗秦派及其支持民眾的無情镇壓。《哀郢》的中心思想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發忠而被謗、一心報國終遭棄的悲憤之情。《哀郢》敘及的“東遷”之地“陵陽”,應是位於鄂東大別山南麓的一座重鎮,將其推斷為千裏之外的安徽青陽、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別山北麓的信陽、或長江之南的嶽陽等地,都與屈原作品提供的線索不符。

[關鍵詞]《哀郢》;創作時間;中心思想;流放原因;陵陽

由於時代之久遠和史料之阙如,歷代學者對於屈原名作《哀郢》的創作時間及所涉及的歷史事件作了各不相同的推測與解釋。明代汪瑗在《楚辭集解》中提出兩点:一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攻破郢都,百姓離散,“此《哀郢》之所由作也”;二是秦軍攻破郢都後,將郢都的罪人遷往东部,“屈原亦在罪人赦遷之中”,故屈原“悲故都之云亡,傷主上之敗辱,而感己去終古之所居”。汪瑗之說影響颇大,清代學者王夫之、戴震等,当代學者郭沫若、遊國恩、陳子展、蒋天樞、馬茂元、金開誠等,都認可或基本認可這一觀點,現行的《辭海》、《辭源》及多数註解本亦均沿襲此說。其實,此說只是一種缺乏根据的推測,不足以令人信服。依據史籍和屈原作品提供的線索,《哀郢》當作於楚頃襄王四年屈原被“遷”鄂東又再放江南之初。茲考論如下:

一、《哀郢》不大可能作於郢都淪亡之時

首先,秦軍不大可能將屈原列入“赦遷”的罪人之列。按汪瑗之說,白起攻下郢都之後,俘獲了大量滯留郢都的楚國官民,然後赦免他們並將其遷往東方,屈原亦在“赦遷”之列。屈原一直主張聯齊抗秦,多次作為使節前往齊國以促成合縱抗秦,是楚國抗秦派的领袖之一,當初秦相国張儀來郢都極力破壞楚齊聯盟時,屈原進行過堅決鬥争,秦國君臣對此不可能一无所知。如果秦軍真的俘獲了屈原,屈原能輕易被赦免嗎?說屈原被秦人“赦迁”東方,實不足信。

其次,屈原在郢都淪亡后不大可能再流放到湘西。學術界普遍認為《涉江》是屈原緊接著《哀郢》之後自敘流放路線的作品。《涉江》日:“乘黔船余上沅兮……朝發枉隋兮,夕宿辰阳。”沅水、枉睹、辰陽皆為湘西之地。然而,郢都淪亡之後屈原实無再去湘西的可能。《史記·楚世家》雲:“(頃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史記·白起列傳》雲:“後七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楚頃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從《史記》這兩段記載看,白起首先攻占了離秦國最近的楚國西北部分地區即“西陵”(今湖北十堰、襄樊一帶),然後向東南攻占了楚國都城“郢”及周邊地區,迫使楚國君臣逃到東北部靠近齊國的陳城,但精明的白起深知楚國東部地區十分遼闊,其軍事力量還很強大,貿然深入會遭到失敗,於是“東至竟陵”(今湖北天門一帶)便不再向東前進,而是轉兵攻占楚國力量薄弱的巫郡、黔中郡等地以與巴蜀地區連成一片,古代巫郡、黔中郡相當於今天湘西、鄂西、重慶等區域。白起秦軍以嗜殺闻名,湘西一片戰火,而屈原偏偏“朝發枉睹”而“夕宿辰陽”卻又只字不提湘西戰事,豈非咄咄怪事?故秦軍攻占郢都後,屈原不大可能有湘西之行。

再次,《哀郢》開頭四句不能證明是描寫郢都之淪亡。《哀郢》起首日:“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迁。”這是汪瑗、王夫之等古代學者認定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哀之,遂有其詩的主要依據。“震愆”,乃震動不安、遭災受罪之意。而使百姓遭災、親人離散的原因有多種:或自然災害,或流行疾病,或外來戰爭,或內部矛盾引起動亂,等等。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註》均認為《哀郢》的主旨是:“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即《哀郢》乃屈原遭放逐时哀念郢都而作。誠然,《哀郢》自敘忠心報國卻遭棄逐的不幸遭遇,对郢都刻骨銘心的思念和對“谗人”的怨恨之情幾乎占據了屈原心靈的全部。有學人指出,在郢都淪亡、百姓隆遭殺戮、楚国行將毀滅之時,再去刻意傾吐個人之恩怨而忘情國事,這顯然“不合屈原的性格”罔。從屈原之人品和一貫的愛國思想行為看,這个分析合理。所以,說《哀郢》開頭四句乃敘述郢都淪陷之悲未免失之武斷。

又次,屈原自敘離開郢都的時間恰好证明了“郢都淪陷”說的不可信。詩中提到離郢的季节是“仲春”,即該年的第二個月;又說“甲之朝吾以行”,“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當年二月甲日是哪一天難以推算,詩言“方仲春”,應當在月中。從《史記》之《白起列傳》、《楚世家》、《秦本纪》等傳記看,白起是在楚頃襄王三十一年開始發起郢都戰役的,即使從這一年的第一天算起,到二月中旬也只有一個半月左右的时間。郢都為楚國都城,楚國君臣再昏聵無能也不會蠢到毫無設防。白起攻占郢都北部的鄢、鄧五城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卻在短短的一個半月內奪取了水網密布、重兵衛護的郢都,而奪取郢都之後去攻占郢都周邊的夷陵和競陵等地時居然又花了十個多月的時問,這可信嗎?

由此可見,屈原《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淪亡之時。

二、《哀郢》應作於楚頃襄王四年屈原東遷鄂東又再放江南之初

關於屈原流放问題,學術界有“放逐一次”、“放逐兩次”、“未被放逐”等多種爭議。遊國恩主張“放逐兩次”:“屈原之放,前後凡兩次:一在楚懷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懷王時放於漢北,頃襄王時放於江南。漢北之放蓋嘗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關典籍,此說是比較合乎實際的。但应該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罰是“東遷”。

作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終被“遷”是有其必然性的。戰國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吳起曾在楚國掀起了一場聲势浩大的變法運動,力除積弊,國力迅速增強,使“諸侯患楚之强”。但由於吳起變法嚴重打击了楚國貴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舊的貴族勢力便群起而攻之,亂箭射殺吳起並車裂其屍,使一場富國強兵的改革運動就此流產。吳起变法失敗後,楚國開始走下坡路,政治積弊愈深:貴族橫行不法,權臣結黨營私,貪腐之風盛行等等,嚴重地阻滯了楚國之發展壯大。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則使得秦國一躍成為最強盛之國,不僅對關東诸國頻繁出擊,而且把目光轉向南方楚國,並在楚懷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遊的巴蜀之地,对楚國構成了巨大威脅,歷史从此進入合縱連橫的攻防時代。

鑒於外有強秦威逼,內存政治積弊,楚怀王起用年輕的屈原主持改革。《離騷》日:“舉贤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无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可見屈原改革的核心內容有兩條:舉賢授能和以法治国。很顯然,屈原同六十多年前的吳起一樣都是针對楚國的病癥而開藥方,即一要打破用人世襲制,從基层選拔德才兼備的賢才;二要維護國法威信,嚴厲打擊貴族階層驕縱不法以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唯有如此,楚國才能富國強兵。然而懷王時代,守舊勢力更加強大,懷王本人也遠不及楚悼王有頭腦和魄力,其支持改革的態度也远不及楚悼王堅決,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屈原終遭懷王疏遠而失去了左徒之職,被迫中止了改革活動。但當時合縱連橫的鬥爭形势十分嚴峻,楚國保守派又是頑固的親秦派,以子蘭、鄭袖、上官大夫等人為核心;變法派則是堅定的抗秦派,以屈原、昭滑、陳軫等愛國人士為代表。而懷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搖擺不定,時而畏懼秦國而派使節與秦聯姻,時而憎恨秦國而遣屈原聯齊抗秦。所以,屈原被疏離開權力中心後應該有相當一段時期仍在朝廷內任職,主要從事外交活動,《屈原列傳》和《楚世家》都有屈原出使齊國回来後諫懷王殺張儀的記載可作為佐證。

但是,隨著秦国加大打擊楚國的力度和楚國連续喪師失地,懷王的畏秦心理日益加重,屈原等人的聯齊抗秦主张很難被接受,相反亲秦派的棄齊親秦主張很容易占上風。《楚世家》載:懷王二十四年,秦昭王繼位,“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人與秦昭王盟,約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大約在此時,屈原有過激烈反對懷王与秦會盟的言行,在親秦派的讒毀下,毫無主見的懷王罷免了屈原的一切職務,並將他流放到漢北之地。遊国恩推測說:“按屈子初放之时,當在懷王二十四年,此可以從約之離合推而知也。”鯧此推測较為合理。

然而,秦國拉攏楚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種鬥爭策略。怀王二十七年,“入質於秦”的楚太子橫與秦國大夫發生冲突,太子橫“殺之而亡歸”,終於被秦國找到借口。懷王二十八年,秦聯合齊、韓、魏等國進攻楚國,殺楚大將唐昧,奪取垂沙、重丘等重鎮(今河南中南部)。懷王二十九年,秦再攻楚,奪八城,殺楚將軍景缺及二萬將士。政治腐敗以及边關戰爭的一再失利終于引發了國內暴動。《茍子·議兵篇》雲:“兵敗於垂沙,唐蔑死,莊蹁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唐蔑即唐昧,“莊蹁起”,應是《呂氏春秋·介立》篇中所說的“莊踽之暴郢”這一近似於軍事政变的動亂事件。茍子認為,不是楚國武器不鋒利、將士不善戰,而是楚国統治者政策嚴重失誤,從而導致内外交困、國家支離破碎的可怕局面。

在內外交困之中,深為恐懼的懷王將流放漢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而秦国則實施了更大的陰謀,即扣留懷王脅迫楚國。懷王三十年,秦昭王寫信約懷王到武關會盟,隨後加以扣押。頃襄王乏年,懷王在氣病交加中身亡,“秦歸其喪于楚”。懷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發了楚國政壇的騷動,也給屈原帶來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傳》日:“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可見頃襄王上台之後,親秦派更加得勢,宿敵子蘭大權在握,屈原處境更加不利。楚國議立新君時,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復職,尚無資格參加討論,但他反對擁立子蘭的态度不能不影響抗秦派人士的立場,这自然會使子蘭等懷恨在心。而懷王屈死事件引發的政治风波,終於成為當權的守舊派打击屈原的口實。

《楚世家》載,懷王屍首運回楚国後,“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懷王屈死於秦國之後,楚國民眾的悲份憤怒之情自然非同尋常。盡管史籍留下可供參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們沒有理由怀疑頃襄王三年是楚國歷史上的政治風波年,廣大民眾支持抗秦派、反對親秦派的聲浪絕不會微弱不振。屈原在這场風波中說了什麽話起了什麽作用,是否有借民眾之力反擊親秦派的政治企圖?不得而知。但從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緒和事後楚王的严厲處罰看,屈原絕不會是安坐于家無動於衷的:《屈原列傳》:“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這一次被“遷”,已經不是單純的懷王事件引發的矛盾,而是保守的親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間的一次總較量,其結果和當年吳起事件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吳起是客卿,慘遭射殺和分尸;屈原與楚王同宗,仅僅是被“遷”而已。

對於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體年代,學者們眾說紛紜。陸侃如確定为楚頃襄王三年:_懷王死于頃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時,他年四十八。其路程和日期,都詳载在《哀郢》與《涉江》兩篇中。”H-o-这個推斷合乎情理,只是失之嚴密与精細。根據常理和《哀郢》所敘,将《哀郢》的創作年代確定為楚頃襄王四年是恰當的。因為懷王在頃襄王三年病情加重,從害病到病重再到死亡有一個过程,秦人將其屍首歸還楚國亦需要时Et,楚人舉行國葬進行哀悼,然后發生政治風波,再到最終鬥爭结果的出現,均需要相當的時間。故《哀郢》自敘被放逐出郢都的時節是“仲春”,此“仲春”當是怀王病死的次年即頃襄王四年的仲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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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哀郢》中部分詩句的真正含義

《哀郢》一詩涉及了许多地名、方位、事件等問題,對部分詩句含義的不同理解導致了學術界關於作品寫作背景与寫作時間的嚴重分歧。茲就主要問題予以辨析:

1.“百姓之震愆”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这幾句究竟指什麽事件,除汪瑗等大批學者認為指白起攻破郢都外,還有朱熹的“適會兇荒”說以及今人姜亮夫、趙逵夫的“莊踽暴郢”說等。“莊蹯暴郢”事件當發生於懷王時期,與頃襄王再放屈原的時間不合。朱熹說屈原放逐時適逢人民逃荒,未免过於牽強與巧合。從這幾旬的語氣看,屈原情緒是十分激動悲憤的,如果不是遭逢重大事變,當不至如此。如前所述,這一重大事變當是楚國守舊的親秦派對革新的抗秦派及其支持民眾的無情鎮壓。封建時代對於政敵的打擊歷来非常嚴厲,動輒牽連無數家庭亲族,大批無辜者必被處死或遭流放遷徙或發配充軍,所謂“百姓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即指此事。屈原畢生懷報國之情,關心民生疾苦,而楚國卻是小人奸佞當道,肆意殘害忠良,不僅自己屢屢遭受極不公正的待遇,还殃及了無數親友和無辜民眾,故而劈頭憤怒地發出“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的責骂,天命無常,君昏臣亂,無辜百姓受災遭殃,這難道就是公正無私的天理大道嗎?詩人借責骂上天向倒行逆施的楚國當權者发泄了強烈的不滿。

有學者指出,古人之“放”與“遷”存有差異。“放”是指流放個人到某地,一般不牽涉家族;“遷”即“遷徙”,“即將一個部族從原來居住的地方遷徙到另一个地方。這是在氏族社會中戰勝的部族為了防止戰敗的部族在原地東山再起、構成對自己的威脅、將戰敗的部族整體遷徙到邊遠地方安置的一種刑罰。这種氏族社會中的刑罰,被楚国沿用下來,作為對付同宗支系的一種懲罰方式”[51。這種看法有道理,懷王雖昏聵,但畢竟喜歡、器重過屈原,對其懲罰有所保留,允許其親族留居郢都;而頃襄王較之懷王更加昏聵,又是個極易沖动的人(如意氣用事怒殺秦大夫),加上懷王屈死事件引發的政治風波直接威脅到其统治地位,因而在小人蛊惑下他作出將屈原及其亲族趕出郢都的決定實不難理解。屈原慘遭“遷徙”之刑罰在《哀郢》中可見
端倪:“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足見亲秦派是以在國喪期间參與煽動民眾鬧事的不慈不孝的罪名來誣陷打擊诗人的;“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亦見詩人遭“遷”之後其情緒之低落悲伤乃至於絕望。毫無疑问,《哀郢》流露出的思想情感絕不是國都淪亡之恨,而是被迫離開“終古之所居”的悲愴。

2.“東遷”、“陵陽”、“两東門”

《哀郢》自敘“東遷”路線:“去故鄉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屈原是從夏水出發進入漢水再順流而下至夏口(今漢口)呢,還是順長江東下至夏口呢?古今學者爭論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詩人最初是向東“流亡”的,並已到過夏口之東(“背夏浦而西思兮”說明船已过了夏口)。

那麽,屈原“東遷”的終點在哪裏呢?《哀郢》:“當陵阳之焉至兮,渺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东門之可蕪!”這是《哀郢》中歧義頗大的詩句。首先,對“陵陽”的解釋不同。一種理解为“波浪”,如汪瑗《楚辞集解》:“此陵陽即陽侯也”,陽侯即波神。而更多学者將其理解為地名,如宋人洪興祖、明人陸時雍、清人王夫之等等。清人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在地名基礎上首創“屈原放逐陵陽”说,認為詩人自敘“東遷”,而東遷目的地就是陵陽。他还說,《哀郢》所敘路線是“從郢至陵陽”,《涉江》所敘则是“從陵陽之漵浦”。遊國恩、郭沫若、姜亮夫、湯炳正、金開减等當代學者皆認同蔣骥的觀點,只是在細节上存有差別。其次,對於“两東門”何所指看法有異。朱熹《楚辞集註》:“郢都東关有二門。”後人多從此說,而且持“郢都淪亡”說的学者們將“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两東門之可蕪”兩句作為立說的重要依據之一。也有學者认為“兩東門”非指郢都城門,如錢玉趾說:“《哀郢》‘兩東門’是漢北的重丘等兩座城市的兩座東门,這‘兩東門’的荒蕪是指這兩座城市的荒蕪。”

古今學者大多将“陵陽”視為屈原“東遷”之地應是合理的。但作為楚國之地名,“陵陽”究竟位於何处?則眾說紛紜。蔣驥以為陵陽在郢都東一千六七百裏外的安徽陵陽,即今安徽青陽,位於长江之南。趙逵夫懷疑陵陽不至於那麽遙遠,以為“當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歐潭生以為“陵陽應是指夏浦北邊楚國的軍事重鎮,即河南信陽的楚王城”。此外,還有“湖南嶽陽”等說法。

如何確定“陵陽”的方位,还是應該以屈原作品為主要依據。古人稱山之南面、水之北面为“陽”,稱山丘、大土山為“陵”,所謂“陵陽”當指山南之地,因此許多地方均可稱“陵陽”。夏口之東便是今鄂東地區,大別山脈橫亙於其東北部,許多大小不一的山丘向南延伸至长江北岸,屈原順夏水、漢水下浮至夏口,在長江北岸一帶逗留過,此“陵陽”應在漢水、長江以北臨近江濱的某一區域。三國時曹魏大將文聘曾據守軍事重鎮石陽城,石陽城位於今武漢新洲區、黃冈團風縣一帶。此“石陽”與“陵陽”是否有淵源關系,不得而知。但將“陵陽”確定在鄂东江北地區應該是合理的,因為屈原緊接著在后文說“渺南渡之焉如”,說明屈原是站在陵陽江濱南望長江波濤的。詩人在《涉江》中自述南渡長江经過南岸的鄂渚(今湖北鄂州一带)從陸路前往洞庭湖,亦足見陵陽与鄂渚隔江相望,位於長江之北。楚王將屈原及其親族遷徙至大別山地區,並將大批支持改革派的民眾充軍至此,是極有可能的。

由此可知,“兩东門”應指陵陽的兩東門。古代城鎮通常分為裏城、外城,均建有東門,“兩東門”即指此,將“NNi´-J”解釋為两座城市的東門或郢都的東關門,都難免有牽強附會之嫌。綜合這幾句詩來看,屈原很可能年輕時到過陵陽,這一次是故地重遊。當他經過兩東門離开陵陽城時,回首城垣,感慨萬千,想不到這座當年巍峨繁華的古城如今競如此破敗,臺閣丘墟,城門荒蕪,真令人揪心。自懷王十七年秦國在丹阳斬殺八萬楚軍將士以來,楚國在近二十年的戰爭中幾乎次次慘敗,無數將士戰死沙場,國內軍队、民夫被統治者抽調一空,致使大批城鎮人烟稀少、破敗荒蕪,陵陽城当然不例外。詩人由陵陽的荒落景象聯想到整個楚國即將殘敗沒落的命運,不禁憂心如焚:“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可見,陵陽應是位於鄂東大別山南麓的一座重鎮,將其推斷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陽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別山北麓的信陽或長江之南的嶽陽等地,都與屈原作品提供的線索不符。


《哀郢》敘述離开郢都時是“仲春”,《涉江》敘述從陵陽前往湘西時則是“秋冬”,說明屈原在鄂東陵陽一帶僅僅呆了大约半年就又被放逐湘西。這不難理解,因為此次“東遷”的流放者大多與郢都發生的政治事件有關,在頃襄王和以子蘭為首的親秦派們看來,屈原是危險分子,必須讓他同支持他的親族、戰友和民眾分離开來。於是,屈原便有了獨放湘西的處罰。《涉江》所雲“腥臊並禦,芳不得薄兮”(邪惡的小人都被重用,而高潔之士卻日益遠離朝廷)正是詩人“東迁”之後又旋即被流放江南時悲憤不平情緒的流露。

3.“至今九年而不復”

《哀郢》:“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许多學者將“復”字理解為“返回”。金開誠等釋此二詩句雲:“時間快得似乎使人不能相信,我離開郢都至今已經九年了,卻仍然不得返回。”[91 502蔣驥以為“九年”是屈原放逐到安徽陵陽并在那裏生活已經有九年了。這實不可信。屈原放逐漢北和江南都留下了不少作品和傳說,如果在安徽陵陽呆了漫長的九年,无論如何會在作品中留下安徽陵陽的足跡,可惜至今找不到。其實,詩中的“復”字不是“返回”而是“恢復”的意思。“九年而不復”是指長達九年的時間沒有恢复其職務,從懷王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間屈原被流放漢北到頃襄王四年再放時足足有九年,這期間屈原虽然被召回朝中,但一直遭到親秦派阻撓而閑散無职,不能參與朝政。“忽”是“恍惚”,即迷糊、昏昧的意思。屈原這兩句詩是說,君王(包括懷王和頃襄王)昏迷,被小人谗言所惑,始終對他不信任,以致九年來他一直被閑置不用,無法為国效力,“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离而鄣之”,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屈原詩中表達“返回”意思的習用字是“反”字,僅《哀郢》一詩就用了三次:“何須臾而忘反”、“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如屈原想在此處表達“不得返回”的意思,依然會使用“反”字而不會突然變換一個“复”字。

總之,無論從歷史背景看,還是從詩歌所流露的情感看,《哀郢》一詩當作於楚顷襄王四年屈原東遷鄂东又旋即再放江南湘西之初,其中心內容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發忠而被謗、一心報國終遭棄的悲憤之情,客觀地暴露了楚国君昏臣亂的黑暗現實,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堅貞不屈的高尚品格和至死不忘故國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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