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近年來漢語語境中文學批評的修辭論視角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漢語言文學論文
論文作者: 泓峻
上傳時間:2012/1/10 10:35:00

論文網:

 一
  
  近些年來,一部分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家在對漢語文本进行闡釋時,開始重視修辭論視角的引入,这對於漢語語境中的文学批評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家而言,文學首先是一種言語表達,面對一個文本,首先面對的是一種修辭效果,然而,真正在漢語語境中踐行修辞批評原則,對自己本民族的文本作細讀基礎上的深入分析,提出既紮實又有理論深度,有創建性的觀點的論著卻一直很少見到。目前,受西方理論思潮的影響,中國的文學批評正在經歷一個“文化学轉向”,文本分析似乎正在成為過時的方法。然而,我們不應忽視這樣的事實: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文化批評,是在經歷了長時間高度封閉的文本研究之後,向外部研究(泛文化研究)的再次開放。而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现狀,與此則有很大不同。在20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裏,我們的文學批評都是習慣於對文學進行大視角、遠距離的宏觀把握,以致形成一種現在還沒有走出的思維定勢。因此,完成中国文學批評的“文化學轉向”並不困難,難的是怎樣使文化批評不至於流於主觀隨意、空泛武斷。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批評實踐中的修辭論視角显得尤其難能可貴。
  其實,文學批評中的修辭論視角的使用,並不是一味排斥我們所習慣的社会歷史視角或文化視角,它僅僅是強调,即使是對文學的社會、文化、歷史及意識形態內容的解讀,也應建立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通過語言分析落到實處。一个批評文本,要想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就應當向讀者展示文本分析的過程。如有人已经指出過的那樣,沒有具體的語言分析的文學批評可能導致這樣的效果:“它或者使結論顯得主觀,陡峭,或者會让闡釋落人純粹的形而上的思辨之中;二者也許都不乏某種深刻的意味,但是對於被批评的文本和期望從批评中有所收獲的人來說,也可能無关痛癢甚至不著邊際。”①
  基於以上認識,本文試圖在近年來漢語語境的文學批评中,對並不構成主流的修辭論傾向加以指認、分析,以期引起批评者與理論研究者的关註。所謂“漢語語境中的文學批評”,指的是國內的文学批評界針對漢語文本的批評,特別是對“五·四”以來的漢語文本的批評;在外國文學研究中,修辭論的視角常常能夠被更多地,也更成功地運用,但這些批評不在本文論述之列。本文的“近年來”指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這段時間。
  
  二
  
  在中國近年來的文學批評中,由於受20世紀西方人文學科語言論轉向的影響,許多評論家在批評文本中都植入了一些語言學名詞,类似“語境”、“話語”、“叙事”、“隱喻”、“象征”、“反諷”這樣的從語言學中借來的詞匯在批評文章中出現的頻率很高,但固有的思維定勢依然被沿袭著,明確的修辭意識卻常常在批評中缺席。在大部分批評文章中,語境、話語這些概念仅僅在語言學之外的層面上被使用著,比如常常以“文化语境”、“社會語境”、“主流話語”、“男權话語”、“現代性話語”這樣的偏正词組出現;“敘事”在許多批評文章中也常常指的是大敘事概念,如經常被談論的“歷史敘事”。即使涉及文學的敘事,批評家所談論的也往往是“敘述了什么”的問題而不是“如何敘述”的問題。比如,一篇以中國女性文學的敘事变化為主要考察對象的文章,談論的是女性文學中的主題、意象、價值取向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與不同時期的社會現實的變化之間的呼應關系②:以《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敘事50年》為副題的文章,在歸納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敘事模式時,發現的是“革命一啟蒙一多元”這樣的文學主題樣式。③至於當代中國文学批評中對文學作品的“隱喻”、“象征”“反諷”等的分析,更是常常變成拋開文本,对隱喻義、象征義、反諷義的臆測。而真正建立在文本分析基礎上的修辭論闡釋,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批評文章中,實屬鳳毛麟角。其中比較成熟且在數量上占了絕大部分的,當屬敘事學批評。
  由詞匯修辭向語篇修辭的轉移,是20世紀西方修辭研究的一大進展,文學的敘事學研究便是這一進展的直接成果之一。由於在新時期以後特別是90年代以後國內的小说創作中,作家往往有意凸顯敘述行為本身,對批評家而言,把握了當代中國小說敘事方式的變化,就等於把握住了當代中國小說變化特征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而把握了一個作家的敘事風格,就可能破解這個作家創作的奧秘;因此,借助於西方的敘事學研究成果,有些批評家對先锋作家的小說文本進行了成功的敘事學分析。
  張法在一篇題為《何以獲得先鋒——先鋒小說的文化解說》④的文章中,並沒有空泛地闡釋先锋小說的文化意義,而是極為耐心地對先鋒作家的敘事策略进行了研究。作者認為,“先锋文學首先給人的感覺惊震,就是藝術載具的突出”,它要使讀者清楚地知道,小說“不是現實、歷史、记錄、報道,而是虛構是故事”。更深一層去看,對敘事的虛構性的强調,突出了故事講述者的主觀性以及“故事客體作為他者的非客观性,故事本體的模糊性,故事狀態的碎片性,故事秩序的任意性。”在行文中,文章作者的每一個論證環節都是通過大量引证完成的。作者告訴我們,同樣是为了顯示文本的虛構性,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敘事策略。如馬原采用的是在敘事中強調“馬原是馬原”的方式,蘇童則采用的是強調“蘇童不是蘇童”的方式;洪峰、孫甘露用“故事爆炸”的方式來顯出故事的故事性,余華、格非和葉兆言卻用拆散故事來呈現故事的故事性。這篇文章的敘事分析還涉及更深層次,如作者指出,孙甘露的《請女人猜謎》寫出了故事的套中套:我在講“我”的故事,在故事中“我”又在寫故事;而洪峰则是在故事中不斷地講小故事,因而他們讓“故事爆炸”的方式是不同的。通過绵密的分析,作者向我們展示了先鋒作家如何在講故事的同时又解構了故事,並通過解构故事重新書寫了現實。
  正如其標題所示,這篇文章并不是為研究敘事而研究敘事的,作者意在說明,先鋒作家的敘事本身透露出的就是一種文化態度。作者在文章的最後總結說,“先鋒文學因其形式的帶動,通過遠離現实而接近了現實,通過抽象現实而具體了現實,一句話,它無意于寫現實而寫‘好’了現實。”在先锋小說裏,“一切故事都是在講叙一個大故事,一個關於中國的抽象:‘前現代的中國’。”因為批評家不是簡單地對先鋒敘事加以命名了事,而是把大量精力用在了先鋒作家是怎樣完成自己的虛構,並通過虛構重新書写現實這一問題上,對先鋒作家的敘事策略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分析,因而“先鋒小說的先鋒性”、“先鋒作家的文化態度”之類的表述,對讀者而言已不再是遊離于文本之外,無法撲捉的抽象的觀念。
  在作家個案研究中,對文本的細读及語言分析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而把自己的立論建立在語言分析的基礎上,本身就可能是一次寫作的冒險,它一方面需要功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耐心。在這方面,張俊苹的一篇題為《時空漩渦中的零散詩意——從修辭论美學看劉恪(藍雨徘徊)語言探索的先鋒意義》⑤的文章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範例。在這篇批評文章中,作者指出,先鋒作家劉恪的小說《藍雨徘徊》一方面使被拆解的故事層面的人物隱入一種失語狀態,從而营造了一種統攝全文的詩意話語;另一方面,它的包含了诗文語、史書語、歌謠語、方言俚語的跨文體話語,又形成雜語喧嘩的局面,瓦解著占主體地位的詩意話語,使之呈現零散化形態。“因而。這種話語系統的實驗,既以現代派手法尤其戲擬技巧融匯了中西古典與現代,又因其雜語喧嘩的特點,以及技巧運用和文本建构的自覺意識,在傳達古典韻味的同時,實現了現代語境下語言的狂歡,形成當下世紀末文化漩渦中最為獨到的現代漢語話語系統。”作者強調,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先鋒文學的失語,商品文化的泛濫,西方文化的重壓使文學語言處於多元化不穩定探索性阶段,而劉恪獨創的現代性零散詩意話語系統,嘗試性地实現了“古典詩意精神与現代先鋒意識的融匯”,“闖出一條新的文學話語之路”。這被作者看作是劉恪小說的先锋意義之所在。然而,上面引述的僅僅是這篇文章的結論。文章的奇特之處在於,作者並沒有把自己的論述重點放在劉恪如何在世紀末的文化語境中顯示了自己的意義以及顯示了怎樣的意義上面,而是把論述重點放在了劉恪怎樣通過這篇小說獨創了“融古典審美意蘊和現代先鋒意識於一體的零散性詩意話語系統”上面。由於經過作者的耐心解析,“劉恪獨創的話語系統”已經成為一個有明確所指,讓读者印象深刻的概念,因而在作者對文章作結,強调劉恪話語的意義時,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盡管作者用语不多,仍然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這篇論文中,每一論證環節都是通过細讀完成的。關於這篇文章的細讀,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引出了小说原文中的一段話:
  小路延伸,依然的小路,牽引著螺形或塔形的山峰。大地裁剪,白色絲帶,舞動古老的水磨风輪,光與色無法保持沈默,傾訴无人之後的憂傷。如果用心靈眺望:山近樹遠,水安霧挪。一步一折,山路屏風,清理雕刻後的塑像,即或有羊奔兔走,也不影響山峰與田野一吸一放的矛盾,水渠扇形攤開,水草浮动,瀏亮清麗已是昨日的背景,只要尋找水的流逝,擡頭一眼夜的純藍,月光僅是一首逃亡的音樂
  接下來,作者像點評古典詩詞一樣,一詞一句地對這段話進行了細讀,讓自己对文本的每一點闡釋都落實到了语詞層面。對“大地裁剪,白色的絲帶,舞動古老的水磨風輪”作者是這樣细讀的,“(這句話)采取了逗號隔离手法,通過閱讀過程中心理上的時間停顿,將‘大地’、‘絲帶’、‘水磨風輪’凸現出來,動詞‘裁剪’‘舞動’則實現了三者物象的上下衔接,使之渾然一體地构成整體意象,獲得一种現代意義上的‘小橋流水人家’所傳達的意味”。這樣的批評語言,在中國當代的小說評論中極其罕見,但並不是不需要。一詞一句分析之後,作者總結說,“‘瀏亮清麗’是對古典語言模式的戲仿,那麽它也就成為古典精神的象征:與之相應,‘夜的純藍’則指稱了“五·四”以來白話詩文精神(文章作者認为它是對“五·四”作家語言的戲擬),象征現代人生存的文化語境;那麽,‘月光’就成為‘無法保持沈默的’言语敘說,而假晉崽之口的敘述人‘我’便融入作者劉恪‘憂郁’的個人體驗。正是這種個人體驗的‘憂郁’營造了一種詩意,而這種充满詩意的文字在《藍》中俯拾即是,從而構成一種以現代手法傳達古典韻味的詩意話語系统。”這一總結讓我們明白,作者對這一段文字的細致解讀构成作者整篇文章邏輯的一个關鍵環節:借此作者讓讀者明白了什麽是劉恪小說中的“詩意”。接下來作者又通過分析指出了這種詩意的“零散”性。而假若不把“零散詩意”這一命名解釋清楚,整个文章的立論就會成為空中楼閣。
  在經典作家研究方面,鄭家建的《(故事新編)文本的敘事分析與寓意的文化解讀》⑥一文用修辭分析的方法對魯迅先生的小說集《故事新编》進行了深入解剖,顯示了修辭批評對經典作家的解讀可能產生的方法論意義。魯迅《故事新編》不僅表現的內容復雜,語言形式与文本結構也十分特別。作者把這組小說的內容、語言、結構都假定為一種修辭效果,試圖把對效果背後的修辭手段的破解,作為小說闡釋的突破口。作者在文章中认為,魯迅的獨創性才能在《故事新編》中首先體现在對反諷的精妙運用上。魯迅不僅通過巧妙用詞達到反諷的目的,還采用了一種特殊的篇章結構來進行反諷。反諷的運用除了使文本的意義結構變得更精致、復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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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叙事學角度來看,還可以操縱敘事角度,調整作者、敘事者和讀者之間的復雜關系。總之,《故事新編》的結構與意義的復杂性與反諷這一修辭手段的成功使用有直接關系。作者同時指出,更內在地體現《故事新編》文本結構獨特性的,是那些“處理細部間肌理”的“紋理”,即小說中獨特的意象結構法,形象叠用法及閑筆與空白法的運用。同时,《故事新編》中喜劇性、小醜化的人物形象及大量粗鄙化、世俗化的敘事形態使得文本具有了濃郁的民間敘事的審美特征,產生了集機智、幽默,滑稽於一身的喜剧效果。
  在這篇文章中,從對魯迅反諷手法的討論,到對文本的“紋理”的分析,再到對民間敘事的审美特征的指認,作者都不厭其煩地列舉了大量的實例。尤其是作者有意識地借用了中國古代詩文評點与小說評點中的一些語匯與方法來分析魯迅那些以戲擬古典為主要特征的小說,給人以恰到好处之感。作者在文章开始就聲稱,對《故事新编》的細讀“將盡可能對自己使用的一些來自西方敘事學的概念,諸如‘反諷’、‘結構’等作謹慎的分析”,另一方面,“更傾向於運用中國傳統的小說評點中的所常見的术語,如‘紋理’、‘曲筆’、‘隐筆’等”,這充分表現出批評家方法論的自觉,作者的這種批評觀念對當代漢語语境中的文學批評應當具有很重要的啟發性。
  
  三
  
  語體批評是近年來修辞批評的另一個重鎮,這也首先与先鋒小說不斷進行的語體試验有關。從語體分析角度阐釋先鋒小說家的創作,与從敘事分析的角度闡释一樣,接觸到的是先鋒小說家創作風格的最为本質的方面。實際上,在先鋒作家的文本中,語體實驗與敘事的冒險不僅具有同謀關系,在許多時候幹脆是融為一体,無法分離的。方克強的《孫甘露與小說文體实驗》⑦這篇評論便在探讨文體實驗的名義下,不僅讨論了孫甘露小說的語體特征,而且揭示出,孫甘露的小說敘事本身就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文體。作者认為,孫甘露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訪問夢境》從語體說就是一篇“反體裁、反小說”的雜語體小說,它是小說、詩歌、散文、神話、寓言、哲學論文、謎语、寓言、語言遊戲等諸種元素奇妙的混和。孫甘露的小說還經歷了一個由“反小說”向“元小說”(自反小說)的發展。而作者指認的孫甘露小說創作中的“元小說”(自反小說)傾向,既表現為一種文體,也表現為一種敘事策略。從敘事的角度讲,元小說“造成相似相補而相對相悖的故事關系,給人似是而非、亦真亦假的不確定之感。”從文體的角度看,它“體現了無中心無規範的後現代特征”,“事實上更恰當的說法是‘後現代寓言文體’”。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語體批評關註的不是常規語體,而多是具有語體間性的反常語體。批評家發現,許多作家在當代小說創作中植入了其它非小說語體。如路文彬在《遊戲歷史的惡作劇——從反諷与戲仿看“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后現代性寫作》⑧一文中就指出,蘇童的《豐乳肥臀》中,出現了许多戲擬《聖經》的片段,王小波的《紅拂夜奔》受到法國史學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傑出著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影響。而當代小說對其它文體的借用達到了獨特的修辭效果:在一些作家那裏,通過植入其它語體而解構了傳統的小說概念;在另外一些作家那裏,其它语體的植入則是突出了小說的反諷意味。著名批評家南帆在《反諷:结構與語境——王蒙、王朔小說的反諷修辭》⑨一文中指出,王蒙與王朔小說的反諷意味與他們對政治話語的戲擬有關。南帆在此文中还對王蒙與王朔運用政治話語的不同方式進行了比較。作者指出,王朔小說借用的政治話語的反諷意味是由小說的角色制造出來,王蒙小說借用的政治話語帶來的反讽則是由敘事人發現的。王朔使用的是標榜性、肯定性的政治辭令;反之,王蒙更多使用的是批判性、呵責性、否定性的政治辭令。政治辭令在王朔心目中則完全喪失了分量,人們在王朔的反諷之中體會到的是一種放肆的作派;而王蒙使用的即類似“文革”中間的大字報的政治話語,盡管“已經將實彈射擊變成打靶的遊戏,但是,槍聲仍然有著懾人的余威。”類似这樣的分析不僅極其精辟、獨到,而且在大量的引證之後,顯得言之鑿鑿,令人信服。
  戲擬(戲仿)是評論家們在討論间性文體時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不過作為一種修辭手段,戲擬不僅表現為在一種類型的文體中植入另一種文體,它還常表現為對某類人物語言(包括對話與敘述語言)的戲擬。鄭家建的《戲擬——<故事新編>的語言问題》⑩一文,對魯迅先生在《故事新編》中的戲擬進行了詳細的分類,通過作者的分析我們發現,魯迅主要是通過對某些現實人物語言的戲拟,使自己的這些“歷史故事”不斷穿越時空,達到了強烈的現實諷刺效果。作者認為,在小說集中,魯迅的有些戲拟是單指向的,“也就是說,作家在对他者‘語言’進行虛擬時,其目的是重在擬,作者所賦予的新意向與它在舊文本中的意向是一致的。”而在更多的時候,魯迅使用的是一種雙重指向的戲擬,“作者在摹擬或虛擬‘他者’語言时,賦予‘他者’語言以一種新的意向,並且這種新意向同‘他者’語言原來的意向完全相反。”關於後者,作者又把它分作五類(摹似他人話語而改變其意向;轉述他人語言而改變其意向;一个講述者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時,表現出與自我主体性相背離的特征;當作者描述一个人物的語言時,有意誇大人物的神態、口吻;語言形式的重復;語言的象聲戲擬),並結合小說文本,對每個類別從方法特征到修辭效果進行了詳細的剖析。如關於第三類,作者首先列舉了《理水》中文化山上學者們的一段对話,然後分析說,在這里魯迅有意使文本中的語言成色混雜,比如,出現了像“OK”這樣的英語單詞,一方面暗示了文本中的語言使用者是某種特定身份、背景的知識者;另一方面,含蓄地諷刺了說話者的洋化媚態;魯迅在對話中還故意把文本中的語義邏輯簡單化:比如,讓人物說出“闊人的子孫都是闊人,壞人的子孙都是壞人——這就是叫做‘遺传”’,這樣的“學問”,諷刺了一些所謂的學問家,講的不过是“老掉牙”的歪理。同時,作者指出,鲁迅在讓那些文人談到鯀时用“咱們的太上皇”、“他先前有些‘頑”’這樣的語言,有意誇大了一種親近感,透出了人物的獻媚、卑怯神態。應該說,這樣的修辞論分析是十分到位的,對於讀者深入理解魯迅小說的諷刺意味有極大的幫助。
  縱览近年來漢語語境中文學的修辭批评,以下特征是十分明顯的:
  其一,批評家多從敘事、语體、話語、語境等大視角切人文本,有時候也使用詞語分析、辭格分析,但這些分析往往是在語篇分析过程中使用,被語篇分析所覆蓋的。其實,文學的修辭批評不一定非要采用大視角,有時候,小的批評視角也能起到出奇制勝的批評效果。如劉家思《修辭·技巧·審美——論外文在(圍城)中的運用及成因》”⑾一文,作者便是通過對錢鐘书先生的小說《圍城》中夾雜的外文詞匯進行歸纳分類,分析了其修辭效果與審美功能。文章雖然簡明平實,卻从一個側面揭示出了文本不為人註意的一些內涵。
  其二,批评家在對文本進行修辭分析时,並沒有忘記語言背后的現實、歷史、文化與文本的審美意蘊。從本文所引用的批評文章的標題看,不少文章是在文化研究的名義下對文本進行修辭阐釋的,經由修辭論闡釋推導出的是一個具有文化意義的結論,有些文章,比如上文提到的鄭家建的《戲擬——<故事新编>的語言問題》、南帆的《反諷:結構与語境——王蒙、王朔小說的反諷修辞》等文章,實際上采用了在文章的前面對文本進行集中的語言分析,後面則對文本進行文化的、歷史的、心理的闡釋的方式。因此,擔心中國當代修辭批評会走向形式主義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在這種情況下,倒是應當強調,對文本单純的敘事分析、語体分析甚至詞語分析、辭格分析,也可以構成一種文學批評,因為它也可能揭示出作家創作風格的某些重要特征。
  其三,中國近年來的修辭批評,關註的多為在敘事、語体、話語諸方面偏離了常態的文本,而對常態文本進行敘事分析、語体分析、話語分析的文章卻極少。實際上,對非常態文本進行修辭學分析,批評家的闡釋空間相對較大,因而做起來相對容易;而對常規文本進行修辞論闡釋可能需要更深的功力與更多的耐心,但這項工作并不是不需要有人來做,它可能是一種更具基礎性的工作。
  在回顧近年來漢語語境中文學的修辭批評時,我們發現,盡管取修辭論視角的批評文章只是同時期批評文章中的极少部分,但在這極少部分文章中,不少文章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學術水準與批評境界,展示出了修辭批评的巨大潛力與動人魅力。
  註釋:
  ①孫文憲:《話语分析:文學言說中的文化選擇一語言批評方法論之一》,《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6期。
  ②③耿波、許誌强:《論中國女性文學的應答敘事》,《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200l第3期。
  ③程文超:《共和國文學範式的嬗變——現實主義長篇小悅敘事50年》,《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6期。
  ④見《求是學刊》1998年第l期。
  ⑤見《浙江學刊》1999年第2期。
  ⑥見《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⑦见《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第4期。
  ⑧见《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
  ⑨見《小說評論》1995年第5期。
  ⑩見《魯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2期。
  ⑾見《宜春師專學報》1998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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