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以“自己的話”來書寫“現代的”漢語文學史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漢語言文學論文
論文標簽:語文教育論文 現代漢語論文
論文作者: 趙淩紅
上傳時間:2012/1/10 10:31:00

   迄今為止,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版本很多。1949年前有王哲甫的《新文學運動史》、阿英的《新文學運動史資料》、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藝思潮論》等許多種。建國後有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蔡儀的《新文學史綱要》、唐弢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錢理群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朱棟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數不勝數。在海外,還有劉心皇的《中國现代文學史》、夏誌清的《中國现代文學史》等等。雖然,建国前的著述顯得零碎散亂些,海外的評說更加隨意一點。而在大陸,無論是十七年,還是新時期以来,眾多的學者乃至高校都在力圖撰寫出自己的風格。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現代性的背景下,“重寫”的課題依然攜帶着一種逼迫一種重壓,因為如何“重寫”讓人頗感困惑,甚至無處入手。最近,朱壽桐主編的近百萬字的《漢语新文學通史》出版,可謂開启了一扇新的窗子。
  魯迅说過,在中國,無論是“文學革命”還是“文學革新”,其立足点都應該“要說現代人的話”,即:“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厲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动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汉語新文學通史》所作的工作就是這樣一種努力。翻開此書,異常鮮明地凸现出來兩個關鍵詞:一是漢語,一是新文學。前者強調的是“中國人的”、“自己的話”,它從空間領域橫向地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学存在和文學研究的視域,把香港、台灣、南洋地區等地華人的文學活動從世界的四面八方汇集到漢語這樣一個共同體之中。後者旨在一個“新”字,它指向的是“活著的”、“現代的”、“真的聲音”,它建構了一種新的理念、新的範畴,新的研究範式,從而在一種更為寬廣的也是更為現代的“新”與“舊”對比之中,去探討汩汩流淌的歷史長河中諸種文學規律,去尋覓一種啟蒙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兩者兼容的文學世界的建構。
  無論是傳统語言學的研究,還是後現代語言学的基本取向都一致認定,語言,不是一個自足、自立的封閉系统。語言作為人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根植於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历史、文化語境之中的,它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現實、一種行為規範、一種思想結晶。
  《漢語新文學通史》對語言的界定當然是漢語的語言,是白話的漢語,也是現代的漢語。於是,面對新文学,現代漢語的內涵就已經超越了語言本身的孤立性、符號性的靜止狀態了,它已經作为一種“言語”而存在了。一方面,現代漢語與新文學之間建構了一種同一性的關系,兩者互相依存,共處於一個統一体中,兩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以對方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条件。新文學以白話的現代漢語為起點,並通過現代漢語為载體表現出來,現代漢語既是傳达新文學思想內容的工具,也是创造新文學藝術的形式,它與新文學相輔相成、水乳交融地融會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新文學史上,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系是不可分割的,因為語言只能通過思想而存在,思想也只能通過語言來表達。那麽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代漢語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一種理念、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行為規範,或者说是置於現代漢語之中的思想,或者說是用現代漢語進行的思考、言說。
  從历史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到,語言革命往往構成了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乃至文學革命的先導。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同樣是以语言變革為突破口的。20世紀初,黃遵憲提出“我手寫吾口”、“言文合一”,裘廷梁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這些語言形式改革的理論,為“五四”文學革命拉開了序幕。隨後,在五四運動中,胡適提出“白話文學”論,強調只有白話寫成的文學才是活的文学,只有白話文學才應該是文學的正宗。同一時期,臺灣的《臺灣青年》、新加坡的《新国民雜誌》、泰國的《文苑》、印度尼西亞的《新報》等雜誌和很多海外華人也都積極地做“同聲相應”,共同加入了這場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大潮之中。歷史的實踐證明,如此波瀾壯闊的白话文革命的價值和意義是厚重、深遠、多元的。一則,它是一場語言革命,是中國語言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革;二則,这場語言革命的意義已經远遠超越了語言的自身,由語言指向了文學。即:只有誕生了白話的現代漢語,才可能誕生以白话為載體的白話小說、白話新詩、白話戲劇等各種新文學體裁,才可能有突破舊文學樊篱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三則,语言革命的意義既超越了語言也超越了文學,指向了更為寬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如書中所說,在五四文學倡導者看來,語言本身是與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尊嚴相依相生的,文言是權利建制的工具,許多荒謬的思想都滲透在古代漢字之中。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目的不只是推倒文言文,更是要推倒以文言話語為代表的一套權利機制,要打倒社會上的階級對立,打倒士大夫階級對知識和文學的壟斷,從而實現思想、文化乃至文學的自由發展,實現人的個體生命的自主和主體自我的解放。
  於是,現代漢語可以是一種立場,從現代漢語的立場來書写現代文學史,建構了一種“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即一種變革的、創新的思想態度,一種“新”与“舊”相互對抗的發展理念。《漢语新文學通史》便是這樣一部建立在历史變革基礎上的“新”文學發展史。例如,書中對文明戏的闡述,始終遵循著“新”與“旧”相互矛盾、相反相成的“歷史步履”。它具體闡述了文明戲的發展過程,總結了文明戲的功績與不足,在別的作者認为可以對此問題劃句號的时候,又專門拿出一節文字來論證文明戲如何既標誌著近代文學的終結如何宣告了新文學的開端:相對於古代文学而言,文明戲是“新”的、是革命的,它宣傳新思想,以新思想改良國人,用新劇傳統改造舊戲曲,並能夠輕松地在劇場裏推廣白話,用西洋話劇的演出體制取代傳統戲曲的“行當體制”。相對於新文學而言,文明戲又是“舊”的,它批判地繼承了傳統戲曲的某些模式、結構,內含著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的“腐朽的成份”。於是,文明戲與新文化運動之間便形成了一种“新”與“舊”的相互對比,文明戲“冷靜的中西合璧的態度”自然顯得“舊”了一些,五四新文化運動鮮明地拒絕傳統的革命姿態自然顯示著“新”的潮流。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动激烈地批判文明戲運動,雖然這種“新”有點“好比否認自己扯斷臍帶以前的生命”的味道。
  現代漢語也可以是一種視域,從現代漢語的視域來審视文學,擴大了文學存在和文學研究的空間,使原有的一些單一的、狹窄的樊籬被拆除了,使文學世界的分離狀態被重新整合、統一起來。這既是地理範疇中身處海外的華裔文學寫作的數量上的增加,也是不同視角寫作的作家作品在政治、文化、文学等層面的思想價值和審美體驗的拓展與重組。一方面,現代漢語當然是華人的語言,是中國的話語,新文學史作為“中國人的”文學史自然應該包含一切用漢語來言說來创作的文學。另一方面,海外華人的文學寫作也始終與大陸文學保持著相同的节奏旋律,共同唱和著“現代的”、“真的聲音”的主旋律,共同譜寫著“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的漢語新文學史。在書中可以看到,在五四運動时期,臺灣、南洋地区的張我軍、賴和等人的文学活動是對大陸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呼應;在抗戰時期,在“文協”“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下,臺灣、港澳以及东南亞地區也都相應地開展了轟轰烈烈的愛國救亡活動;在大陸十七年紅旗下的社會主義文學時期,臺灣文學也彌漫着“軍中文藝”、“戰鬥文艺”、“懷鄉文學”;當大陸文學經歷著從文学解凍到先鋒文學到文學邊緣的炼獄洗禮時,港臺等地的華人文學也同樣沿襲着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腳印。於是,現代漢語也可谓是中國文化和民族情感的一种象征。以現代漢語書寫的新文學史,使身處海外的華裔文學家找到了思想、文化、情感的歸宿,這些身處異域的作家們也以自己獨特的地理位置、時空背景和文化記憶給大陸文學增添了一道靓麗的風景線。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現代漢語還可以是一種品格,以現代漢语的品格創造的文學使中國文學走入了“新”的征途,走向了文學的自覺和文學本体的回歸。在中國現代文学發展史上,每每到了歷史轉折、思想更新的關鍵時期,語言和文學常常是聯袂登場的。由于現代漢語自身所攜帶的諸種現代性特質,就使其某種程度地制約著甚至是引導著新文學的藝術品质和發展脈搏。無論是大陸文學發展从文學改良到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学,從國防文學到工農兵文學到国難文學,從工農兵文學到紅旗文學到紅太陽文學,再從文學解凍到先鋒文學到文學邊緣化,还是海外華人文學的從國難文學到軍中文藝、到現代文學、文學回歸,再從後設文學、到文學边緣化,等等,每一步都是社會历史轉型之中的文學革新,每一步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每一步又都是新與舊的矛盾对抗之中的終結與蛻變。
  於是,《漢語新文學通史》的“新”可謂“新”在思想理念上,它從现代漢語的立場、視域和品格出發,使《漢語新文学通史》進入了現代化的历史軌跡。或者說漢語新文學就是以現代性追求為目標书寫的文學發展史,現代性成為衡量各種文學現象的一個標尺,諸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學運动都是在現代化的譜系中寻找著自身的位置、實現著自身的價值性。在書中,对現代主義做出了明確的界定:从社會學意義上,它以現代生活為表現對象或參照系;在思想道德、生活模式和人生狀態等方面,它與一切傳統的觀念相悖;在美學上,它以先鋒性的姿態表出強烈的反傳統氣質。於是,30年代新感覺派的價值就在於以上海大都市生活以及都市人的現代感覺為表现對象,通過訴諸內在感覺通过直覺把握表現對象以“整體感觀化”達到對外在世界的審美表現。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和發展同样如此,1950年紀弦的《現代詩》宣告著“現代派”詩歌流派的誕生,他們提出的“現代派六大信條”其中的五條諸如“新的内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等都可以追溯大陸新詩的象征派和現代派那裏,都在昭示著一種現代化的追求。同樣,對新文化運动的意義的認定也以此為標尺,即:自清末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沖動数次遭受挫折,新文化运動總結了其前幾十年改革的經验教訓,從人的現代化、文學的現代化等方面入手,使現代化運動得到根本性的推進。
  当然,《漢語新文學通史》的“新”也“新”在研究方法上,它擺脫了各種文學史书寫的清規戒律,以一種自由的、自主的思維方式和批評方法來審視歷史來評说作家作品。
  此書開創了一种批評本體的新文學傳统。在著書者看來,由於西方文艺復興的人文主義和中國20世紀啟蒙思潮的影響,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必然帶有強烈的批评意識,即以國家、文化、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批評為前導而展開文學活動。或者說,文學史應該是一部批評史。以周氏兄弟為例,他們在進入創作本體的道路以後,其文學思想所體現出來的真正精神,是對人生各種問題的研究,就是一種以批評為本位的文學體系。魯迅倡導“文學是戰鬥的”,堅持將文學當作批判的武器,其諸多的文學理念、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都包含強烈的社會批判和人格批判意識。周作人的文學道路,也始終对人生保持批評的狀態,他寫的散文和雜文同樣都體現著这種批評本體的要求。兩人都可謂是批判本體的新文學偉大傳统的開創者。
  由於批評是本體,展示了批評理念的高屋建瓴和批評方式的自由自主,既也可以站在思想理論的高度來審視一切文學創作和文学運動,也可以使文學現象得到理論上的提升。例如關於學衡派的评析,滲透著理性的思辨和邏輯的說理:學衡派對於傳統的尊崇、圣賢的信奉、先哲的虔敬,是白璧德新人文主義一贯倡導的文化道德。其哲學和心理學基礎是在理性旗幟下克制人性與情感的泛濫,其论理學思路是通過內心自省和自律達到道德完善,從而形成一種新人文主義的內宇宙觀,而其立足現實的實证主義與發揚傳統的歷史主義相结合又形成一套外宇宙观,這種內外宇宙觀的合成指向了人本身,指向了對人的改造和人的提升作遠離抽象理念的社會化的現實的探討。因此,對學衡派的歷史定位就不能是簡單的“保守”了,而是“雖然偏向於传統卻代表著新潮的相當‘現代’的思潮”。例如關於五四小說的評析,實現了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融會:五四小說的成就在於完成了現代短篇小說文體上的基本成熟,正是從文體探索的欲求出發,胡適發表理論文章《論短篇小說》,此文又被認為是新文学小說文體意識覺醒的標誌,它的問世又進一步提升了現代中國短篇小說敘事寫情的藝術質量。
  由於批评是本體,文學的文體研究也進入了文學史的書寫之中,在各個歷史發展的文學轉型中,都可以看到“各種新文學體裁的革命性嘗試和飛躍式發展”的类似章節。例如魯迅一章,在寫完魯迅的文化定位、批評本體的开創之後就寫魯迅的文體貢獻:從语言革新的角度來看,鲁迅的白話文體創作將語言變革與文體變革真正融合起來;從古代文學文體變革的角度來看,魯迅打破了以情節為中心的古典小說模式,開創了以人物为中心註重情思情緒的現代小說文體;從古今中外文学借鑒的角度看,魯迅的文體创新是取今復古、熔鑄中外,別立新宗的。例如對五四文學的文體特點的總结:早期新文學文體交叉杂糅,各類敘事文體普遍滲透著濃濃的抒情美和詩美。從文体自身的特點來看,文体本來難有規範的限制或固定的界說,它隨著历史、語境不斷地變化,並与作品形成一種動態的对話關系;從時代發展關系來看,由于五四是新舊交鋒的時代,五四作家既重視現實人生的關懷,也乐於實驗新形式的試驗,因而导致文學作品類型的混雜。
  在這裏,批評的姿態是大膽、獨到的,隨處可見新鮮的觀點和獨到的思考。例如,以“邊緣姿態”“民粹意识”來定位創造社,“创造社是漢語新文學初創時期最富於现代風貌和品質的文學社團”,“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純文學團體”,其典型性在於以“邊緣姿態”發表自己相對激烈但相對統一的言论。這種邊緣姿態又帶来了一種從邊緣人視角審視平民階層的情感認同,一種彌足珍貴的“民粹意識”。例如,對胡蘭成的評價也進入了讀者的視野:他作為一個批判家,眼光獨到,風格獨特,是堅定的“唯中華文明”者,他的文學評論具有對當時的文壇保持理性的認識、評論自己欣赏的作家、他的批評以人生为根基、以人生的況味為出發点,等等。
  在這里,批評方法是靈活、多樣的,字裏行間彌漫著濃濃的文學色彩和藝術的感染力。在歷史事實的陳述和評說之中,既充分體現出作家作品自身的獨到個性,又讓读者領略到一種審美的体驗。例如:田漢的劇作流露出神秘主義的傾向和頹廢情緒,帶有濃重的感傷情調;郭沫若劇作的浪漫主義精神是“讓劇中的古人說出現代的語言”,“激情洋溢,氣勢澎湃”;丁西林、熊佛西的劇作則以諷刺幽默為特色,但又有些誇張过度。
  在這裏,批評語言是平和的、生活化的,平易近人,親切耐讀,仿佛是在與讀者聊天,嘮家常。諸如:陶晶孫,是郭沫若的連襟,在郭沫若筹辦創造社之際參與了創造社的討論,深深了解新浪漫主義与創造社學風之間的關系,在郭沫若的鼓勵與敦促下,他的《黑衣人》的劇作帶有象征主义、表現主義風格;任天知,有人說他是西太後的私生子,有人說他是日本人的養子,也有人說他是臺灣人,還有评論家說他是隱姓埋名的革命家,在文明戲史上是個傳奇人物;林紓,翻譯小說的方式獨特,他不懂外文,通過精通外文的人來口述西方著作,主動權都操縱在口譯者的手中,他以古文筆法、古樸頑艷的笔墨介紹西文,翻譯的速度和數量惊人,吸引了一大批受中国史傳文學影響的晚清讀者,是一個以獨特方式專事小說翻譯的翻譯家;李金發的詩歌評論,最早評論李金發詩歌的是他的广東老鄉鐘敬文,等等。就是這樣一些“連襟”、“私生子”、“廣東老鄉”的字句,不僅是對作家及其創作特色的一種人性化的交待,也無形中拉近了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关系。
  如著者所說,以語種定義文学是一種“學術趨勢”。《漢語新文學通史》可能會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其畢竟是在以新的立场、新的視域、新的現代漢语的語言開辟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新篇章,是一種新的現代文學語言“重寫”的現代漢語文學史,是以“中國人的”、“自己的话”創造的“能感動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的學術成果和學術事實。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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