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代藏族女性漢語文學淺論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漢語言文學論文
論文標簽:語文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朱霞
上傳時間:2012/1/10 10:26:00

    藏族歷史上,廣大的藏族普通婦女、女奴沒有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她們把信奉佛法、吃苦耐勞當成解脫現實苦难的唯一工具。解放後,党和政府高度重視藏族婦女的教育問題,通過建立各類學校和各種形式的婦女扫盲、文化學習、技術培訓等方式,廣大藏族女性廣泛地接受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文化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藏族女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她們以驕人的業績,成為現代化建設名副其實的半邊天。解放前,文學寫作对於藏族女性而言,無疑天方夜譚。經過短短的半個多世紀,藏族女性中就湧現了益西卓瑪、央珍、梅卓、德吉措姆、白瑪娜珍、格央、桑丹等作家,她們成為當代藏族文学發展不容忽視的力量,她們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践,改寫了藏族女性的歷史,使得幾千年來一直處于沈默失語狀態的藏族女性,不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逐漸從藏民族歷史深處走來,並以一種嶄新的姿態書寫自己的歷史。
  “只有將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置放於文學史的長鏈之中,某些傳諸後代的東西才可能逐漸鮮明、清晰、固定,從而被稱為文學傳统。”相對於主流文學來說,民族文学處於邊緣化的地位,而作為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學,无疑處於邊緣的邊緣。筆者曾翻閱了五套2005年以來國內出版的較有影響並廣泛使用的大學中文系各專業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只有一套教材設專門章節談論女性文學,而談論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和作家的教材幾乎沒有,甚至在當代一些女性批評家那裏,少数民族女作家及其作品往往處在批評所不及的角落。處在雙重边緣的少數民族女性寫作更是缺乏現成的、連貫的文學傳統。於是,受民族文化和文學傳統以及多民族文學影響的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在不斷的文學书寫過程中努力創造著屬於自己的文學傳統,實現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雙重身份體認。
  第一位發出藏族女性聲音的是女作家益西卓瑪,她是在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的新女性。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發表紀實散文《山谷裏的變化》,電影劇本《在遙遠的牧場上》和短篇小說《美與丑》,1981年出版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長篇兒童小說《清晨》,也是當代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女性創作的長篇小說。作為藏族女性的第一個文學書寫者,益西卓瑪的小說獲得了遠遠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義。她的革命經歷使她對社會人生的認識有了自覺的高度,她沒有刻意突出自己的族別,只是關註自己身邊最熟悉的人和事,但對母族文化的熱愛,使她自然地回歸了本民族的文化並從中汲取营養。尤其是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環境、民風民情在她的小說中都有生動表現。她沒有過多地考慮自己的性別,而女性纖細的感受,融會在她小說的字裏行間。
  20世紀90年代以來,藏族女作家在中國當代文壇中逐漸受到關註。歷史的機遇使得出生在60年代前後的女性作家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進了當代讀者的視域。央珍、梅卓、白瑪娜珍、格央、完瑪央金、德吉措姆等,她們在各種體裁領域遨遊。這一批女性作家的年齡、文化修養、個人经歷等都具有新時代的特色和優勢。她們步入文壇的時候,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知識界大量翻譯和介紹域外作家作品,各種文藝思潮、哲學思潮等,這一批受到規範漢语文教育的藏族女性作家難免受其影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既有在母族文化背景下成長的過程,又有接受漢文化規範教育的经歷,多元文化背景對這批作家走上文學寫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們在經歷了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後,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西方女性主義的观點,構築藏族女性写作特有的風景線。
  上述女作家中,除德吉措姆等作家采用漢藏雙语創作外,其他作家基本以汉語寫作。她們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纖細的心靈去呈現自我,把握世界,展示自己对民族、性別、生命等的獨特理解,處處顯示出對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尋和熱愛。她們大多選擇詩和散文這兩種最適宜表現女性情感的文體步入文壇,表達她們個人的情感(包括愛情)體驗,並在這種體验上打下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印記,傳達出鮮明而又帶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生命意識以及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展示了藏族女性的生命意識及生存狀態。
  央珍的《無性別的神》是藏族女性寫作歷程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無性別的神》被譽為“西藏的《紅樓梦》”,“一部客觀探索西藏心靈歷史的小說”,“塑造了西藏的官員、貴族、僧侶、尼姑等不同階層的藝術形象,精細地展現了藏族上層的典章制度、生活風俗、服飾飲食等多方面的細節”(出版前言)。德康家族的二小姐央吉卓瑪那雙機敏而又仁愛的眼睛成為小說敘事的一個獨特視角,作品通過二小姐央吉卓瑪和小女奴拉姆的經歷和命運,把眼光投向生活於傳統藏族文化氛圍中的各色藏族女性,展現了她們既遭受來自父權文化的壓迫,又隱忍於民族宗教傳統文化的精神束縛的歷史處境。三所庄園,一個寺院,各色人物,上演无數女性的人生悲歌。而小说中敘述的藏民族的民俗與宗教教規,在作者央珍眼裏都是一種生活的常態,世俗活動和宗教氛圍交錯置換,不炫耀其神秘,不涉獵其奇異,而是把它們升华為小說的一種藝術境界。央珍在談及她創作的經驗體会時寫到:“我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力求闡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單一視為的‘凈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單一的‘落後’和‘野蠻’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燦爛的微笑’的人們,更不是電影《農奴》中的強巴們。它的形象是獨特的,這種獨特就在於文明與野蠻、信仰與褻瀆、皈依与反叛、生靈與自然的交織相容,它的美與醜準確地說不在那塊土地,而是在生存於那塊土地上的人們的心靈裏。”著名作家、評論家韓石山評價央珍:“在她的筆下,沒有神鬼也沒有怪異,一切都那麽本色,那麽和諧,不回避野蠻,不回避落後,也不消泯它的超凡入聖。她像是在寫她的家事,有愛,有恨,這愛與恨常常是交織在一起,難以理清,似乎也不打算去理清,又都那麽入情入理。”央珍的成功,不僅在於她能細膩從容的敘事,完成她的藝術創造,還應该歸功於其女性敘事的細膩、纖柔與溫馨。二小姐央吉卓瑪孤獨、落寞、無助、苦悶而又躁動不安的心靈的體驗在其日常生活場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並固定在文本中,在故事的講述中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一個特定時代女性的成長過程,同時也實现了作家的個體的性別身份認同和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
  稍後,藏族女作家梅卓發表了長篇小說《太陽部落》和《月亮營地》,這兩部長篇在歷史场景中體察男權社會的強悍與冷酷,通過扎伊部落和沃賽部落洶湧壯阔、撼人魂魄的一些場景,再現了藏族女性身受男權文化與階级、性別等多重壓迫的歷史。《太陽部落》敏銳地對藏族民眾的生存現實與文化給予關註,揭示了藏民族靈魂深處的追求。呈現了大草原上的風雨雷電,藏族部落的悲歡沈浮,權力繼承與宗教儀式,邊塞風光和異域情調,部落联姻與男女戀情等等,並塑造了伊紮千戶索白和女主人公耶喜(卓嘎)以及漢人章子文,老千戶的獨生子嘉措以及德康家族的奴隸紮西洛哲等人物群像,還原了女性生存的歷史處境,展示了女人在父权制文化壓制下的隱忍與無奈。桑丹、卓瑪、耶喜、雪瑪、香薩、阿琼,對愛情有近乎宗教的向往,但是,她們的愛情卻屢屢遭遇挫折,充滿了悲情意味。她們無力改變甚至反抗自己的命運,只能在怨恨與憤怒之中打發日子,承受與逃逸是她們唯一的選擇。如阿多和女儿朵金在面對失敗的婚姻與離自己遠去的丈夫時,只能用鞭打自己的結婚用品白氈,來发泄心中對丈夫的恨。梅卓一方面給我們展示了這些女性性格當中勇敢、率性、單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展現了其在父權制文化、宗教文化壓抑下的盲目、愚鈍與惰性的另一面,并由此顯示男性中心文化對於女性肉體與精神的強暴與征服。在這裏,作家表現出對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痼疾深沈憂慮與毫不留情的鞭打,同時也流露出了對這片土地的深深的愛。作者富有女性特點的細膩的情感描寫和人物刻畫,成就了一種雄渾厚重的史詩風格。同時也獲得了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雙重認同。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在格央《西藏的女兒》中,女性是永遠的主角。作者以深厚的宗教文化为參照,立足藏族女性的現實生存境況,在歷史與現實的比對中把關註的焦點聚焦在不同身份、不同經歷的女性經驗上,描寫了那些淳樸的藏族女性的宗教情懷,發掘出藏族女性精神氣質中緣於宗教的獨特光芒,又形象地展示了女性命運被主宰、聲音被壓抑的苦痛。同時,也揭示了藏族女性在階級、宗教的掩蓋下所處的失語現實。無論是傳說中的女神還是普通的人間女子,無论是城鎮女子還是牧區女子,都傾註了作者的女性关懷意識。在她的長篇小说《讓愛慢慢永恒》裏,作者講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兩個為愛情献身的藏族女子的傳奇经歷,凸顯了藏族女性在底層生活中追求尊嚴與生命的高貴以及生命中的无奈與困惑,給我們描繪了那個时代西藏社會的歷史與風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筆致抒寫生與死、愛与恨、忠誠與背叛。在細膩而詳盡的书寫中,使得藏族女性淹沒已久的經驗史、文化史、情感史和心靈史得到清晰的呈現。呼喚藏族女性人格獨立和自我生命的蘇醒,表現出女作家對藏民族歷史文化和命運的思考,對藏族女性生命問題的深刻反思以及面對民族傳統文化發展時的困惑。體現了藏族女性的精神追求和浪漫精神,顯示出作家的自覺的女性意識。
  白瑪娜珍的詩集《心靈的天際》和散文集《生命的顏色》彰顯了一個藏族女子的靈性和慧根。長篇小說《拉萨紅塵》和《復活的度母》,給藏族女性寫作帶來新的驚喜。盡管作者沒有在意識的層面上著意追尋西方女性主義,從表面上看,白瑪娜珍的小說文字沒有激烈的女性宣言,但是由於其作品中執著的細節描寫,不斷敘寫的女性幻想,以及對於女性欲望的詩意展示,對于男性主體的欲望敘事模式的顛覆,詩化的語言等等特征,使其作品女性主義特色在所難免。在《拉薩紅塵》中,作者以兩个年輕藏族女性的不同经歷組織故事,側重於描寫藏族女性在多元文化交織的現代社會中的困惑、無奈與掙紮,細心地描摹都市各色人物的心態,以女性獨特的敏感和對生活的獨特體驗,從內視的角度,透視西藏社會生活的變遷,揭示了金錢、物欲甚至父權文化怎樣操縱了拉萨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的人生,怎樣把女性打入性別与金錢異化的雙重文化困境中。小說昭示了女性自我了解和自我表達的語言企圖和認真實踐的努力。《拉薩紅塵》形象地展示了消費社會和城市的商業化急速加劇了人的異化,尤其是女性的異化,城市的擠壓既為女性欲望提供了出路,又導致了女性欲望的極端化,小說中無處不在的女性憂患意識和自救精神成為貫穿小說的內在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白瑪娜珍代表了處於現代性體驗和男權中心主義“雙邊緣”的藏族女性的聲音,探索了現代西藏人尋找精神家園的心路歷程,表達了作者對“現代性”的理性思考。而稍後的《復活的度母》不但延續了《拉薩紅尘》濃厚的女性色彩,其中不斷敘写的女性幻想,個人話語性质,甚至空間的夢幻化,對傳統的小說章法結構的顛覆,使《復活的度母》在主题、敘述風格、寫作技巧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講述藏族女性個體心靈史的作品。小說以瓊芨白姆的母親、瓊芨白姆、女兒茜洛卓瑪三代女性的生命和經歷的鏈條來構架故事結構,建立了以女性为自然生命形態的敘述模式,女性不再是對象性的存在,而是主體性存在。小說的女性系譜,不僅有助於表現女性的真實存在狀態,也可看作作家反抗父權制的策略設計,尤其是女兒茜洛卓玛的一系列舉動,充滿了非理性的意味,她的思想與舉止有力地闡釋了女性主義者艾米莉•狄金森的名言:“講真理,但以傾斜的方式来講。”反映了時代變遷和藏族女性心靈的蛻變:瓊芨白姆母親在場的缺席、瓊芨白姆的委屈隱忍、女兒茜洛卓瑪的激情張揚,清晰地呈現了新一代藏族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和靈魂訴求。筆者無意於把西方女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強加給作家,但是就其創作的现實情形而言,小說以其獨特的女性敘事向傳統的男權叙事結構挑戰,把散文的韻致和詩的意境貫通在故事敘寫之中,在行雲流水般的抒写中展示了鮮明的女性寫作特色以及女性作家對於民族文化和女性生存境況的深沈思考,彰顯了藏族女性寫作的性別意識自覺與民族身份認同,体現了當代藏族女性对於自身價值的關註,表現了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的反思與認識,以及由此引發的有關藏族女性生存、伦理、人格的自省和對宗教、民族文化未來的思考,也表明藏族女性书寫已經自覺掙脫主流話語強大的吸附力,進行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書寫,使民族现實和歷史中女性被湮沒已久的真实生存狀態浮出歷史地表。
  當代西方女性主義評论家伊萊恩•肖瓦爾特指出:“盡管沒有天生或是固定的女性特征或女性想象力,女性與男性的創作卻有著很大的差異,因而女性文學有其獨特的屬性,有其自成一體的傳統。”當代藏族女性漢語文學在題材、主題、形象、文體、语言風格等諸多方面的特點日益彰顯。
  後现代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作為一種身份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不同時期女性标準是不同的,不同民族的女性面臨不同的問題,每一個具體的女人都有和其他女人不同的經驗。歷史上,藏族女性受到歧視、剝削和壓迫絕不僅僅是性別問題,還有民族、阶級、宗教等方面因素。當代藏族女性作家的漢語文學,大多從自身经驗出發描寫本民族女性的艱辛和困境,呈現给我們的是一個個不同出身、不同境遇、不同經歷的女性的個體經驗。正如丹麥存在主義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所一再申述的觀點,在多元化的时代,反映個體存在的作品雖然顯得很小,但它如果升華到一種人類精神狀態的層面,反映人類面臨的一种困境,它就會變成非常大的東西。把藏族女性鮮明的個性和多樣性呈現在讀者面前,并以女性特有的聲音構建母性系譜,顯現民族歷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被民族傳統道德史、宗教史和政治史所遮蔽壓抑的藏族女性生存歷史,證明了藏族女作家敘述歷史的欲望與可能性。正是在藏族女性作家特有的歷史視域的觀照下,一個个久經遺忘的藏族女性,從歷史的廢墟裏走出來,帶著曾經被壓抑被扭曲的生存經驗,向讀者展示了奇異沈重而淒美的藏民族歷史風景。另一方面,由於藏族女作家在一個特定的時代與文學相遇,她们的寫作在一種特定文化語境即藏民族傳統文化與中國经典文學傳統和改革開放帶來的多元文化沖突碰撞的特定語境中展開,其間充滿著不同習俗、不同信念,乃至不同文化的沖突,她們面对的不僅僅是強大的男性中心话語,還有對本民族文化的困惑和思索,她們的寫作既蘊含了漢文化的深刻影響,又體現了藏文化的特質。她們的漢语書寫,在完成了其女性身份認同的同時,側重於對民族文化的體認和追尋,對人類共同生存意義的關註和表達。展示了藏族女性實現自身價值的欣喜和承受民族傳統文化危機带來的精神蛻變和痛楚,反思並力圖重構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反省日益廣泛的“現代性”危機等等。形成了日益絢麗多姿的藏族女性寫作的風景線,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藏族女性漢語寫作美學意義上的自立,也彰顯了藏族女性文學獨特的文化價值。
  或許,本文所涉及的藏族女性作家並不認同自己的寫作是女性主義寫作,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是,她们的寫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有時代、階級和民族特色甚至還有潛意識層面的女性經驗,從其漢語文學作品中,也不難發現,她們的寫作在敘事方式、寫作心理、情感表現、價值取向和審美態度等层面上,程度不同地表現出与女性主義觀點的銜接和女性身份、民族身份的雙重認同。雖然其中大多數女作家女性主義文化態度往往是不自覺的、內斂和有節制的,但是其作品含蘊了女性主義批評的空间和可能性。不容諱言,當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寫作仍然缺乏一種鮮明的顛覆性的寫作立場和姿態,自覺的女性主义寫作的氣候還沒有真正形成。我們期望隨著女性地位的不斷提高,有越來越多的藏族女性作家能以手寫心,以文達誌。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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