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尋根:鄉村敘事中的暴力美學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美術論文
論文作者: 朱大可
上傳時間:2006/1/19 14:41:00

  毫無疑問,中國的流氓主義的真正根源並非都市,而是潛植於地域廣闊的鄉村世界。數千年以來,這個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個平面展開的不朽的泥土裝置。不僅那些離棄了土地的農民迅速成為流氓,固守著土地的農民也呈現出流氓化的嚴重傾向。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實主義作家指涉了這個黑暗的母題。這種母題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韓少功(《爸爸爸》)、賈平凹(《商州》)和劉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風格上保持了"尋根文學"的某些基本元素:對農民的深層劣根性的痛切關註、草根寫實和民間魔幻的雙重立場、戲劇性(突轉)的結構以及鮮明的方言敘事,等等。他們的劍法看起來很"土",卻在敦實中閃現出了詭異。這种詭異像犀利的刀光一樣越過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種族的擴大版圖上。

  這是一種民族靈魂秘史的撰写過程,破碎、零散、間斷,逐漸形成巨大地理拼圖中的一個局部。所有這些"微細敘事"都在刻畫著個體農民的卑瑣面容,刻畫著他们的在歷史中變得枯槁的靈魂。而這些個人敘事最終匯聚成了一場"宏大敘事"運動,也就是小說界的"後尋根主義"運動。這場運動是靜默的,它悄然運行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壇,不倦地探究著草根阶層的生命力與腐敗性。這方面的其他作家還應包括莫言和楊爭光等等。

  楊爭光的方言敘事和鄉村地理學的立場,使他成為"地域文化小說"一個代表,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東高密"、蘇童和"楓楊樹故鄉",地域成為作家的一種敘事策略,或者說,成為敘事地理學的一個出發點。他據守在陜西鄉村--一個古老而龐大的秦帝國曾誕生與覆灭的地點,從那裏展開對農民(種族的大數量代表)的意識形態批判。他的小說《公羊串門》、《老旦是一棵樹》,以及《黑風暴》和《棺材鋪》1等等,都與这個沈重的母題有關。農民的無聊、自私、愚昧、偏狹、爭鬥與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個所謂"健康民間"的幻象,揭發了它的內在的黑暗根性。楊爭光的敘事是一種閃電,穿越了這種黑暗性,為它提供了一個荒誕可笑的話語輪廓。

  與名作家們的那些鴻篇巨制相比,楊爭光的貢獻在於他的構思精致的短篇。《公羊串門》都具有大部分中國作家所難以企及的特點:一種深入到民俗内部的細微敘事。從公羊對鄰居母羊的"強奸"開始,一場荒謬的戲劇性沖突就此呈现。經過一場利益的瘋狂可笑的争鬥,這場荒誕的喜劇最終竟然以愚昧的謀殺告終。而《老旦是一棵樹》則更是一幕愚昧的喜劇:從一場鄰裏間的通奸開始,复仇的遊戲開始逐步升級:捉奸、打架、殺對方的狗、乃至刨挖祖墳。最後的結局卻出乎意料:復仇者老旦站到對方的糞堆上,並誓言要在那上面紮根,"長成一棵樹"。這種古怪的复仇方式是對鄉村的邻裏暴力傳統的一種深切讽喻。它從一個荒謬的細小角度推翻了草根暴力的全部意义。同時,它也詮釋了中國文化中的强大的流氓暴力主義的民間起源。

  根據楊争光的觀察和敘述我们不難發現,根植於中國鄉村的仇恨意識形態,散布在每一個细微的生活細節裏,它並沒有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勵,卻为歷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統提供了深厚而廣阔的基礎。在鄉村社會的分配正義制度崩潰之後,農民的暴力主義成為解決沖突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的地獄。每一個農民都是潛在的殺手,在無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為維護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開殊死搏鬥。長期以來,中國意識形態批判掩蓋了一個可怕的事實,即所謂"東方專制主义"不過是農民的 "多数人暴政"的一種政治表述而已。或者說,暴力並不是國家的發明,恰恰相反,它不過是中国民間的一種基本屬性而已。國家僅僅復制了這種話語模式,並把它轉換成了一種殘酷的憲政。

  丁玲和周立波:早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裏,紅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學,就已經成為解决土地分配和財產公正的合理手段。

  毫無疑問,楊爭光並不是中國鄉村仇恨制度的唯一見證者。早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裏,紅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學,就已經成為解決土地分配和財產公正的合理手段。這種正面的暴力敘事曾經長期主宰中國小說家的立場。這種情形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觀。韩少功描述鄉村械鬥的《爸爸爸》,開啟了反面的暴力叙事的道路。這個黑暗的仇恨母題此後竟然成了"後尋根主義"的話语核心。如果我們沒有弄錯,这其實就是九十年代鄉村寫實主义小說的一個隱在的主流,它書寫著中國鄉村乃至整個民族的醜陋而親切的容貌。

  在所有"後尋根主義"作家當中,莫言無疑是一個中堅。他的《紅高粱》系列推動八十年代文學的尋根潮流。此后他便在這條鄉村敘事的道路上不倦地行走,賦予它以強悍的暴力主義的音調。莫言是最重要的暴力話語的言說者,他的無休止的絮叨形成了風暴,像鼓槌一樣擊打著文學的表皮。《紅高粱》是一個初級文本,仿佛是一種原始的語典,收錄了通奸(野合)、縱酒、砍頭、剝皮等等基本暴力語匯。它們是一種證詞,被尋根者用以驗證"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但到了九十年代後期與二十一世紀初,這种驗證和頌揚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尋根主義者開始重新詮釋和擴展他們手中的暴力語匯,把它與"原始生命力"的語義分離,而後從暴力自身的形而上語義出發,將其逼入美學的極限。在新的書寫工藝中,暴力话語獲得了驚人的提純。莫言这時寫出的《檀香刑》2,正是這種新暴力文學的一個前所未有的范本。 轉贴於 免費論文下载中心 http://www.hi138.com   根據莫言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的廣告招貼

  在《檀香刑》裏出現了一個職業刽子手、末代王朝的最后一位官方屠夫、暴力和杀戮的嚴肅的化身。他所執行的两次大刑都是國家主義針對流氓(叛逆者)的肉體審判。第一次他以五百刀的精密數字剮死了一個刺殺袁世凱的義士,第二次則被要求對一個煽動反抗德國殖民者的拳民首領動刑,用一根特制的檀香木從臀部穿透到頸部,然後餵以參湯,以防止受刑者過早地死去。兢兢業业的劊子手像鐘表一樣精密地執行著死亡程序,屠殺變成了一種非凡的技藝。他的第九章"傑作",耗費了数萬字的篇幅,詳述活剮一个反袁英雄的全部細節,犹如一個村婦在炫耀她的刺繡上每根絲線。每一次利刃的割戮和受刑者的呼痛,都匯聚成了一種話語的奇詭快感,流動在小說的語句之間,仿佛一種來自地獄的悲慘光輝。這不是卡夫卡式的阴郁的刑罰,而是一種混合著極度的虐待與受虐的肉體狂歡,猶如帝国沒落前的最後的盛宴。

  作為帝国的最後一個英雄,劊子手所發明或繼承的刑罰,並不是世界上最殘酷的一種3,但它無疑是最具殘酷美學特征的一種。這種殘酷美學可以追溯到源嶽飛詞《滿江紅》裏的句子--"壮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饮匈奴血"、《水滸》裏武松謀杀張都監一家的詩意場景4,以及《三國演義》、《七俠五義》等民間話本小說的諸多段落等等。但是在莫言的《檀香刑》裏,这種古老的美學獲得了空前熱烈的推進。劊子手的師傅無限哀伤地回憶了當年淩遲一個图財害命的妓女的淒麗過程,而這段描述無疑應當成为這種殘酷美學的一個奇特樣板--

  在師傅的心中,那個美妙無比的美人,先是被一片片地分割,然后再一片片地復原。在周而復始的過程中,師傅的耳邊,一刻也不間斷地繚繞著那女子亦歌亦哭的吟喚和慘叫,師傅的鼻子裏,時刻都嗅得到那女子的身體在慘遭臠割時散發出來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氣味。......她的身體已經皮肉無存,但她的臉還絲毫無損。只剩下最後的一刀了。師傅的心中一片酸楚,剜了她一塊心頭肉。那塊肉鮮紅如枣,挑在刀尖上宛如寶石。師傅感动地看著她的慘白如雪的鹅蛋臉,聽到從她的胸腔深處,發出一聲深沈的嘆息。她的眼睛裏似有幾粒火星在閃爍,兩顆淚珠滾下來。師傅看到她的嘴唇艱難地顫抖著,聽到她發出了蚊蟲鳴叫般的細聲:冤......枉......她的眼神隨即暗淡無光,她的生命之火熄滅了。她的在執刑過程中一直搖動不止的頭顱軟綿绵地向前垂下,頭上的黑發,宛如一匹剛從染缸裏提出来的黑布。5

  在這些極端的殘酷敘事裏混合着一種詩意的贊嘆和性虐待的狂歡,莫言聲稱他要藉此挑战"中產階級"趣味6,借用批評家的詮釋方式,就是用"民間敘事"抵抗後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促使我們進一步考慮了这種酷刑與人民之間的內在關系。酷刑在表面上是國家主義的專利,一如劊子手是國家公務員中的一種,但這酷刑戲劇終究是一種國家與人民合謀的節日,人民不仅是演劇的觀眾和擁有者,更是它的主權擁有者。人民需要一個這樣的頌揚暴力的儀典,猶如需要一場古老的人肉祭来滿足靈魂的需要。在這種儀式上,犧牲者(祭品),祭司(法官與劊子手)和觀眾(人民)結成了神聖同盟。人民目擊著暴力在酷刑的進程中被实施,贊嘆著鮮血、人肉的碎片、受刑者的痛号、姍姍來遲的死亡和照亮茫茫黑夜的火焰。

  人民的暴力主義及其嗜血性,曾經受到魯迅的痛切關註。在他的小說《藥》裏,為人民解放而做出"犧牲"的革命者"瑜",就是這样一個人民暴力儀典上的受刑者,他在一個叫做"菜市口"的地點接受砍頭的酷刑,而人民則在四周笑觀与歡呼。一個肺病患者的家屬向劊子手購買了蘸著受刑者鮮血的饅頭,成为小說中最著名的細节。魯迅企圖藉此揭發人民的罪行,並對其進行嚴厲的道德宣判。魯迅的悲憫正是新文化運动的一種倫理特征,它表達了在西方語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本朝人民的悲憫與轻蔑7。

  所有這些聚集在中國民間的仇恨與暴力,正是滋養流氓主義的最強大的溫床。國家與流氓互相敵視著,並且在这種漫長的鎮壓與反叛之中醞釀著種族內部的仇恨。在《檀香刑》裏,拳民首領孫丙是近代流氓主義的一個模范符碼,混合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江湖主義的復雜品格,為捍衛妻子的尊嚴殺死了對其施以調戲的德國技師,並被此後發生的德國士兵的大屠殺所激怒,揭竿而起,成为捍衛民族主權的英雄,卻被無恥的國家宣判為叛逆者,接受了嚴酷的檀香刑。正如《水滸傳》裏的宋江和林冲那樣,他是那種道德上無可指責的流氓。酷刑從一個殘忍的角度塑造了他,使他獲得了一種类似神明的氣質。他的鮮血流淌在行將崩潰的帝國疆土上,散發著經久不息的倫理香氣。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註釋:
以上小說均出自《杨爭光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福柯在其傑作《规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书的第一章"犯人的身體"裏,對西方酷刑有詳備的引述,可以作為參考。根据福柯的援引,18世紀初期的歐洲酷刑是這樣的:先用車裂將犯人肢解,再鞭打使其昏厥,再用鐵絲吊起,使其慢慢死去。或者,把犯人放在席子上沿街拖拉,然後割破他的肚皮,使其內臟翻露出來,讓他本人親眼看到這些內臟被扔到火里,最後才將他砍頭和分屍。福柯所描述的發生在1757年法國的對謀殺國王的刺客執行死刑的过程,更是驚心動魄,令人毛骨悚然:劊子手先用硫磺燒灼犯人,然後用大火鉗從他四肢上撕下大塊肌肉,然後用沸液胡亂澆在每一處傷口上,在再實施車裂,並用匕首切開無法撕裂的肢體。當四肢被肢解之後,它們和軀幹一起被扔進火刑臺上,然後縱火焚燒,直至其化為灰燼。(臺灣桂冠圖書,1993年5月版,第1~29頁)
參見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聒噪的時代》,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7月版
《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40頁。
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一些學者提出在下一個世紀誰決定一部書的命運,究竟是什麽人在讀書,他們提出一個"中產階級"的概念,聲稱要為中產阶級寫作。他們說你要想自己的書賣得好的話你就得討中產阶級的歡心。莫言說,在中國,中產階級的提法還為时過早。這些年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輕的、軟的、綿的作品。我个人來講不喜歡這些作品,但我没有資格,沒有權利不讓別人這樣做。所以我想用一種民间的東西,所謂民族的東西與這些所謂輕的、軟的、綿的東西来一個對抗。--"莫言的《檀香刑》--以酷刑挑戰閱讀神經",青年時訊報,2001年8月17日。
一個有關知識分子對人民的看法的最常見的說法是:"哀其不幸"和 "怒其不爭"。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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