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藝術家的易蔔生:易蔔生與中國重新思考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藝術理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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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時間:2003/4/30 14:44:00

内容提要:本文在作者以往的研究之基礎上,把中國的易蔔生研究置於一個廣闊的現代性和東西方文化交流與互動的語境下來考察,認為易卜生早期在中國的接受雖起到了推進中國的文化現代性的作用,但對作為藝術家的易蔔生形象的確立卻作了誤構。而在目前的國際易蔔生研究領域,"返回藝術家易蔔生"的呼聲則代表了國際前沿領域內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莎士比亞化的美學建構以及賽義德的"旅行中的理論"的雙重啟發下,作者首次富有獨創性地提出了"易蔔生化"的理論建構,並据此和國際易蔔生研究界进行了平等的對話。
關鍵词:現代性 易卜生主義 易蔔生化 世紀末 美學轉向 接受

   作為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先驅者,易蔔生為20世紀的戲劇藝術的發展作出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的藝術家形象早已在西方的語境下得到了肯定。盡管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精英文化及其代表性產品---文學---越來越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戰和沖擊,但一個使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則是,易蔔生仍然在東西方文化語境下不斷地為學者和藝術家们討論和研究,各種形式的國際性研讨會仍然頻繁地在一些東西方國家举行。(1)這一點確實使那些為精英文化和文學的命運而擔憂的人們感到欣慰。但是,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的語境下,易蔔生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作為一位藝術家而為人們所接受,他的作用和角色曾一度被不恰當地誤構为僅僅是一位具有革命精神和先鋒意識的思想家和社會批判者,這在很大程度上確实由於他所塑造出的一個個令人難忘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想象所致,如娜拉和海達·高布勒等,因為這些人物給中國的觀眾和戲劇研究者們留下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以致於他們幾乎忘記了一個事實,即易卜生首先應該是一位艺術家,或者更確切地說,一位戲劇藝術家,或現代戲劇之父。他對於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形成所具有的意義自然應當受到重視,但是作為一位藝術家的易卜生則不僅對20世紀中國話劇的崛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還影響了一大批銳意創新的中國現代劇作家。這樣看來,把一位以戲劇創作為主要成就的藝術家當作思想家来研究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起了誤導作用,特別是在當今时代,當人們更多地討論尼采、弗洛伊德、福柯、德裏達、德勒茲、利奧塔等西方思想家時,易蔔生在西方思想界所曾经產生過的影響便很少被人提及。盡管他確實對文化現代性和現代主義文學的形成作出過重要貢献,而且還給過弗洛伊德一些文學靈感,但與上述那些思想家相比,易蔔生的作用不禁相形見絀。因為與上述幾位大師相比,易蔔生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其戲劇藝術創作而產生的。因而"返回"作為藝術家的"真正的"易蔔生將使我们能夠準確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易蔔生之於中国現代戲劇的美學意義。本文的寫作就從質疑易蔔生形象的"誤構"開始,主要從戲劇藝术本身來討論易蔔生的成就。

易蔔生與中國的現代性之反思

   毫無疑問,在中國和西方的現代性進程中,易蔔生及其劇作都起到了重要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點尤其體現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学的全盛時期和中國的五四新文化运動的高漲時期。這時易蔔生主要被当作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有著天才的創新意識和預見性的作家來接受的,他的劇作極大地影響了西方和中國的現代性進程。確實,在西方學術界,不同的學派和有著不同的批評傾向的學者和批評家都对他的藝術成就或社會影響作出了不同的評價。有些學者認為他是"莎士比亞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藝術家",或者說"現代戲劇之父",因為他的作品以現實主義的方法反映了當时的時代精神,因而有著典型的現實主義意義。毫無疑問,易蔔生在自己的劇作中對社會顯示予以了強有力的批判,這一點與他所生活的時代以及他那與當時的社會習俗格格不入的個人性格有關。这也許正是易蔔生為什麽一开始就被當作一位批判現實主義大师介紹到中國來的原因之一。由於他的劇作與當時的中國社会現實密切相關,同時也由于當時的文化土壤和接受語境所使然,因而毫不奇怪,他被劃入19世紀的歐洲現實主义傳統之列,但根據當代西方現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易蔔生倒是更多地被當作一位現代主義藝术大師來討論的,因為他在19世紀的出現實際上預示了西方文學中的現代主義的崛起,而且他的不少富有預見性的洞見實际上為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現代性進程铺平了道路。我正是在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啟發下,試图從文化和審美現代性的角度出發對易蔔生及其劇作作一新的探索。我認為,易蔔生首先應被當作一位文學大師,或更為確切地說是一位戲劇藝術大師,來研究,把他當作一位思想家來研究實際上遮蔽了他那顯赫的藝術成就,盡管他确實激發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反抗当時的社會現實和保守的意識形態。许多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首先正是為娜拉、海達·高布樂、斯多克芒醫生和昂各斯特郎德這些主人公的刻畫所打動的,因而他們的創作和批評實踐不得不深受其影响。為了對易蔔生對中國戲剧的貢獻作出較為中肯的評價,我首先花費些篇幅來回顧一下西方學術界近十多年來對易蔔生的研究,並將之與其在中國的接受相关聯。(2)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誠然,從現代主义的理論視角來討論易蔔生及其劇作在西方學術界早已不再新鮮了,即使我本人也曾作過這樣的尝試。我在先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指出,易蔔生為什么如此受到觀眾青睞和學者們研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其劇作中所蘊涵的多重代碼。也就是說,"除了現實主义的代碼外,還有著另一些具有批评價值的代碼"。(3) 我通過仔細的考察,可以肯定地認为,易劇中除了現實主義等文化代碼外,現代主义或現代性完全可能成為其最重要的代碼之一,這一點使得易劇至今仍與當前關於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理論争鳴密切相關。弗雷德裏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受到後現代主義在中國的接受之事实的啟發,最近結合其與後現代性的關系,對現代性的概念作出了全新的解釋。(4) 在他看來,現代性若不與後現代性相关聯是不能在當代產生新的意義的。確實,易蔔生在生前與他同時代的批評界格格不入,其部分原因就在於他那很難為同時代人所容的超前意識,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其劇中所隱匿的富有預见性的思想觀念。他的一些至今仍為我們所熱烈討論的劇作在當時並不為观眾和批評界所接受,其中包括《群鬼》和《人民公敵》。 當他的《群鬼》發表時,他受到了同時代批評家的猛烈批評。面对這些惡意中傷式的"批評",易蔔生毫不退讓,反而十分自豪地宣稱,"所有這些抨擊我的劇作的小人和騙子们總有一天會在未來的文學史上受到毁滅性的審判….我的著作屬於未來。"(5)他的為未來而寫作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已被今天的文学史編寫者的實踐所證明。也就是說,易蔔生的藝術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來時代的不同解釋開放的、並具有永恒魅力的藝術。與那些生前並不為同時代的人們所重視而嗣後卻又被後來的學者和批評家"重新發現"的所有中外文學大師一樣,易蔔生的劇作雖不乏深受當時觀眾歡迎之作,但更主要的卻是面向未來的讀者和觀眾。因此他的斷言是不可能为他同時代的人所證實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不難發現,他在一個多世紀前所描述的東西在当今這個後現代社會依然存在。現代性雖已受到那些鼓吹後現代性的人們的有力挑戰,但在很多人看來它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計劃。因此事實已經證明,易蔔生的一些戲劇作品在当今時代仍然不斷地上演,並且深受西方和中國觀眾的喜爱。(6)
   我們從现代性的角度來討論易蔔生時,首先應當承認,現代性在其廣義和多元取向之意義上说來,不僅應當包括其文化和政治的含義,同时也應包括其審美的含義。也就是说,它既應當被在其最廣泛的藝術意義上被看作是一種文學藝術精神,同時又應當在其最廣泛的文化和知識層面上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啟蒙大計。與此相同的是,在文學藝術領域,不同的學者自然可以對現代主義作出不同的定義,但不少人幾乎都将其視為一種歐洲的文化和文學思潮和運動。(7)約翰·弗萊徹(John Fletcher)和詹姆斯·麥克法蘭(James McFarlane) 等在討論易蔔生與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之關系時就中肯地指出,有兩條線索可據以追踪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起源,"----其一是實質性的和主题性的淵源,另一條則是形式和語言層面的淵源---這二者可以幫助我們指明歐洲現代主義戏劇的源頭。一方面,是18、19世紀所賦予我們不得不註意的或然性和當代性,另一方面則是对作為一種戲劇載體的散文之資源的不間斷的探索。这二者都殊途同歸地返回到了易蔔生那裏。"(8)毫無疑问,前一種定義難免不帶有歐洲中心主義之色彩,而由弗雷德伯里和麥克法蘭作出的後一種定义則更為寬泛,幾乎帶有某種"無邊的現代主義"之特征,對80年代中國的現代主义理論爭鳴曾產生過某種导向性作用。但從他們的清晰描述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易蔔生确實給過不少現代主義大師以創作的靈感,這其中至少可以包括20世紀公認的大師級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和塞繆爾·貝克特,一個至今令人難忘的例子就是当年喬伊斯為了能更為直接和有效地閱讀易蔔生的作品,甚至花費了很多時間去學習挪威语。因此毫不奇怪,易卜生被當作一位更帶有艺術創新性而非意識形态批判性的現代主義文学的先驅。顯然,弗雷德伯裏和麥克法蘭通過細讀易蔔生的戲剧文本,註意到了其中所蘊涵的某種不同于傳統現實主義的東西以及他對其他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因而他們正確地將所有這些創作靈感統統追溯到易蔔生那裏。我認為,易蔔生在西方的現代性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在於文化知識啟蒙領域裏,更在於文學革新領域裏:他對女性人物的生動刻畫預示了20世紀6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崛起,而他与傳統的戲劇成規的分道揚鑣則大大地推進了現代話劇的成熟,使之對廣大當代觀眾有著永久不衰的魅力。這也許正是為什麽不少易蔔生的同時代人早已被人們遺忘而易蔔生卻依然高踞於自己的時代之上的原因所在。我們甚至应當說,在易蔔生可能具有的多重身份中,他首先應被視為一位戲劇藝術家,因為正是他的劇作影響和啟迪了广大觀眾和作家,所以某種流行的意识形態可以轉瞬之間变得不流行,而美學和藝術精神則可以具有永久的魅力。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誠然,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現代主義的不少成規受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強有力挑戰。但为什麽易蔔生的戲劇仍不時地在世界各地上演,為什麽仍有不少學者在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他的劇作進行討論呢?当從事後現代主義研究的學者重新審視他的作品時,他們一眼就可從其對荒誕派劇作的影響見出一些后現代文化代碼:他的作品只是提出問題,而從不试圖回答這些問題,因而留給讀者-观眾巨大的想象和闡釋空間,由他們在閱讀或觀賞過程中一一將这些空白填補,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野鴨》和一些後期作品中。 (9)他的劇作從来就不可窮盡其意義,而總是給读者-闡釋者開放,使他們得以從不同的理論角度進行闡釋和分析,最終建構出新的意義。他的修辭的含混性,象征的多重所指以及主題的不確定性等,都在某種程度上與後现代精神相契合。(10) 毫無疑問,如果一位作家想使自己的作品被不同時代的讀者發掘出新的意義,他就不應當使自己的主題局限於特定的時代,他應當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討人類面臨的一些基本问題。可以說,易蔔生就是這樣做的。
   著名的易卜生研究學者艾納·豪根(Einar Haugen)在谈到易劇作為一個同時具有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特征的整體時十分中肯地指出,"....易蔔生的每一部戲都是一個具有隱含意義的文本,這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識編織進密碼的。讀者只有對这些文本進行細致入微的閱读和研究才能’打開密碼’"。(11) 所以,易蔔生不僅被當作一位批判現實主義的大師來考察,而且在更多的時候,特別是在現代主義運動处於高漲期時,被當作現代主義文學的主要源頭之一。豪根從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的語言交往理論入手,把易蔔生的劇作形象地描繪为"為所有的季節" (for all seasons)而寫的。在他看來,"隨著世界的變化,新的問題不斷地湧現出來引起政治學界、文化界以及戲劇界的註意。但是人們不斷地發現易蔔生所說的東西与這些問題密切相關,因而便使得他或在戲劇舞臺上或在新的翻譯和改編過程中不斷地獲得新生。"(12) 實際上,易蔔生的作品在中國的翻譯和改編幫助中國讀者在能動性理解和创造性建構之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易卜生"或"易蔔生主義"。
   布賴恩·約翰斯通(Brian Johnston) 從一個與眾不同的視角提出了他本人對易劇的整体理解和闡釋。他一方面承認,現实主義的代碼主導了作為單一的現實主義循環的易蔔生後期的十二部劇作,這其中蘊涵了深刻的詩學意圖;另一方面,他又試圖表明,"易蔔生的現實主義循環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平臺, 在這裏現实的種種不恰當的概念形式---或曰不恰當的世界---在与絕對精神的抗爭中統統敗北。"(13)實際上,他所說的現實主義隱含了多種代碼,因此易蔔生就不僅僅被解釋為是一位現實主義的作家。在約翰斯通看來,易劇中所體現出的易卜生式"策略"顯然被認為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表明了易劇中隱含著的對19世紀現實的辨證意義的顛覆,另一方面,它則以一種類似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式的步骤展現了對過去原型的強制性恢復,因此他的劇作实際上編織了三種文本的代码: 一種基于作品本身的語言結構的普通文本,一種為作者不斷地參照借鑒的具有文化意義的"超文本",以及更為重要的一種展現在讀者面前使他們得以以一種解構方式來閱读和分析的潛文本。(14)對於当代讀者來說,很容易發现,易劇通常隱含著好幾種相互矛盾和抵牾的成分:文本性(textuality),超文本性(supertextuality),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和潛文本性(subtextuality)。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彼此間的互動和解構形成了易劇的多重代码、不確定因素和互文性,這些特征尤其體現在他的後期劇作中,如《野鴨》、《羅斯莫莊》、《海上夫人》以及《咱們死人醒來時》,雖然西方學者經常討論和引證這些作品,但在中国的語境下,這些作品卻很少被人提及。在我看來,上述所有這些因素正是我们應當描述為"後現代"的代码,它們的存在恰恰证實了利奧塔的斷言,即後出現的並不一定是後现代的,而先出現的,如蒙田的小品文,倒完全有可能具有後現代的特征。(15) 這正是一種後现代式的悖論。甚至在未來,學者们也同樣會進一步從新的視角來探討他的劇作,易蔔生本人也仍將不斷地本人們從審美的或文化的角度來討論和闡釋,而在這些討論和闡釋的過程中,新的意義便建構出來了。我想,一位作家如果有這样一種結局應當是十分理想的。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易蔔生與中國的文学現代性之反思

   與西方學術界在易蔔生研究领域內取得的顯赫成就相比,中國的易蔔生研究長期以來一直依循著一個十分不同的取向:他始終在中國的語境下被當作一位現實主義者來接受,或者更確切地說,由於他的劇作所反映的社會問題被不恰當地誇大,因而易蔔生常常被人認為是一位批判現实主義者,而至於他劇中的象征主義成分則幾乎被全然忽視了。這無疑是導致中国的易蔔生研究長期以來被排斥在國際易學界之外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最近二十年裏,關於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討論如火如荼,現實主义不再像以往那樣大受到重视了,易蔔生也就不那麽经常地為人們談論了,易蔔生的劇作仍不時地被一些具有先鋒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年輕导演改編並上演,但這種改編已經带有了編導們的個人理解和能動性闡釋,因此出現在中國觀眾面前的便是一種"易蔔生主義"的中国變體或當代變體。盡管他後期劇作中的神秘主義和象征主義因素有時也被粗略地提及,但由於缺乏理論深度和細致分析而未产生什麽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易蔔生首先於五四前後被介紹進中國時的文化和知識氛圍密切相關。
   在返回作為藝術家的易蔔生之前,我覺得有必要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語境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及其特征,因為這一未完成的大計與易蔔生在中國的接受密切相關。众所周知,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知識分子向來以"拿來主義"而聞名。也就是说,為了反對封建社會和傳統的習俗,他們寧願從國外,主要是從西方,"拿來"或"挪用"一些现成的理論概念,將其創造性地轉化為中國本土的東西,应用於中國本土文化產品的創造和批評。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思潮和各種批評理論在中國的接受就體現了這種極具功利性的實用態度,因此建構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便成為他們知識生涯中的重要任務。毫無疑問,中國的文学藝術家和理論批評家對這一至今仍有爭議的話題均作出了不同的反應甚至爭论,因為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五四所導致的中國文學傳統的劇烈變化持一種敵視的態度,認為這正是現代中國的文化"殖民化"的開始,所以他們試圖把五四這個案子翻過來。但是歷史是在前進的,倒退顯然是沒有出路的。正是在五四的年代裏中國文學才開始了走向世界的進程,並得以躋身世界文學主流進而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與此同时,中國文學通過對各種西方文學潮流和大師的翻譯介紹,開始逐步走出封閉的領地,接受各種西方文化學術潮流和批評理論的影響。因而毫不奇怪,今天的文學研究者往往將翻譯文學也當作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16)在所有翻譯过來的西方文學大師中,易蔔生無疑是其中的極少數同时對中國文學思想和創作技巧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者之一,這一點完全可以从五四運動的主將胡適為《新青年》編輯的:"易蔔生專號"中見出。(17)也許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易蔔生本人的巨大和持久性影響所致,易蔔生才一度被當作一位預示了中國當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崛起的革命思想家的。同樣,也正是由於魯迅、胡适等新文學運動的主將們的努力,一種帶有鮮明本土特色的"易蔔生主義"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誕生了。如果我們並不否認翻譯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的話,那麽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易蔔生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翻譯過來的或人為建構的產物,主要是用來抨擊中國的黑暗社會現實以及封建的社會和文化習俗。因此在我看來,探討易蔔生之于中國文化現代性的意義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僅僅將他視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而忽視了他的藝術成就是遠远不夠的,因為他首先是一位具有強烈的先锋意識的藝術家,他不僅為同时帶的讀者觀眾而寫作,同时也為未來的讀者觀眾而寫作。這也許正是我們為什麽要在今天的中國文化語境下討论易蔔生的原因所在。他不僅與中國的文化現代性大計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他還深刻地激發並影響了中國的文學家和戲劇藝術家的創作思想和藝術技巧,促進了中國现代話劇的誕生。 免費論文下载中心 http://www.hi138.com
   就中國的現代性而言,我在此不妨花費一些篇幅來討论它與西方的現代性的差別。既然我們並不否認中國知識分子擅長於拿來主義,也即將國外一切適合我們國請并為我所用的東西統統拿來,这在五四運動時期尤為突出,几乎當時所有在西方風行的文化思潮和文學思想統統被引進中國,並滋生出某種形式的變體,因此从比較文學的接受-影響之角度来探討中國現代文學便成為重寫中國现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任務。(18)首先,我們應承認,,即使存在這樣一種中國的現代性的话,那它也依然是從西方語境中引入的一個舶來品,盡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文化和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因此,也如同其它地區的現代性一樣,作為全球現代性大計之一部分的中國的現代性也具有了自己的整體特征和排他性。它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密切相關,所以也就有著鮮明的功能性和啟蒙因素。這樣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自然會很容易地將易蔔生當作自己的精神領袖和先驅,因為他的戲劇對人類和社会的種種邪惡都予以了尖銳的批判和抨擊。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忘記,文學啟蒙所產生的效果首先應體現在審美方面,然後才體現在思想觀念方面。人們只有通過閱讀或觀賞文藝作品才能獲得思想上的啟迪和審美快感。因此在這方面,我們應當對易卜生對中國現代話劇的誕生和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給予高度的評價,因為這一新興的戲劇藝術形式在中國語境下的誕生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互動的必然產物,它打破了所謂中國文化"本真性"的神话,為某種不中不西但卻同時兼有二者所長的"混雜的"戲剧體裁的誕生鋪平了道路,而這正是中國的戲劇得以與世界戲劇艺術進行平等交流對話的一個基點。随著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和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易蔔生之於中國現代戲劇藝術的意義将越來越顯示出來。在易蔔生及其戲劇藝術的影響和啟迪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史上出現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學藝術的戏劇藝術大師:曹禺、洪深、歐陽玉倩等,他們創作出一批具有易蔔生精神特征的優秀戲劇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們精心刻畫出一批令人難忘的易蔔生式的人物。因此,易蔔生的形象在中國的文化土壤裏實際上發生了某種形式的"變形",它超越其"本真的"(authentic))特征,而是成了一個"建構"(constructed)的形象。既然易蔔生已經成為向所有當代理論建構和闡釋開放的一個西方經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的易蔔生學者建構出了不同的"易蔔生",那麽我們中國的易蔔生研究者為什麽就不能結合易蔔生的戲劇在中國的接受和创造性轉化重新建構一個中國語境下的易蔔生呢?對於這一点我將在本文最後一部分予以闡發。

建構一种"易蔔生化"的美學原則

   在本文的最後一部分,我將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莎士比亞化(Shakespeareanization)的美學原則的建構的啟發下,結合易蔔生的藝術成就以及其對現代戲劇藝術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產生的广泛影響提出我自己的美学建構:易蔔生化(Ibsenization)。我認为,當今的國際易蔔生研究界正經歷著一個從意識形態批評到審美闡釋的轉折,也即具體地說,從思想層面來評價"易蔔生主義"到從審美理論層面來闡發"易蔔生化"的轉折過程,而在這个轉折過程,我們中國的易卜生研究者需要從中國的文化知識立場和審美視角出發作出自己的理論創新和建構,以便迅速地使中國的易蔔生研究乃至整個外國文學研究達到和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话的境界。當然,在當今這個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時代,理論的建構與理論的旅行是密不可分的。在這裏我首先想到的是賽義德在80年代初出版的論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評家》(The World, 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中收入的一篇著名論文,也就是那篇廣為人們引證的《旅行中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在那篇文章中,賽義德通過卢卡契的"物化"(reification)理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区的流傳以及由此而引來的種种不同的理解和闡釋,旨在说明這樣一個道理:理论有時可以"旅行"到另一個時代和場景中,而在這一旅行的過程中,它們往往會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這種情況的出現多半受制於那種理論在被彼時彼地的人們接受時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歸化,因此理論的變形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毫無疑問,用這一概念來解釋包括易蔔生的创作在內的西方現代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以及所導致的誤讀和誤構狀況是十分恰當的,用來解釋易蔔生對中国現代話劇的影響也是十分恰当的。對這一論點所产生的世界性影響賽義德雖然十分明白,但他總認為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反思和闡述。在他于2000年出版的一部專題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論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中,收入了他寫于1994年的一篇論文《理論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在這篇論文中,他強調了盧卡契的理論對阿多諾的啟迪後又接著指出了它與後殖民批評理論的关系,這個中介就是當代後殖民批評的先驅弗朗茲·法農。這無疑是盧卡契的理論旅行到另一些地方的一個例證。在追溯了法農的後殖民批評思想與盧卡契理論的關聯之後,赛義德總結道,"在這裏,一方面在法農與較為激進的盧卡契(也許只是暫時的)之間,另一方面在卢卡契與阿多諾之間存在著某種接合点。它們所隱含著的理論、批評、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業從来就未完成。因此理論的觀点便始終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擴展,並在某種意義上處於一种流亡的狀態中。"(19)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重復了解構主義的闡釋原則:理論的內涵是不可窮盡的,因而對意義的闡釋也是沒有終結的。而理論的旅行所到之處必然會和彼時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環境相作用而且產生新的意义。可以說,賽義德本人的以東方主義文化批判為核心的後殖民批評理論在第三世界产生的共鳴和反響就證明了他的這種"旅行中的理論"說的有效性。而我們以此來描述易卜生的戲劇在不斷的旅行中所產生出的新的意義也是十分恰当的。但是與賽義德的理論旅行所不同的是,易蔔生的創作的理念和戲劇藝術程式的旅行也和阿多諾、盧卡契以及法農等大師的理论旅行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得取決于翻譯的中介和另一民族話语轉述。我想這一點尤其對我们的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和中國文學作品在整個世界不斷地旅行有著最重要的啟示。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易蔔生及其作品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東西方文學家和理論批評家的不斷阐釋和建構,其中從意識形态角度建構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易蔔生主義,在西方的語境中以肖伯納的建構最為有名,在中國的語境中則以胡適的建構最有影響力。显然,我並不想否認他們這些有着重要意義的理論建構及其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現代性的巨大影響,但我在此卻要呼籲在中國的易蔔生研究界出現一種"美學的轉向"。如果我們承認莎士比亞劇作的巨大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在於把握了文艺復興時期的時代精神之脈搏、並達到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义的完美結合之境地的話,那麽我將繼續提出這一結論:易蔔生的劇作,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同樣準確地把握了19世纪末的世紀末精神之脈搏,達到了現代主義和先鋒主義完美結合的境地。在這方面,我認為,在探討作為藝術家的易蔔生及其劇作方面,我們仍有著漫長的路要走,但至少在目前,將他作為一位藝術家来研究將大大有益於將其視为一位思想家或批判現實主义者來研究。

Notes

(1)這裏僅列舉近幾年的几次影響較大的關於易蔔生研究方面的國際研討會:易蔔生與現代性:易蔔生與中國國際研討會(1999年6月26-28日,北京),第九屆國際易蔔生國际學術研討會(2000年6月5-10日,貝爾根),易蔔生與藝術:绘畫,雕塑和建築國際研討會(2001年10月24-27日,羅馬),易蔔生與中國:走向一種美學建構國際研討會(2002年9月12-16日,上海),國际易蔔生研討會和戲劇節:《玩偶之家》的翻譯與改编(2002年11月8-14日,達卡)等。
(2)关於易蔔生在20世紀中國的接受,我認為下列专著值得一讀:何成洲的博士論文《易蔔生與中國現代戲劇》(Henrik Ibsen and Chinese Modern Drama), Oslo: Unipub Forlag, 2002;譚國根(Kwo-kan Tam)的《易蔔生在中國:1908-1997》(Ibsen in China:1908-1997),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王忠祥的《易蔔生》,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上述這三部著作都是在對易蔔生的原著(或借助於英文譯本)進行細讀和研究之基礎上寫出的,代表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
(3) Cf. Wang Ning, "Multiple Codes in Ibsen’s Drama", in Meng Shengde et.al. eds., Ibsen Research Paper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271.
(4)詹姆遜於2002年7月31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公開演講中對現代性問題作出了全新的闡釋,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以往的觀點。
(5) 關於易蔔生於1882年3月16日給他的出版商的信件,参閱Einar Haugen, Ibsen’s Drama: Author to Audience,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3.
(6) 我這裏尤其應當欣慰地指出,在易蔔生的劇作藝術想象力的影響和啟迪下,一些具有鮮明的先鋒意識的中國戲劇導演,如吳晓江和孫惠柱等,通過重新翻譯和理解易蔔生的一些劇作,如《玩偶之家》、《海達·高布勒》、《群鬼》和《培爾·金特》等,已經将他們重新搬上中國的戲劇舞臺,從而使得這些老的經典作品在當代中国重新產生了新的意義。
(7) Cf. Douwe Fokkema & Elrud Ibsch, Modernist Conjectures: A Mainstream in European Literature 1910-1940, London:Hurst & Company, 1987, 1-47.
(8)Malcom Bradbury & James McFarlane, eds., Modernism:1890-1930, Penguin Books, 1976, 499.
(9) 有關從後現代主義的視角對易蔔生的劇作的研究,參閱下列論文:Charles R. Lyons, "Ibsen’s Realism and the Predicates of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Ibsen, Vol. 8 (1994), 185-204; Wang Ning, "Postmodernizing Ibsen: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de-Siecle", in Maria Deppermann et. al. eds., Ibsen im europaischen Spannungsfeld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Symbo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8, 295-307.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10) Cf. Wang Ning, "Postmodernizing Ibsen: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de-Siecle", in Maria Deppermann et. al. eds., Ibsen im europaischen Spannungsfeld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Symbo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8, 295-307.
(11)Haugen, Ibsen’s Drama: Author to Audience, 74.
(12) Ibid., 3-4.
(13)Cf. Brian Johnston, Text and Supertext in Ibsen’s Drama, University Park &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14)Ibid., 9-27.
(15)Cf.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81.
(16)參閱王寧,《現代性、翻译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学經典重構》,載《文藝研究》,2002年第6期。
(17) 在這本專輯,胡適的长篇論文《易蔔生主義》尤其值得一讀,見《新青年》,第四卷,第6期(1918):第489-507頁。
(18)關於西方文藝思潮對20世纪中國文學的影響和啟迪,參閱樂黛云、王寧主編,《西方文藝思潮與20世紀中國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19) Cf.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1.
(作者单位:清華大學外語系 郵編100084)


Ibsen as an Artist: Reflections on Ibsen and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its author’s previous research, the present essay observes China’s Ibsen studies in a broad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East-Wes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To the author, the early reception of Ibsen in China indeed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China’s cultural modernity, but it should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Ibsen as a revolutionary thinker rather than an artist.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Ibsen scholarship, "return to Ibsen as an artist" represents the forefront research of Ibsen and his dramatic works. Under the revelation of Marxian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Shakespeareanization and Said’s conception of "traveling theory", the author for the first time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Ibse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which he is carrying on equal dialogue with international Ibsen scholarship.
Key words: modernity, Ibsenism, Ibsenization, fin de siecle, aesthetic turn, reception
Wang Ning(1955- ), one of China’s leading scholars in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studies as well as Ibsen studies,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He is the author of ten books and numerous articles both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among which 15 published in English are listed in the prestigious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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