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空萬象提寸毫 老蔓纏松飽霜雪

論文類別:文學藝術論文 > 藝術理論論文
論文作者: 褚又君
上傳時間:2009/2/17 15:54:00

  [摘 要] 陸遊作為一名人人皆知的愛國主義詩人,在書壇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本文試以陸遊詠書詩作為論述的出發點和主要依據,輔以題跋、旁人的品評、墨跡作補充,來探尋其書法美學思想、書藝特征,並對其書法艺術的地位、價值作一评價。

  [關键詞] 陸遊;書法;美學思想

  Abstract:As a well-known poet and patriot,LU You ranks high in the field of calligraphy. In this article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U You’s calligraphy is analyzed with the supplement of preface,reader’s remarks on his poetry and handwriting;meanwhile,comments is maded on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LU You’s calligraphy.

  Key words:LU You;calligraphy;aesthetic principle
  
  “放翁不以書名,而草書實橫絕一時。……是放翁於草書工力,幾于出神入化。惜今不傳,且無有能知其善書者,蓋為詩名所掩也。”這段話引自乾隆三大家之一趙翼所著的《甌北詩話》卷六。這段话中有三點值得註意:其一,趙翼對陸放翁的書法(草書)評價頗高,认為“實橫絕一時”,達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其二,指出放翁書名少為人知;其三,推测其“不以書名”的原因是“為詩名所掩”。
  陸遊的书藝特征如何,呈現出怎樣的風格面貌,是否達到“出神入化”,最直接的證物即其墨跡。然可惜真跡多亡佚,流傳至今的極少,僅能从有限的幾幅行書尺牘簡劄如《與仲躬侍郎書》、《拜違帖》、《與原佰知府書》、《焦山題名》等中略窺其書藝風采。
  與陸遊同時代的人及后人對其書法也極少提及。唯有朱熹、陳鵠、李日華、陶宗儀等人对其書法表示過關註和欣賞。但也只是片言只語,點到即止,可見,其“書名少为人知”確是一事實,赵翼之語不假。
  陸遊書法少為人知,趙翼以為是為詩名所掩,這一推測恐難以使人信服。歷代名人中以兼善詩、文、書、畫而留名於世者不乏其人,蘇東坡即是一例。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陸遊書法作進一步地了解,但正如前文所述,基于墨跡的稀少和旁人對其品評的不足這兩個不利因素,我們把視线轉入陸遊自己的詩稿文集。縱覽《劍南詩稿》,有關書法艺術創作、藝術特點的咏書詩(包括夾有詠書詩句的詩),據筆者統計,共有八十余首,另外,《渭南文集》及佚著輯存中所收的書帖題跋有四十余篇,其中的內容是頗為丰富的。
  本文試以陸遊詠書诗作為論述的出發點和主要依據,輔以題跋、旁人的品评、墨跡作補充,來探尋其書法美學思想、書藝特征,並對其書法藝術的地位、價值作一評價。
  
  一、 以瘦為貴
  
  陸遊詠書以瘦為貴,反對因肥而失真。
  “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
  “縱酒長鯨渴吞海,草書瘦蔓飽經霜。”
  “黑蚁常翻魯壁簡,瘦蛟時落越溪藤。”
  “老蔓纏松飽霜雪,瘦蛟出海拿虛空。”
  (陸遊《陸放翁全集》,北京市中国書店出版,1986年版,第33、179、56、120頁)
  陸遊強調字應偏倚于瘦,避免肥。在中國古代美學史(書法史)上,“瘦”与“骨”這一概念是有著密切聯系的。所謂“膏腴害骨”[1],是指肥腴多肉,往往會損害“骨”所具備的堅強、清勁、瘦硬这些審美特點,使字迥弱無力。古代书論中也多有論述,衛夫人《笔陣圖》雲:“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2]22,張懷瑾《書断》引韋誕雲:“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筆畫微瘦”[2]154。可見,骨的外在形相偏瘦,而不是偏肥。陸遊評唐古石蘭亭刻本勝過中山舊本,認為“可作兰亭祖”,正是因為“此本得具瘦”。
  然而,陸遊並不過分強調“瘦”,亦反對骨架畢露。其《学書》詩曰“老蔓纏松飽霜雪,瘦蛟出海拿虛空”,放翁以“松”來形象比擬書之“骨”,“老蔓”和“霜雪”則可分別與“筋”、“血”相對應。“骨”和“筋”作為人体的不同組成部分,各具功能、特性,當它們衍化為美学範疇時,其引申含義也不同。劉熙載對這兩者作了確切的區分:“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果敢,指其坚硬性、果斷性,偏倚於一種剛性之美。含忍,指其堅韌性、忍耐性,偏倚於一種剛柔相濟的彈性之美。”[2]681松的堅挺、鋒芒畢露正體現了骨力之果敢,而老蔓的遒勁婉曲則體現了筋力之含忍、這兩者雖特性不同,卻彼此有联系,放翁以一“纏”字點出了蔓依附於松即筋依附於骨的特點,他對書法“筋骨”的關系的理解以“老蔓纏松”這一对自然物作了恰當的形象的表述。至於以“霜雪”喻“血”,即指字不宜過分枯澀,须水墨相潤。
  “筋骨”與“力”又是密不可分的,“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2]681,“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因此,放翁對“瘦”的追求,即是對“筋骨”、對“力”的追求,他推崇的是瘦硬、勁健的風格。
  陸遊尚瘦的美學思想和追求是有其淵源的。瘦硬、勁健是中國歷代書論中一個重要的審美標準,是歷代書艺作品體現出的一種重要的審美特征。從商周歷經秦、漢、魏晉、南北朝直至唐宋,瘦勁一派書藝一直延续、發展,形成一系統脈絡。尤其是唐代,不僅在实踐上歐、虞、褚、薛等初唐諸家“皆尚爽健”,更在理論上對瘦勁美予以充分重視。杜甫在其《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明確提出“書貴瘦硬方通神”一說,把“瘦硬”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陸遊受傳統書学影響頗深,就其詠書詩來看,他所睹所見亦多為瘦勁之作。如在《劍南詩稿》中他写到:“‘奇文粲可辨,高古篆籀雜。’(《黃牛峽廟》)‘峰山訪秦碑,断裂無完筆。’(《古筑城曲》)‘午窗弄笔臨唐帖。’(《冬日》)‘得意唐詩晉帖間。’(《出遊歸鞍正中占》)”
  骨具有剛勁、端直、強健的審美特點,在中國書法批評史上,藝術鑒賞和人物品藻往往相互影响,緊密聯系。宋代提出的“書如其人”說,如果不对它作狹隘的理解,不要求書品消極地依附人品,直接以人定書,那麽它是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的。書法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現出藝術家的人格、品行、性情、修養,同樣,藝术家的人格也會在書法中有所反映。南宋是面臨內憂外患、找不到出路的时代,朝廷上下主張向金稱臣的媚軟卑弱之士與主戰派形成尖銳對立。陸遊正是以其铮錚鐵骨,以其剛正端直的人格精神力量反抗世俗媚態,他的這一美學思想具有深刻的社會性、現實性。
  
  二、 以陣喻書
  
  陸遊詠書詩中有不少詩篇充滿英雄氣概和战鬥激情。值得註意的是,在他的書學思想中,作為武藝的戰陣和作為文藝的筆陣——書藝之间是相附相生,相契相通的。其詠書詩具有一個鮮明特點:以陣喻書。
  “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試無路空崢嶸。酒為旗鼓笔刀塑,勢從天落銀沙傾。端溪石池濃作墨,燭光相射飛縱橫。須臾收卷復把酒,召見萬裏烟塵清”。
  “還家痛飲洗塵土,醉帖淋漓寄豪舉。石池墨瀋如海寬,玄雲下垂黑蛟舞。太陰鬼神挟風雨,夜半馬陵飛萬弩。堂堂筆陣从天下,氣壓唐人折釵股。丈夫本意陋千古,殘虜何足膏砧斧。驛書馳報兒單於,直用毛锥驚殺汝。”
  (陸遊《劍南詩稿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81頁。)
  陸遊在用筆之道和作戰之理中找到契合點,並非他的首創。早在唐代,於馬上得天下的太宗李世民著有書論《論书》,其中有一段話:“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陣即知強弱。……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2]120李世民联系自己臨陣指揮作戰的體会,強調筆陣之說,其所悟之理可归納如下:(1)“求其骨力”,軍队具有強勁的戰鬥力即戰陣的骨力所在,是關鍵。對於書法来說,骨力具有重要意義。(2)“执金鼓必有指揮”,一軍之中將帥的統領舉足輕重,書法創作亦有一指揮,此即“心”。
  陸遊對李世民“以陣喻書”之觀加以吸收和繼承,從本文前部分所述可知,陸遊作書也重骨力,可见,其以陣喻書不僅和太宗的以陣喻書類同,而且和他自己的“以瘦為貴”在“重骨力”這一點上是相契相合的。同時,陸游對李世民的作書要“以心為指揮”这一點也有所繼承,並在此基礎上,對其蘊含的美學思想作了丰富和發展。

免費论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李世民的“以陣喻書”與“以心為主”是交相為用的。“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思與神會,同宇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2]121李認為作書時要妙用筆墨,隨手揮运,心須要心有所動,以心驱物,即有諸中而形諸外,得於心而應於手。這強調了書法美是人心的自然流露。
  無论是李世民的以陣喻書,還是陸遊的以陣喻書,歸根到底,他們都是強調了書藝創作中“心”的作用。但若我们繼續挖掘下去,發現他们的區別在於:李世民從“以心为本”出發,強調的是“虛靜”之心,而陸遊則強調“亢奮激動”之心。
  “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欲書之时,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则攲斜;誌氣不和,字則顛仆。”[2]117從上面的文字可知,李世民認為欲書之時的最佳心態是絕慮凝神後的高度寧靜平和、摒棄了私心雜念的心態。然而我們从陸遊的很大一部分詠書詩中看到的是與之截然不同的創作心態,他一反“虛靜契妙”,把“書法以抒情表意為王”這一特征加以更大程度上的發揮,強調書法創作(尤其是草書)是情感的向外噴湧,顯現為亢奮激迫的外化行為。其詠書詩多次描述自己在酒醉顛狂的狀態下揮毫,所写之字攲側詼詭。如:
  “朱樓矯首隘八荒,綠酒一舉累百觴。洗我堆阜崢嶸之胸次,寫為淋漓放縱之詞章。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忽作蛟螭僵。寶刀出匣揮雪刃,大舸破浪馳風樯。紙窮擲筆霹靂響,婦女驚走儿童藏。往時草檄喻西域,颯颯聲動中書堂。……”
  “朝作一池墨,弄筆招羈魂。初若奔騄驥,忽如掣蛟鯨。鬼神森出沒,雷雨更晦明。飛揚兴已極,投筆徑就床。”
  (陸遊《劍南詩稿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3、174頁。)
  當然,在陸游詠書詩中,“虛靜契妙”亦有所反映:“芭蕉綠潤偏宜墨,戲就明窗學草書。”(《雨後散步後園》其二)[3]375“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臨安春雨初霽》)[3]437“藤紙靜臨新獲貼,銅瓶寒浸欲開花。”(《南省宿直》)[3]524作者在静謐的環境、閑適的心境中忘卻憂愁,信手弄筆,墨潤筆暢,所書之作亦該是不激不厲、平和沖淡。
  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黃子久以狄阿理素斯(Dionysius)的熱情深入宇宙的動象,米友仁卻以阿波罗(Apollo)式的寧靜涵映世界的廣大精微,代表著藝術生活上兩種最高精神形式”[4],“静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成藝術的两元”[5]。陸遊以其草書實踐向我們展示了兩種不同的創作心態。“虛靜”在書法創作中絕不是唯一的或正宗的,藝術抒情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異,在陸遊身上,表现得更為明顯的恰恰是噴涌式的創作心態。從其兩類不同內容的詠書詩中就可看出,就數量來看,反映情感噴湧而作书的比反映“虛靜契妙”的詩多;就质量即詩的內容含量、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來說,前一類詩也要強於後一類。陸遊詠書诗中體現出的書法創作理论與李世民的理論相比較,顯然更為全面。
  
  三、 法与無法
  
  陸遊詠書詩句“揮灑淋漓”、“吳箋蜀素不快人,付于高堂三大壁”的外在行為描寫,並非指草書可以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的信手塗鸦,“最偉大的藝術力量要得到恰如其分的顯示,就需要有與藝術力量相當的第一流的技巧。”[6]陸遊就很重視“师法於古”,重視通過“臨池工夫”悟得古人的書藝技法。例如:“窗底自用十年功”、“草書學張颠,行書學楊風”“学書當學顏”等,晉書唐帖都是他傾心追慕之作。他認为“書家以鐘王為宗”[7]73,尤其是對於二王書跡喜愛至極。僅關于《蘭亭帖》的題跋就有12篇之多,其中對不同的蘭亭傳刻本的優劣評判,顯示出陆遊在書法品鑒方面颇有見地。陸遊認為,不可以“流”、“湍”、“帶”、“右”、“天”五字是否殘闕定刻本之真贗、優劣,而应以骨氣、風采為品評標準。如:“觀此本《蘭亭》如见大勛業巨公於來央庭中……風采凜凜”[7]75,“此唐人響拓,乃獨縱横放肆,不為法度拘窘,猶可想見繭紙故書之超轶絕塵也”[8]325,“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8]341。因此,他對於中山古本不以為然,而以馮達道定武舊本為佳,陸遊此類見解須是以对古帖古法的深入研習為基础的。
  然而陸遊師古卻不泥古,這從他對蘭序諸本的評判中就可略窺一斑,他更註重自我意識情感的自由流露和個性精神的展现,弱化了法度、技巧的重要性。“一杯弄筆元無法,自愛龍蛇入卷聲”。 “雖無古人法,簡拙自一家”。 “聊復取一快,詎必師鐘張”。 “心空萬象提寸毫,睥睨醉僧窺長史”。
  陸游在這類詠書詩中表示出不必獨尊前人,甚至在鐘繇、張旭、懷素等書法大家面前也表現出自信和狂傲的姿態。當然所謂的無法並非真正地完全脫离書法藝術創作規律,違背艺術特性,而是變法出新意,提倡有别於他人的個性、風格和藝術上的創新。
  通過前面的論述、分析,可知,陸遊詠書詩中所反映出的書法美學思想是頗具內涵与深度的。然而陸遊在宋代书壇和整個書法史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地位,這除了“書名为詩名所掩”、南宋戰亂頻繁、詩篇手跡大量亡佚等原因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即是:陸遊的書法理論及創作還未达到“成一人之奇、开獨造之域”的境界。
  書法發展到宋代,不論是實踐還是理論都已到了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對於書法藝術的創作過程、書法家的創作心態等問題的理论探討在整體上已具备了較高的水準,並達成了普遍的共識,它表現為:輕形式、卑法度、提倡即興揮寫,要求点畫線條體現出更多的主觀意味和情感價值。陸遊關於抒情表意與點線技巧、守法与無法等關系的認識與宋代許多書法家一致。再如,雖然宋代各大書家表現出的风格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各不相同,蘇書飄逸、黃书奇宕、米書恣肆,他們強調個性、自我,這正是崇尚晉人風韻——“自由精神”的表現。所以他們要求創新,要求毫不做作地表現個性真情。在這一點上,陸遊顯然又是與之相契合的。因此,在宋代整個水準都較高的基礎上,陸遊書學思想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在他之前,歐、蘇、黃、米等已從多角度提出了書法創作主張,陸遊更多的是吸收和繼承了前人的理論。
  至少陆遊的實際創作,朱熹贊曰:“笔劄精妙,意改高遠”[9]27,陳鵠曰:“筆勢飄逸”[9]98,明代的李日華稱:“行草爛漫,如黃如米”[9]63,陶宗儀雲:“書跡飄逸”[9]132,所謂精妙、飄逸、爛漫,皆是自然揮灑、以手相應、意態無穷之意,都認為陸遊在書法創作上頗有造詣。陸遊在詠書诗中稱自己的書法受晉、唐、宋諸人影響,如二王、鐘繇、張旭、楊風子、懷素、颜魯公等,而實際上,就其留存的行書簡劄來看,蘇軾、黄庭堅、米芾對他的影響更為明顯。如其《與原知府書》,沈培方先生評:“其中端正的行楷,宛然黃庭堅嫡乳而蕭散有余縱逸的行草,則磊磊落落,直可也蘇軾《黄川寒食詩》媲美。”[10]陸遊之書不乏個性色彩,然而終究有受傳統帖學影響過深的遺憾,以及蘇、黃、米對其影響過於明顯造成的不足。
  毕竟,“成一人之奇、开獨造之域”是極高的要求,也並非具備了个人素質和修養就能達到這一高度,還有時代、社會、歷史等多種因素在起作用。應該說,陸遊作為一名人人皆知的愛國主義詩人,即使出現在宋代書壇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關於書法艺術的見解以及他的書法美學思想對於後學者仍有指導作用和許多值得借鑒之處,他在创作過程中展示出的勃勃生命力和精神追求足以使后學者獲得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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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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