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從神學 “真理”到“自由共和”主張:對彌爾頓表達自由觀的重釋

論文類別:新聞傳播學論文
論文作者: 吳小坤
上傳時間:2011/9/2 20:58:00

 【摘 要】彌爾頓是自由主義思想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其《論出版自由》被認為是英国表達自由傳統的開山之作。但更深入的研究顯示,後人对彌爾頓的評價及其表達自由观常常存有諸多誤讀。本文從奠定彌尔頓表達自由觀的理念基礎切入,通過將《論出版自由》和《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置于歷史語境中深入解讀,嘗試對彌尔頓的表達自由觀進行修正性的重釋。
  【關鍵詞】表達自由;彌爾頓;真理;共和
  
  弗里德裏克•希伯特在《英國的出版自由:1476-1776》中得出結论說:“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是一部經典作品,對智識自由(intellectual liberty)的政治思考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貢獻;然而,它卻不是對出版自由原則的系統論述。”[1]这一結論與我國新聞传播學界長期以來對《論出版自由》的定論[2]大相徑庭,也同西方許多學者對彌爾頓在表達自由思想方面貢獻的評價[3]相去甚遠。
  長期以來,彌爾頓被標榜為“絕對自由的鬥士”、“絕不妥协的民主革命派”[4],其《論出版自由》中的名言警句常常被引以為現實的表達自由权利辯護,他所賦予表達自由的“理性”價值也被認為是奠定17世紀表達自由思想基石的核心。但深入閱讀彌爾頓的作品會發現,幾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帶有宗教神學色彩;無論是“表達自由”還是其他形式的自由,對彌爾頓来說都與近代所奠定的作為基本自然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自由”有所不同;他對王权的質疑與反對是建立在“人不能同時臣服於上帝與國王”的宗教理念基礎上的反抗;而他所堅持追求的“真理”也是宗教教义下的上帝對人的啟迪。这讓我們不禁疑問:究竟是彌爾頓的原意在今天被賦予了本不該有的意義?還是他的話語中蘊藏了仍與我們共識共通的內涵?對這個問题的探討,將有助於今天的研究者從另一維度理解彌爾頓的表達自由觀,進而對其質疑予以历史語境的回應。本文以彌爾頓著名的《論出版自由》和长期受到忽略的《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国的捷徑》兩篇文論為参照,圍繞作為其表達自由觀核心的“理性”價值,對彌爾頓的表達自由观加以重釋。
  
  一、“理性”的世俗表達自由觀嗎?關于《論出版自由》的誤讀
  
  如果說英國資产階級革命成就了彌爾頓的重要貢獻,毫不為過。自1641年起,彌爾頓站在革命的清教徒一邊,開始參加宗教論戰,反對封建王朝的支柱國教。他在一年多的时間裏發表了5本有關宗教自由的小冊子,[5]1644年又為爭取言論自由撰寫了《論出版自由》。這是彌尔頓所有政論小冊子中受到最多讨論的一本,它甚至被公認為17世紀表達自由思想的奠基之作。
  有關《論出版自由》意義的爭論在20世紀後曾再度顯现,關註的重點是彌爾頓所言“自由”究竟是什麽,以及其對出版自由申辯的目的和界限在哪裏等等。那些論爭對我國的研究者影響甚微,人們也似乎寧願抱持著彌爾頓作為表達自由權利鬥士的想象。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反觀17世紀的表達自由观時,我們很難回避这樣一個關鍵的問題:彌爾頓的表達自由觀在今天是否還具有意義?如果有,其意義何在?
  (一) “真理”的特殊意涵
  從文本上看,彌爾頓十分強調“真理”的重要價值,在短短的《論出版自由》中對該詞的使用就達61次之多。但问題的關鍵在於,其所言“真理”与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真理”大相徑庭。在彌爾頓看來,真理“曾經以完美的形態和上帝一起降臨世間,但是當上帝升天,使徒們長眠後,真理便被骗子們所撕碎,在上帝重降世間之前再也不可能全部找回”。[6]他認為獲得信仰和知识的真理需要不斷的探索和理智的不断運用,而聖經的“真理”是涓涓清泉的源頭。[7]
  在《論出版自由》中,彌爾頓将“真理”描述為:“真理和認識不應是靠特许、法令、標準而壟斷交易的商品”,而是“我們最有價值的商品”。這甚至成為現代自由主義辯護者以彌尔頓為據論證“思想自由市場”觀的意象原型。但当代西方學者在對此文論的反思中,對其表达自由觀的價值還原都做了修正性的釋讀。比如斯坦利•費舍在《沒有言論自由這回事,這也是件好事情》中就明確指出:“所謂言論自由總是以言論限制為前提的。對彌尔頓來說,除了當時基本价值觀判斷之外,他的言論自由沒有任何規範原則:应該‘根除’的言論不僅僅是他明確指出的天主教傳統,而且包括所有‘公開的迷信’,也就是他認為的任何‘損害社会自身目的’的言論和主張”。[8]費舍認為,若將彌尔頓所身處的時代和当時的英國革命環境因素考虑進來,不難發現,彌尔頓的表達自由觀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其所論述的自由有賴於正統權威的維護;另一方面其論證的字裏行間顯現出重要的現代特征。費舍所言既對也不完全對,他發現了彌爾顿關於表達自由價值判斷依據的非現代含義,認識到彌爾頓表達自由觀核心的“理性选擇”是指新教精神中的每一個个人根據自己對聖經的理解而不是主教的權威,尋求個人和社會真理的扬善棄惡過程;但卻忽略了他的理性選擇是个人以“主權者”身份自由選擇,运用的工具是邏輯推理、知識和理智的洞察的現代特征。對於後者,我们無以否認這是後人在解讀過程中赋予其作品的附加意義。
  或許可以認為,《論出版自由》文字表述本身是成就彌爾頓在表達自由思想史上的地位的重要因素,而當代视角下對17世紀表達自由觀的理解也在相當大程度上以此為據。盡管有学者指出,彌爾頓的表達自由觀毫無世俗的現代意義,[9]但其相關文字中表露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立場,並不能抵消其言論自由理論試圖確立的個人“理性选擇”的空間。這種对個人“理性選擇”的主張鮮明地体現在他向英國國會發出的廢除事前審查的呼籲之中。事實上,這也是該文论中彌爾頓最明確的主張,[10]盡管彌爾顿的“出版自由”並不僅限於此。[11]
  而且,雖然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所公開主張的,並非近代自由民主意義上的出版自由,但這並不表示在弥爾頓的論據中,不存在爭取更多自由的可能。該小冊子中对廢除印刷書事前審查的主張在其1643年發表的《國會的秩序》(An Order of Parliament)中就已有流露。其中,他曾寫道:“從今開始,任何人都應能够印刷書籍、小冊子和論文,除非该印刷品已在一人或多人的名義下获得授權,或與國會的許可相同”。[12]同樣在《論出版自由》中,他自言其目標是要說服國會廢止出版審查(事實上,英國國會在1695年才實施了這一舉措)。這一目標实質上與對作者和印刷商的事後審查並不矛盾,但表面看去卻似乎是可以不受懲罰地任意出版。彌爾頓明確指出廢除出版事前審查的主要目標是“讓自由出版的書本為通往美德和真理墊鋪路徑”。[13]從字面看來,這與現代意義上的個人通過自我選擇和理性判斷而實現的知識增量與道德完善觀點非常契合。但是,問題在於通過這種“理性选擇”所通向的目標—即“真理”的意義所在模糊了其表達自由的世俗意義。
  在彌爾頓那裏,“真理”無疑被賦予了宗教神學的意義。值得註意的是,從某種程度上講,彌爾頓主张建立在宗教寬容基礎上的表達自由,但是,这同樣是一種有限度的宗教寬容觀。在當時英國國內各個教派紛爭不斷並各自爭奪言論陣地的情境下,彌爾頓接受了清教徒的立場,并開始參與宗教論戰。因此,其所堅決反對的羅馬天主教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並且成為了彌爾頓主張個人权利、反對教廷專制的攻擊標的。彌爾頓所支持的並非現代意義上的表達自由,而是在英國革命转型的歷史時期所特有的、帶有濃厚的非理性神学色彩,且兼具以個人“良知”为基礎探索未知真理的理性的表達自由觀。盡管對“理性”的探索由於被賦予了聖經標準而消解了其現代自由層面上的價值,即便他將出版自由的問題同樣地歸咎於“國家安全”;但是,彌爾顿對國家權力對“話語的生產和内容”的審查以及公民生活领域的劃分,不能不說使其表达自由觀具有了或多或少的世俗意義。[14]轉贴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二)《論出版自由》時代语境中的價值檢討
  在彌爾頓時代,英國普通法的力量远不及古老的“羅馬法”。就彌爾頓本人而言,他在大學時代所接受的神職和哲學教育使他對代表神學和哲學的羅馬法應更為熟悉。他所理解的“自由”與“奴役”也完全是依據《查士丁尼法典》(Justinaian's Codex)的闡釋。[15]彌爾頓以傳統和基督徒自由的名義,反對官方出版許可制的專斷。出版審查官员既然能“判定書刊生死”,他們就應比通常標準更加“勤懇、博學、公正”,但彌尔頓認為這根本無法實現。弥爾頓對審查官判斷力的質疑,折射出他对普通法傳統的法律必要程序的不確定態度。若是對照英國法學者麥考利的觀點,即英國的表達自由傳統應當上溯到1215年的《大憲章》和1295年的“模範議會”,议員在議會享有討論國事和言論自由的特權,這是“英國人自古就有的權利”之重要部分;[16]便不難理解,彌爾頓所主張的表達自由觀對于“個人權利與普通法始終同一”[17]的法律層面所蘊含的意義了。這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在1919年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在“亞伯拉罕訴合眾國案”中使用“觀點的自由市場”這一隱喻後,自由主義理論研究者由此所梳理出的始自彌尔頓、集大成於密爾的“观念的鏈條”,並試圖使其具有普世性價值的做法,對近代以來自由主義的多元思想传統顯得多麽簡單和蒼白。
  在對彌爾頓《论出版自由》的時代价值檢討中,更是發现該小冊子在當時的影響遠小於我們的想象。戴維•米勒等在《布萊克維爾百科全書》中對彌爾顿的評價,似乎顯得不盡如人意,但却更為客觀:“盡管彌爾頓作為一個论辯家在國外很出名,但他在当時的英格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他為離婚的合理性进行辯護的幾本小冊子引起了一些震動,但除此之外,他的同時代人對他興趣不大”。[18]這一觀點在希伯特的《英國的出版自由:1476-1776》中有所印證。[19]資料顯示,自克伦威爾復辟至1674年彌爾頓逝世前,其《論出版自由》一直沒有得到再版的機會。有趣的是,彌爾頓在美國和法國的影響卻超過同時期他在英國的影響。在法國,約翰•托蘭德(John Toland)发表彌爾頓傳記《輝格派的一生》(Whiggish Life,1698);1728年,一直提倡宗教寬容的伏爾泰在一本小冊子中將彌爾頓與荷馬並提。在美國,彌爾頓的《失樂园》與班揚的《天路历程》一同作為清教徒的標準宗教讀物而聞名;甚至年僅21歲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就已經開始引用《失樂園》中的詩句。[20]然而,在英國,直至1738年,曾格案在倫敦引起巨大反响的推動下[21],1738年托馬斯•伯馳(Thomas Birch)编輯出版了《彌爾頓散文集》,《论出版自由》終於在一百多年後首次以單行本的形式再版。[22]
  應當說,在有關《論出版自由》的諸多研究中,彌爾顿的表達自由觀被賦予了超出其本身所具有的现代理性內涵,其為表達自由理念所建構的基本价值,對當代社會的重要性甚於17世紀的英國,而將彌爾頓的表達自由觀看作“理性選擇”下的世俗表達的主張似乎過於武斷。雖然难以確定其“理性”价值的歸依,並存有種種爭議,但其关於出版自由的論述,開啟了表達自由思想史上首次針對性地论述表達自由的先例,更可貴的是,他能在英國革命的特殊環境下,為自由積極地謀求生存路徑,并通過王權和神權的沖突、以及人民“主權”的歸屬為據,將自由推向新的方向。
  
  二、《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與彌爾頓自由觀的“共和”轉向
  
  我們由上可看到,在《論出版自由》中彌爾頓并無建立在個人理性選擇基礎上的世俗表達觀的意圖,而是在帶有濃重神學色彩基督 “真理”(即對上帝的尊崇和服從)中寻求“出版自由”的基礎和實現。這或可歸因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轉型时期,教派間的鬥爭和各自對教義的尊崇背景下構成的近代語境下“真理”的特殊內涵。而對“真理”的追求,始終是包括彌爾頓在內的,當時許多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們作品的一條主線。但當我們進一步閱讀彌爾頓,尤其是其發表於1660年的《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23]時,可以發現彌爾顿的“理性”觀發生了某種转向,筆者認為這一轉向標志著彌爾頓的自由觀向近代自由權利觀的真正推進。
  (一)遺失的版本與受壓制的文論
  在有關彌尔頓的研究中,《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一文很少被提及,國內研究更是基本没有對其關註。該文論的兩個版本最初都是由彌爾頓口授完成。第一版是一個僅為8頁的小冊子,標題為《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以及与在此一國度內重塑國王地位的困難與危險相比之優越性》(THE READIE &. EASIE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And The Excellence Thereof Compar’d with The Inconveniences and Dangers of Readmitting Kingship in This Nation)。這一小冊子曾於1660年2月在查普曼書店(Chapman’s book-store)發售。第二版是一個12開本的小冊子,共108頁。它保留了原先的標題,但是扉页上印刷商的名字被隱去,僅仅寫著“校改增編版”和“以作者之名1660年倫敦發行”。當時查普曼已被流放,沒有印刷商願意冒險出版這本小冊子,即便是著名的彌爾頓的作品。現有的研究顯示,《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第二版在當時的出版商公會中沒有註冊記錄,在湯姆森的小冊子集裏也沒有收录這本。根據學者馬森(Masson)的研究,彌爾頓的這本小冊子的增補本出版於1660年4月的某個時间。[24]然而,這一小冊子在1698年以前都沒有能够公開發行,雖然在此時間以前其兩個版本都有重印過。
  在完成《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之前,彌爾頓已經双目失明,並不再擔任政府工作。然而,隨著1660年2月至4月英國國内形勢的急劇變化,國王地位的變動不可避免地帶来了對相關的人和事务的肅清。英國國內形勢的激变,使雙目失明的彌爾頓很快做出回應。他全面校訂了其幾個星期前發表的《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最初版本,[25]在新的框架中將其再次發表。自1697年起,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彌爾頓的作品選集中,所使用的無一例外都是該小冊子的增改版。[26]
  该文論在英國的出版受到壓制,彌爾頓本人也因此處於不利境地。而他似乎早就預見了這一狀況,在文章的開篇写道:“我認為最好不要压制此作品,希望它此時能夠被自由地出版,這對處于自由議會選舉中迷惘的人们,以及他們能自由地就政府事務進行思考大有裨益。人们應當了解一些情況,所有能幫助他們做出判斷的事情都應向他們公開。我從未見過有任何國家的獨裁政权不是無可救藥的,它們在任何時候都拒絕公眾协商(public deliberation),且不容侵犯。为了迷惑我們,在長時間的專制下,獨裁者也會偶爾給人們一些喘息的機會,讓人們自由发表一些意見,以示自由。”[27]在該文論中,弥爾頓表示其目的是想影响當時的英國政府選举,呼籲英國借此契機走上“共和國”的發展道路,但同時也清楚地展現了他對獨裁統治的厭惡態度。雖然在彌爾頓的散文作品中,也可見他對獨裁專制一貫的反對,但《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卻超越了以往反對羅馬教廷宗教獨裁的立场,涉及到對處於神權與王權之間的公民自由權利的政治关懷。而其中所述的“自由共和國”的理想,較之《論出版自由》中對“真理”的執著,也隱现出更為鮮明的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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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權”意識下的“自由共和”主張
  “自由共和國”是《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弥爾頓指出:“我堅信所有智慧和見地之人都會同意我的看法,一個自由的共和國是沒有專制和上院的政府,而這將成為迄今為止最好的政府形式”。[28]在這篇文論中,“共和國”(Commonwealth)基本是“共和”(republic)或“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同義詞。該词在近代的英國作家作品中廣泛使用,用來指代整個政治體或任何由共同利益或特征聯合在一起的分支团體,它可以是君主政体的、民主政體的,也可以是混合政體的。然而,該詞還在狹義的層面上被用來特指英國政權空位期攝政前後的共和制。彌爾頓和其他一些共和制支持者通常會使用“自由和平等的”一類的詞來对其加以描述。 他对“共和國”堅決支持,体現在自由選舉來實现共和體制的實踐主張之中,並且說:“我們並不是要選出一个統治我們的國王,而是要選出一個我們自由的保衛者;自由議會不僅實现真正的自由,而且要保護公民自由人的權利”。[29]而言論自由便是最基本的自由權利之一。
  彌爾顿對自由的強調存在于兩個方面:其一是建立在普遍的自然法基礎上的个人的自由,其二是源自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共和传統的共和國的自由(liberty of a Commonwealth)。这在《建立一個通往自由共和國的捷徑》中,表現為他為之辩護的兩種自由:一是宗教自由,二是市民自由(civil liberty)。[30]他將前者看作是精神的自由,而後者看作現實的自由。“精神自由是指人們能夠悠閑地自由享受世上萬物,受到上帝‘內心之光(inner light)’的啟示實現自我灵魂的真諦”,而在這个過程中,“信教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必不可少。[31]但是,就個人的利益來說,除了精神自由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政治需求,這種需求的滿足即可以訴諸市民權利的自由。[32]在該文論中,彌爾頓主张這種市民權利的實踐要通過公正的選舉完成,這樣,人們才能夠“將正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選舉過程中,公共自由(public liberty)應被极大地賦予個人,使人們能夠通過他們在議會中的代表公開地表達同意或相左的意見,並使這些不同的意見盡可能地被更多的人所獲知。[33]他尖刻地批評那種放棄自我決定權的做法,“奇怪的是,那些為自己貼上自由標簽的國家的國民,能够容忍那些自封為上帝的繼承人的人施以統治;當他們承认了這種統治權,他們便將自己看作統治者的仆人,而將自己原有的自由拋之腦後。”。[34]
  同時,彌爾頓反复強調人民“主權”(soverEignty)與國家的“主權”,將其看作自然法下所設立的自由權利基礎。这種對“主權”歸屬的認識介於霍布斯和洛克之間。霍布斯主張人民在形成社會、設立政府後,就把“主權”交給了政府,政府由此成為真正的主權者。而由於人民讓渡了主權,他所能享有的“自由”就只能是那些“主权者置之不問”的自由,這也即霍布斯得出“臣民的自由是依賴法律的沈默”的原因。而洛克認為,人民在進入社會後并沒有“交出”主權,政府的權力是來自一種“信托”(entrust)而非“讓渡”(alienation)。人民所托付於政府的“主權”部分也只是那些在自然法中無法運作的部分。然而,彌爾顿的“主權”則既非信托又非讓渡,而是承襲中世纪的“集體”意義上的主權,以此來論證無論在精神層面還是自然層面,專制王權的不可靠和危害性。彌爾頓將個人權利與國王權力看作是两個相互對立的方面,極力主張個人的自由。
  《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標誌著彌爾頓公共生涯的結束,同時也標誌着其政治觀念明確地指向“共和”。從某種程度上說,該小冊子中所陳述的觀點雖有中世纪的深刻傳統,但也受到近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革命因素的推動,折射出英國政權空位期的一些言論和觀點;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篇文論中,他对政治自由和政治自由表達的認識更接近近代的“理性”價值判斷。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折射出英國近代的自由主義傳統的歷史進路。
  
  三、結語
  
  瓦爾特•瑞勒夫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曾說:“自由降臨何處,迷惑和混亂就會隨之而來”。[35] 這對彌爾頓自1644年以來所發表的文論來说,再合適不過。從1644年的《論出版自由》到1660年的《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彌爾頓對“真理”的理解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表达自由觀,都在神學價值與近代“理性”的自由價值之間的摇擺中,發生了重要的轉變。或许可以認為,正是這種模棱兩可的轉變奠定了彌爾頓在17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中不可磨滅的地位。究其原因,受到中世紀神学傳統和英國資產階级革命雙重影響的彌爾頓,无論在《論出版自由》、《為英國人民申辯》、《論國王與官吏的职責》,還是《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中,所試圖建立的理想模式總是處於君主專制制度和不受限制的民主制度中間。然而,即便對自由有著種種相互矛盾或模糊不清的理解和闡釋,透過這些作品,我们仍能夠窺見革命影響下的彌爾頓对政治改革、選舉權利和个人自由意識以及國家利益的深切關懷。
  究其原因,在英国近代以前的政治論述中,自由往往帶有一种“中古式”的傳統判斷,指的是一種“特權”或“豁免權”,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相當具体的權利。這種自由观有著“集體”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17世紀政治哲學觀念。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我們很難为17世紀早期,包括弥爾頓上述作品在內所闡釋的觀点,予以“理性”價值的解釋。而彌爾頓所受到的神學教育深刻影響了他的一生,他的很多作品中都隱藏著對神权的妥協與對王權的不妥協的精神,這或許是我們對彌爾顿作品的解讀常常模棱兩可的最重要原因。
  彌尔頓關於自由和表達自由的理論依據,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中世紀以來哲學家的影響。從其作品的引文中可以看到,他熟悉霍特曼的《自由喪失之前的法國和歐洲其他古老自由國家》(1574)[36],霍氏對神權法、自然法和制定法的划分是彌爾頓《建立一個自由共和國的捷徑》中重要的论述依據。另一本對彌爾頓影响深刻的論著是1579年新教徒發表《反抗暴君宣言》(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該文發展了國王和人民之間的契約理論。喬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和托马斯•梅特兰德(Thomas Maitland)的《关於蘇格蘭政府特權的對話》(De jure regni apud Scotos. Or, A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due privilege of government, in the kingdom of Scotland),在人民主權和诛戮暴君的問題上,給《論國王和官吏的職權》中的很多關鍵的观點帶去了啟發。路德和加爾文影响了他對“信教自由”的意见,從其作品中對二者的引言中可以看出。另外,加姆顿的《伊麗莎白通史》中指出,彌爾頓還受到下述歷史学家的影響,他們是:何塞林(Raphael Holinshed)、斯托(George William Stow)、德•索(De Thou)、傑拉德(Girard)和吉勒斯(Gilles Neret)、斯雷丹(Johann Sleidan)、以及康斯坦左(Costanzo)。[37]他們的許多觀點在彌尔頓的小冊子中都有所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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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紀以降的自由傳統影響下,彌爾頓的表達自由观表現出如下特征:首先,彌尔頓所主張的這種個人的自由並非是后來自由主義者的所要求的完全不受外在權力控制的個人自由;其次,彌爾頓所說的“個人”也並非每個獨立的個體,而是被迫服從於專制權力的總體;再次,弥爾頓反思和質疑國王地位所依据的是普適的自然法原則,對彌爾頓来說,“人不能同時服務於兩個对立的主人—國王和上帝”,而“無論自由的英國人怎樣表述這種自由,它始終是自然法下的自由”。[38]即便如此,他對“全體公眾應在自己的權利範圍內做出自己的選擇,以實現政治公正”的闡釋,已在政治自由的範疇內對“理性選擇”做出了一定的推進。
  
  
  註釋:
  [1]Fredrick Seaton Siebert.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197.
  [2]學者馬淩將之總結為:①《阿留帕幾底卡》是新聞傳播思想史上的開山之作,開啟了表達自由傳統。②彌爾頓所表達的“觀點的自由市场”觀念具有恒久的思想價值。③《阿留帕幾底卡》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均起到巨大作用,並轉化為《人權法案》和《人 權宣言》。④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受此影响寫下了《論自由》(1859),此書與《阿留帕幾底卡》并稱為自由至上主義传統的兩座裏程碑。並指出我國學者形成此類觀點的源頭在於商務印書館1958年出版的《論出版自由》“譯本的末尾加譯了蘇聯大百科全書的
  ‘彌爾頓’辭條,為中國读者理解此書定下了基調……使我們對彌爾頓的闡釋遵循着恩格斯(F. Engels)的評價——“第一個為弒君作辯護的人”;以及別林斯基(Belinsky)的思路——敢於反抗、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見:馬淩. 闡釋與語境:彌爾頓影響[J]. 新聞大學,2007(4):32-47.
  [3]如:厄內斯特•瑟魯克认為它是“首部集中關註出版自由事宜的作品”,見:Ernest Sirluck. “Introduction”, Complete ProseWorks of John Milton (vol. II). E. Sirluck,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63. 哈勒將之描述為:“1644年革命中對理想自由的最佳表述”,見:William Haller. Tracts on Liberty in the PuritanRevolution (I). London, 1934: 75.
  [4]見:維基百科. 彌爾頓詞條。
  [5]自1641年至1642年,彌爾頓發表的5本小冊子分別是:1641年5月《論改革》(of Reformation)、1641年6月或7月《論主教制》(Of Prelatical Episcopacy)、1641年7月《批判》(Animadversions)、1642年2月《教會政府存在的理由》(The Reason of Church Government)、1642年5月《為斯麥克提莫斯辯護》(An Apology for Smectymnuus)。
  [6]參見: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In Michael Davis ed. Areopagitica and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50-51.
  [7]參見:John Milton. Areopagitica. In Michael Davis ed. Areopagitica and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46.
  [8]Stanley Fish. “There 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 and It s a Good Thing, Too”. I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Speech.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03.
  [9]如:現代自由權利專家的溫森特•布萊斯(Vincent Blasi) 1995年在耶魯大學作的《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與現代第一修正案》的演說中認為:“由於彌爾頓的“真理”並不是通過經验證明而確立,而是通過彌尔頓對上帝的信仰而確立;彌爾頓倡导的真理求索過程同樣建立在他的基督教教義之上,是新教教徒需要經歷的心路歷程,以达到靈魂的拯救;彌爾頓給予謬誤的价值決不是世俗的真理和謬誤的參照學習過程,而是抵禦誘惑堅持美德的历練。因此,彌爾頓與現代世俗言論自由並無共通之處,而他对現代的意義是強調活躍心智,以防墮入愚鈍和盲從。”見:Vincent Blasi. “Milton’s Areopagitica and the Modern First Amendment”. Yale Law School Occasional Papers, 2nd Series, 1 (2002), 20 May, 2005, http://www. law. yale. edu/ outside/ himl /publications/pub-blasi. Htm.
  [10]參見:Sirluck ed.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 (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136-164.
  [11]Joseph Anthony WittrEich, Jr. “Milton’s Areopagitica: its Isocratic and Ironic Contexts”. In James D. Simmonds,ed. Milton Studies (4).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3: 109.
  [12] Sirluck ed.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 (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797-799.
  [13]Milton. Areopagitica, with commentary by Sir Richard C Jebb and with supplementary materi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8:30.
  [14]參見:Stanley Fish. “Driving from the Letter: Truth and Indeterminacy in Milton’s Areopagitica”.In How MiltonWork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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