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 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馬克思主義論文
論文標簽:論毛澤東論文 毛概論文
論文作者: 朱雲川
上傳時間:2004/4/29

內容提要:“左”比右好,是我黨一以貫之的黨性特色。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這一黨性特色,是從“革命的進步力量”比“腐敗的落後勢力”好的本源定義上說的。對此毛泽東同誌早有科學說明。長期以來,囿於狹隘的經驗主義立場,我們將“左”與“右”等同於“政治鬥爭”与“經濟建設”,並與黨內“左倾”和黨內“右傾”的概念混淆起來。建國以來,我黨正反歷史經驗教訓,不是證明了右比“左”好,恰恰相反,它是“左”比右好黨性特色的科學證明。
關鍵詞:“左”比右好、本源定義、拒腐防變、三個代表

公元二000年九月十四日,曾經身為我黨高級幹部的大腐敗分子成克傑,在北京被依法執行死刑,終於得到了他應有的下場,真是大快人心。對成克傑的依法嚴懲,是当代中國依法治國進程的重大突破,它不僅表明了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懲治腐敗的堅強决心,同時也標誌著當代中国轉入治理整頓時期的又一次重大戰役勝利。腐敗分子命運的喪鐘已經敲响。事實再次說明,社會腐敗永遠是中國革命的死敵。無論是谁,只要他敢於腐敗變質,或遲或早都會受到代表中国黨和人民意誌的黨紀國法的嚴厲制裁。
我黨的一貫方針是:惩前毖後,治病救人。因此,僅僅嚴惩一個成克傑不是目的,我們是要以此警告一小批人;同時,還要深入剖析成克傑腐敗變質的社會思想根源,借以預防和治好其他人可能犯的同一病癥,以此挽救一大批人。從成克傑法庭上替自己的辯護理由看,他還沒有完全認清自己腐败變質的思想根源。目前,這種思想上的混亂,不僅僅是成克傑一個人的問題,它還严重地表現在黨內外不少知识分子和幹部的思想中,因而是一種十分危險的社會思潮,是以很有深入剖析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曾經身為我黨高級领導幹部的成克傑腐敗變質的社會思想根源,就是徹底喪失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而奉資產階級政黨的“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想為圭臯。目前,为什麽會有相當一部分人信奉“右比‘左’好”的錯誤觀點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加緊了“西化”、“分化”的陰謀滲透,這是國際大气候,是外因;二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正反歷史經验,從表面上似乎也證明了“右比‘左’好”的觀點,但這是建立在對“左”與“右”本源定義重大誤解基礎上的錯誤结論,這是國內小氣候,是內因。外因通過内因而起作用。曾幾何時,人们諱言“左”與“右”,尤其反感“‘左’比右好”的觀點,但在經濟建設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時,社會腐敗卻愈演愈烈屢禁難止,致有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成克傑等党內大腐敗分子相繼出現、最終落入人民法網。因此,諱疾忌醫終究不是好办法,要根本地解決問題還得從理论的本源定義上找原因才行。
習慣上,我們把革命的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政党及其同盟軍,稱為“左”派;而把腐敗的落後的資產階級政黨及其支持者,稱為“右”派。什麽是本源定義上的“左”與“右”呢?毛澤東同誌明確說過:“我们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後,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罷了。”(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5月)因此,“左”就是革命、進步,“右”就是腐敗、落後。這就是本文所說的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與“右”的本源定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建黨學說,無不是主要建立在反對西方資產阶級政黨的“金權政治”腐敗基礎之上的。八十年前,五四運動爆發和中國共產黨的相繼建立,就充分地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當時在野的中國共產黨是“左”派代表,而执政的國民黨政府是“右”派代表。
一般說來,“左”是新生的、弱小的、幼稚的,但它是代表著世界發展潮流的革命的進步力量;“右”是老於世故、貌似強大的,但卻是早已從內部開始僵化、腐敗的落後勢力。只要暫時幼稚的弱小者勇於學習、勇于進步、勇於革命、勇於鬥爭、勇于勝利,勇於堅持“韧的戰鬥”,就一定能夠戰勝暫时強大的腐敗落後者。“柔弱勝強”(毛澤东:《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辯證轉化就一定會实現。
其實,“左”與“右”的區別由來已久。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中國偉大的哲學家老子就說過:“君子居則贵左,用兵則貴右”、“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以责於人”。換句話說,在和平時期要註重革命先進性,防止黨內“右傾”;在戰爭年代要註重廣泛團結性,防止党內“左傾”。聖人堅持自我革命的先進性要求,與一般群眾的廣泛性要求相統一的原則,而不會苛求一般群眾覺悟要達到與聖人同样的高度。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通常,人們卻把本源定義的“左”与“右”,與黨內的“左傾”與“右傾”混淆起來了。後者實際上是“左之左”(極左为右)、“左之右”(左右為中)。毛澤東同誌指出:“什麽叫‘左’?超過時代,超过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乱鬥,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後面,缺乏鬥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对‘左’,也反對右。”(毛澤東:《在中國共產党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結論〉》,1955年3月)由此可見,即使是黨內的“左傾”、“右傾”,也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與“右”本源定义說明的。
历史證明,在戰爭年代,黨內“左倾”容易走向關門主義,“右倾”容易導致投降主義,因此要反对“左傾”、“右傾”,但主要是反“左傾”(左之左為右)的冒进性。在和平時期,黨內“左傾”容易走向空想主義,“右傾”容易導致妥協主義,因此還要反對“左傾”、“右傾”,但主要是反“右傾”(左之右為中間)的保守性。毛澤東同誌指出:“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义有更大的危險性。”(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
或許有人認為,在和平時期,黨內“右傾”是唯一穩妥的守成之道。然而,它只是我們與敵人達成的暫時妥協,没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一切僵死的腐敗的落后勢力“亡我之心”是不會死的。因此,“和大怨,必有餘怨,焉可以為善?”(《老子》)不僅如此,黨內“右傾”還從內部瓦解革命者的意誌,搞亂人民群眾的思想,削弱人們為真理、為光明、為進步而奮鬥的熱情,使革命政黨的“堡壘從內部攻破”、分崩離析、腐敗變質,最終只能向強大的僵死的、腐敗的落后勢力俯首稱臣、繳械投降,要麽成為它們的罪臣和奴隸,要麽成為與它們同流合污的附庸和幫兇。



然而,我們在“左”與“右”的理解上長期出現片面性重大失誤,為此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這是由“右”的經驗主義的认識狹隘性造成的。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正處於共產主義運动的暴力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由於國共兩黨的不同特色和长期革命戰爭的影響,我們把革命的進步的“左”,片面地理解成“階級鬥爭”;而把腐敗的落後的“右”,片面地理解成“全盤西化”。顯然,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離不開代表著先進生产力發展要求的無產階級的領導,离不開政治鬥爭、經濟建設、文化革命(理論創新)的三大發展階段。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继續革命”,實際上就是在政治鬥爭(第一步)取得勝利後的经濟建設(第二步)、文化革命(理論創新,第三步)。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新文化革命,只能是旨在發展社會生产力的科學技術文化理論創新,而不可能只是停留在第一階段低水平重復的“階级鬥爭”;否則,“社會生產力高度发達,人民思想覺悟極大提高”的共產主義社會美好理想怎麽能夠實現呢?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誌就指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级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許多人還不認識,還企圖用過去的方法對待新問題。”(毛澤東:《在南京、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提綱》,1957年3月)因此,將革命的進步的“左”,僅僅理解成“階級鬥爭”的觀點,實際上仍然是落後的“右”的觀點。這種片面性认識的根本危險,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為共產主義奋鬥的政黨,同其它一切主張暴力奪取政權改朝換代的非馬克思主義政黨混淆起來,進而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發展论”科學立場,而走入傳統中國“外儒內法”的“政治決定論”的專制封建主義歧途。
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政治革命勝利和新中國政權的建立,上述片面性認識的巨大危险性暫時不僅沒有暴露出來,反而被現實地進一步加強了。我們全黨全國人民都沈浸在革命的“政治鬥爭”對改良的“經濟建設”戰胜的巨大經驗喜悅之中,面對著新中國建立后必然到來的經濟建設和文化革命(理論創新)時期,我们並沒有作好充分的理論思想準備。一九五七年後,理論嚴重滯後的上述片面性認識的危險性迅速暴露出來,从而使我黨新時期指導思想上出現重大分歧。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根據事前不遠的“革命”對“改良”戰勝的历史經驗,由我黨一以贯之的“‘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似乎應該继續“以階級鬥爭為綱”,走所謂的“革命”派的政治鬥爭道路;而根据新時期的經濟落後是主要矛盾的特點,由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基本原則,似乎應該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所謂的“改良”派的經濟建設道路。當時,這種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後果是十分残酷的,盡管分歧雙方都是本著“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的“左”的善良願望出發的。
其實,按照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誌對“左”與“右”的科學說明,此時的“革命”派已經開始落後於新時期中國社會發展要求了,這種沈迷於旧經驗的思想更具有空想主義特色,因而是客觀的“右”;此時的“改良”派大體上符合於新時期中國社會發展要求,這種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更具有现實主義特色,因而是客觀的“左”。由於我們理論上的嚴重滯后,上述劃分的科學性反而被歷史經驗顛倒了。形式上坚持“‘左’比右好”,實際上却是堅持落後的“右”比進步的“左”好。正是這種“右比‘左’好”的錯誤指導思想,使我們付出了十分沈痛的代價。
我們能說,三年“大躍進”的虛報浮誇是革命的“經濟建設”嗎?我們能說,十年“文革”的打砸搶奪是進步的“文化革命”(理論創新)吗?顯然不能。從主觀的善良願望和空想主義出發,嚴重違背客观規律性和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我們的事业怎能不在無情的社會實踐面前遭受不必要的挫折和失败呢?因此,建國後的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我們不是真正的革命的進步的“左”了,反而是嚴重的極端的“右”了。可以肯定,虛報浮誇就是經济上的嚴重腐敗,撈取个人實惠的本質未變;打砸搶奪就是文化上的極端落後,摧残文明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相同。因此,建國以来的反面教材證明,“右比‘左’好”是徹底荒谬的,它正是我們過去嚴重背離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比右好”黨性特色的沈痛教训。



事實上,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文革” 的陰影至今猶在。在人們心中,它們使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同腐敗落後的空想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右”的歪风泛濫聯系在一起,從而極大地敗壞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的聲譽。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和共产主義信仰,開始由懷疑而動搖、由动搖而反感、由反感而抵觸、由抵觸而否定。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一股由徹底否定十年“文革”重大失誤而上升为徹底否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自由化思潮出現,人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囿於同樣的片面性認識,不少人公開提出“右比‘左’好”的“全盤西化”政治主张。由於我黨新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心轉移,這種“右比‘左’好”的觀點無形中進一步加強了,並在隨後的“八九”風波中達到了歷史頂點。
九十年代後,“全盤西化”的自由化觀點雖然遭到了不少批判,但“右比‘左’好”的錯誤思潮卻依然在湧動、擴張、蔓延、泛濫成災,並依附著改革開放二十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形成某種“時代病”。中國這種九十年代的經濟“時代病”,與五十年代的政治“時代病”表面上似乎相反,實際上都是“右”的錯誤。五十年代叫“政治決定論”,九十年代叫“經濟決定論”。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論,只能叫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江澤民:《十五大報告》)的“全面發展論”。兩者的錯誤是顯而易見。
九十年代“右比‘左’好”的時代誤區,主要表现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共產主義信仰幾乎完全喪失。人們革命道德理想意識淡薄,崇洋媚外、唯利是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資產階級世界观、人生觀大肆泛濫,“市民社会”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成為相當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們的現实理想;二是馬克思主义理論陷入危機。理論上讳言“左”與“右”,尤其是諱言“階級鬥爭”,有意无意模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级的本質區別,在“是否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等重大問題上,喪失了對腐敗的“金權政治”的革命警惕性,甚至公開為亂世張目,為妖魔壯膽,鼓吹中國私有化,呼喚資本主義社會復辟;三是拒腐防變措施力度不夠。政治思想工作持續疲軟、工作方法僵死老化缺乏創新與活力,社會腐敗愈演愈烈、贫富行業懸殊日漸擴大、社會各類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先進性产生了較多不信任感。轉贴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與此同時,西方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緊了它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西化”、“分化”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滲透。種种事實表明,當今世界正處於列寧所說的“帝国主義的和平主義”時期,西方帝國主義發動新的侵略戰爭和中国社會“亡黨亡國,江山变色”的巨大危險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使中國金權政治化的“私有化”,正是中外一切腐敗勢力群鴉噪暮、梦寐以求的夢想天堂。成克傑的腐敗變質,與這種“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濫是分不開的。



然而,“亂必有治,物極必反”。鄧小平同誌明確指出:“在整個改革开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9頁)因此, “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只能從當時的情况下去理解才行。“反‘左’”與“防右”是有階段性差別的。实際上,鄧小平理論的“反‘左’防右”,与毛澤東思想的“戒‘左’戒右”是一致的,都是要走一條實事求是的“左之中道”(真左派)的革命的進步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
可以認為,1977—1997的二十年,中國的主要特色是“開放搞活”,補上經濟建設(而不是實行“全盤西化”)的发展環節,主要任務是反對黨內“左傾”(極左,假左实右派)的“政治決定論”;1997—2017的二十年,中國的主要特色将是“治理整頓”,補上文化革命(理論創新,而不是“以阶級鬥爭為綱”)的發展環節,主要任務將是反對黨內“右傾”(左之右,中間派)的“經濟決定論”。事实證明,這種“先放开,後治理”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当代中國已經轉入重在“反右”的新時期,還一味地停留在舊时期“主要反‘左’”过去的觀點上,就會因落後於時代要求而犯“右”的错誤;如果當代中國不能順利地實現這種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轉移,“拒腐防變”可能就只是紙上談兵,“亡黨亡國”可能就是勢在必然了。
這裏,重提毛澤東“‘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並不是要堅持過去對“左”与“右”的片面性認识,重新回到十年“文革”那樣“左左為右”的錯误老路上去。因為,即使是建國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不是單純的政治“革命”對經濟“改良”的戰勝,它實際上是在馬克思主義新文化理論指導下的政治鬥争勝利,它是中國共產主义運動萬裏長征的第一階段,與新時期的經濟建設、文化革命(理論創新)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實際上是革命的進步力量對腐敗的落後勢力的戰勝。建国後的正反歷史經驗證明,落后的政治鬥爭的“空想主義”,並不比經濟建設的“現實主義”好。這種形式上的“右比‘左’好”(經濟建設高於政治鬥爭),實際上是革命的“現實主义”比落後的“空想主義”好,它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的有力证明。
重提毛泽東“‘左’比右好”的黨性特色,除了當代中国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上要求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名實相符外,還有一個正確处理好“使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協調發展”的實踐戰略問题。我們不僅要堅持政治鬥爭、經济建設、文化革命(理論創新)三者不可割裂且漸次上升的“全面發展論”,而且還要堅持上述三大領域的戰略性轉移。在政治領域,我們要反對僅僅“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人治”社會的傳統中國老路,堅持走“人民民主專政”的“依法治國”的馬克思主義新途;在經濟領域,我們要反對仅僅“抓革命促生產”的粗放型、自然資源掠奪型發展模式,堅持走“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集約型、自然資源再生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文化領域,我们反對一切違背實事求是、壓制理論創新的錯誤主張,堅持走“百花齊放,百家爭鸣”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先進文化發展方向。
當前,我們必须清醒認識“政治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這兩種“右”的觀點的根本危害性。經济建設是“中心”但不應是“核心”,否則就會走上唯利是圖、“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去換取經濟一時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歧途。暴力革命的政治鬥爭,是我們走向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阶段,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力量;毛澤東同誌指出:“在向新任務前進的時候,不要忘記政治”,這是從三者不可分割的正確立場上說的。但是,我們也不能長期地停滯不前,否則就会落後於中國社會時代发展要求,成為“左左為右”的歷史絆腳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避免重蹈十年“文革”(政治決定論)和“八九”風波(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覆轍;只有這樣,我们才能真正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有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二十一世紀全面推向前進。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當前,江澤民同誌提出的“三個代表”精神,無疑正是這一黨性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科學表達。因此,只要我們堅持對“左”與“右”本源定義的正確理解,抛棄過去那種“政治鬥爭”與“經濟建設”的片面性認識(實際上都是“右”的錯誤觀點),重新返回到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性、進步性”對資產階級政黨的“腐敗性、落後性”的正確立場上來,“‘左’比右好”就永遠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可以相信,堅持中國社會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一百年不動搖”,把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深入,这樣堅持實踐二十年,中國改革大業可成,社會腐敗可止,共同富裕可得,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在中國可率先實現。正如李大釗同誌預言的那樣:“將來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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