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特征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馬克思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郭強
上傳時間:2009/9/10 11:59:00

  論文關鍵词:馬克思; 理性主義; 方法特點
  论文摘要:美國學者Allan Megill認為馬克思之所以在未來社會的設想中排除了“市場”和“政治”,是由於馬克思在研究過程中一直堅持以追尋研究對象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預測性和通过事物內在的矛盾理解事物的发展的理性主義的方法。這个結論是不準確的。馬克思在學術生涯中堅持通過事物的內在的矛盾來理解事物的發展,並試圖以此發現研究對象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性。追求研究對象中的普遍性和可預測性並不是馬克思的研究目標。
  
  美國学者Allan Megill 以下簡稱作者在他的《理性的負擔——馬克思為什麽拒絕政治和市場》一書中認為:馬克思在关於未來社會的設想中之所以排除了“政治”和“市場”,是由於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方法無法处理“市場”和“政治”現象中的偶然性、不可預測性使然。[2]作者在此書中所說的“理性主义”與“經驗主義”相對,是指發現事物內在的邏輯本質的一種方法。[3]作者認為,除了唯物主義的立場外,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特點還在於著力探索研究對象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預測性和通过事物內部矛盾來理解事物的發展。[4]作者認為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方法來自黑格爾,但黑格爾的理性主義是反思的理性主義,而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是面向未來的,馬克思更註重預測。在此書的扉頁中,作者將馬克思和拉普拉斯並列,將馬克思描繪為一個決定论者。[5]作者所謂的“政治”是指人們通過協調、協商和让步來決定如何組織他們的生活,[6]而“市場”是指通過買卖來交換屬於自己的物品。作者认為市場=私有財產,所以馬克思关於未來社會的設想中拒绝了市場,也就是拒絕了私有財產。[7]
  那麽馬克思是一个什麽樣的理性主義者呢?是作者認為的追尋事物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預测性和通過內在的矛盾來理解事物的發展的理性主義者嗎?關於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特點,作者提供了兩個文本證據。[8]一個是馬克思在1837年11月10-11日寫給父親的信,另一個是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準備材料中的部分内容。在給父親的信中,馬克思寫道:“在生動的思想世界的具體表現方面,例如,在法、國家、自然界、全部哲學方面,情況就完全不同:在這裏,我們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絕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裏應該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9]
  這段文字有這樣幾個要点:一是對法、國家、自然界、全部哲學的研究與數學不同,應該從它們的發展過程去研究對象;二是從這些事物的內在矛盾的展開過程中研究事物本身的理性;三是研究的結果應是用事物本身的理性來說明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簡言之,就是從事物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矛盾來研究事物內在的理性。
  從馬克思在此封信中所談到的他所讀的书籍來看,在一年之內,馬克思所讀的書主要是法學的書籍,还寫了幾本詩集、小说,馬克思還沒有開始研究古希臘哲学,對黑格爾的書也只是讀了一些片斷。在信中,馬克思這样評價黑格爾:“我讀過黑格爾哲學的一些片斷,我不喜欢它那種離奇古怪的調子。我想再度潛入大海,不過有个明確的目的,這就是要證实精神本性也和肉體本性一樣是必要的、具體的並有著堅实的基礎……”。馬克思還談到他寫了一本《克萊安泰斯,或論哲學的起點和比然的發展》的書,“我最后的結論是黑格爾體系的開端”。[10]在信中對于形式和內容的關系,馬克思说:“我則認為形式是概念形成的必要結構,而實體是概念形成的必要品質。錯誤就在於,我認为實體與形式可以而且必须毫不相幹地發展,結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實在的形式,而是一个帶抽屜的書桌,而抽屉後來又被我裝了沙子。”“概念也是形式與內容之間的中介環節。因此,用哲學來说明法時,形式必然從內容產生出來;而且,形式只能是內容的進一步發展。”[11]這兩段文字与前面的相對應,主張從內容出發而不是從形式出發,與上段文字中的“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是一致的。
  從馬克思在信中談及的內容推斷,對此時馬克思的哲學觀點最合理的解釋是:在研究法律的過程中,他發現哲學對於法律的研究非常重要。黑格爾的哲学只註重“精神本性”,而馬克思認為“肉體本性一樣是必要的、具體的並有著堅實的基礎”,因此,對具體事物的研究的思路是應該從對象本身的发展上、從自身矛盾的展開上去发現事物的理性。
  因此,作者這段引文能支持作者所說的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第四個特點。
  再看作者所引證的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準備材料中的相關論述。在論述伊壁鳩魯的哲學時马克思說:“編篡哲學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學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個性理解為好像是他的體系的焦點和形象,更不是要羅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賣弄聰明。哲学史因該找出每個體系的動因和貫穿整個知識體系的真正的精華,並把它們同那些以对話形式出現的證明和論證區別開來,同哲学家對它們的闡述區別開來,因為哲學家是了解它們自己的。哲學史應該把那種象田鼠一樣不聲不響地前進的真正的哲學認識同那種滔滔不絕的、公開的、具有多種形式的現象學的主體意識區別開來。”[12]
  關于這段引文,作者認為體現了馬克思的哲學史應該關註普遍性和必然性、忽略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主張,同時也能說明馬克思主張科學研究應該基於必然性的基礎之上和發現研究對象各部分的必然聯系。[13]但由于作者的總結忽視了馬克思在此處談论的主題的特點,因而並不准確。馬克思在此處談論的是在寫作哲學史時,著書者不应當關註哲學家個人的人格特点,而應當從各種途徑着力研究各個哲學體系的特點和本質。要寫出某个哲學家的體系特點和本質,也就是从共性和個性兩個角度來寫。從共性来說,可以從論證的主題、論證的方法來比較某個哲學家屬於哪一個流派,這其實也是說明个性或特點的一個維度,與別的流派相比,這是他的特點,與所屬流派相比,這是他的共性。就個性的第二個层次來說,就是找出該哲學家與所屬流派其他哲學家的不同之處。而判斷共性和個性的標準也就是哲學家的基本假設或命題、基本方法、研究的问題。所用方法也就是通過分類和比較,找出各個哲學家之間的思想如何相互吸收和發展的問題。对哲學史而言,所謂的內在理性也就是通過哲學家們思想之間的聯系來說明思想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各个思想家之間的相互繼承發展的關系,也就是用同與不同來說明問題。對於編寫哲學史來說,這種做法可以看作是通過舍棄偶然性來探尋思想發展的必然性,但是這種方式所得到的結論却不是普遍性的,各种哲學流派和各個哲學家的思想之所以得以成立就在於他們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有某些共性的因素存在,也只能是在一个流派內部,流派之間應該是差異性占主導地位。事物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否能等同?這是作者沒有說明的。
  從作者引證的兩處文本來看,能說明的只有作者所聲稱的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四個特點中的“從自身矛盾的展開上去發現事物的理性”和“必然性”這两點,其它兩點從這兩處引文來看並没有明顯體現出來。那麽通過事物內在的矛盾來研究、理解事物發展的特點和統一性、探索研究对象發展的必然性是否就意味著以研究事物的普遍性和可預測性為目標呢?
  作者在“普遍性”、“必然性”和“可預測性”之間作了個簡單的推理,認为只要主張從事物的“必然性、普遍性”出發來研究事物,就必然以事物發展的可预測性為研究目標。[14]這個結論對於象拉普拉斯这樣的嚴格決定論者來說是正確的,但對於馬克思却是不正確的。在此書中,作者的引文有一個特點,即所有的引文證據都来自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马克思的1857-58、1861-63經濟學手稿以及《資本論》中,馬克思反复強調一點:即生產、分配、交换、消費是所有社會形式都共有的,但各種生產方式中这四個環節具體結合的方式卻是不同的。馬克思提出社會生產方式中的“普照的光”的觀点,認為社會生產的四个環節雖然是普遍的,但卻是無用的抽象,“一切生產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15]马克思一直批評資產階級经濟學家把生產一般當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特點,從而認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永恒的觀點。“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但是,如果說最發達的語言和最不發達的語言共同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那麽,構成语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個一般和共同的差別點,——那些证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於忘記這種差別。”[16]
  從以上两處引文來看,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是將尋求研究對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普遍性是抽象的結果,有助於理解研究歷史,並不能作為科學研究的結束,只是科學研究的第一階段,科學研究就是要證實普遍性的要素是具體如何運行的。在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中,曾有過關於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普遍性”還是“特殊性”的争論。馬克思雖然沒有參與這場争論,但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立場是明確的,即先研究普遍性,再研究特殊性,是兩者的有機結合。那麽這個最終研究結果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呢?當有人認為《資本論》中關於原始積累部分描述的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途徑時,馬克思的回答是:他研究的只是西歐的資本主義起源史,並认為這樣的說法是給予他過多的荣譽,同時也是對他過多的侮辱。[17]
  如果马克思的研究不追求普遍性,那麽如何看待馬克思所說的“規律”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大量使用了“規律”、“決定”等自然科學的術語。有代表性的文本有這樣幾處:1867年《〈資本論〉的德文版序言》:“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18]“調節社會分工的規律在這裏以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的權威起著作用,而每一个手工業者,例如鐵匠等等,在他的工廠內按照傳統方式完成他職業範圍內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獨立的,不承認任何權威。”[19]“從資本主義生产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从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20]
  馬克思這裏所說“規律”和“必然性”並不是象牛頓所描述的運动規律那樣,而是借用自然規律的特點來類比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趨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經常使用“趨勢”一词來描述一些社會發展過程,而不是用“規律”一詞。如“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使商品便宜,並通过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21]“這樣一個一般的剩余價值率,——象一切经濟規律一樣,要當作一種趨勢来看,——是我們為了理論上的簡便而假定出來的——”[22] 這句话應引起我們特別的註意。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使用了許多數學公式来表達自己的結論。如剩余價值率m’=m/(c+v),如果分別給出相应的數值,確實可以計算出相应的剩余價值率。但是應当註意的是這裏的“C”和“V”,不僅時刻隨著市场供需、技術的進步的變化而变動,而且還受政府政策的幹预、政治形勢和各種政治力量對比(如工會和資方力量對比上的強弱)的影響,這裏的兩個量不僅是不斷變動的,而且隨時受各種主觀因素的影響。這一點與自然科學中的表達式明顯不同,馬克思當然明白。 转貼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那麽,“規律”和“趋勢”有什麽區別呢?劇场中中間靠前排的座椅容易損壞,這屬於趨勢,而不是規律。因為觀眾傾向於優先選择中間靠前排的位置並不是必需這樣做,不是因為没有選擇的余地,而是出於便利的原因。而規律則不同,它是普適的、沒有選擇的、唯一的一種關系。除了這一點,规律和趨勢的不同還在於:趨勢是从事物發展的過程描述事物的。事物發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段時間的發展趋勢,也可以叫做發展方向,但這種方向能否始終保持下去是未知的。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各個學科,那么社會科學、包括大多数自然科學的發現都不是規律。我们經常稱為“規律”的命題,一種是對事物之间因果關系的概括,即A是B發生的原因。許多學科的研究結論都屬於此種類型。僅僅知道A与B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是科學研究的起步階段,如知道感染艾滋病病毒是艾滋病發病的原因,並不意味著人類凭此就能夠治愈艾滋病。只有全面弄清A與B之間的發生機制,才是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這個發生機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律”。所以“规律”的內涵比“趨勢”丰富,如果用來預測事物的未来發展狀況,“規律”預测的結果應該比靠“趨勢”得到的結果更準確、可靠。
  如果以這個標準衡量的話,马克思的研究發現大多數是属於因果關系類型的規律和對事物發展過程的描述。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清楚的,如馬克思在1843年給盧格的信中就提出:“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新思潮的優点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主義地預想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23]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相互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阐明。”[24]“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的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25]如果他們认為自己發現了與物理學的规律有同樣客觀效果和表現的社會規律,完全沒有必要這麽謙虚,直接宣稱自己發現了普適的社會規律有什麽不可以呢?
  如果嚴格遵循從事物本身研究事物的內在理性的話,就不會追求預測,預測是以某種狀態或關系保持不變為前提的,而在馬克思看來,“——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地運動中,因而也是從他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26]在評價巴黎的《實證論者評論》對《資本論》評價時,馬克思說:“巴黎的〈實證論者評論〉一方面责備我形而上學地研究经濟學,另一方面責備我——你們猜猜看!——只限於批判地分析繼承的事實,而沒有為未来的食堂開出調味單。”[27]馬克思之所以對這個指責報以嘲笑,是因為用他自己的方法是無法對未來進行預測的。所以當1881年1月6日,荷兰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紐文胡斯写信給馬克思,提出一個問題:社会主義者如果獲得政權,為了保證社會主義者的勝利,他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應當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紐文胡斯請求馬克思做出回答,並且準備把這個問题提交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討論。对此,馬克思在復信中明確指出,這个問題“提的不正確。在將來某个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麽,因該馬上做什麽,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环境。”[28]
  既然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方法不具備作者所說的四个特征中的兩個,那麽馬克思為什麽拒絕市場和政治呢?其實這個問題應该這樣來提出:馬克思為什麽拒絕以個人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和以此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形式,如議會制、多黨政治呢?原因正在於馬克思運用從事物內部矛盾的發展來研究事物的方法来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作者雖然指出了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有這一特點,但卻不從這一點去探討馬克思在未來社會的設想中拒絕市场和政治的原因,而是將註意力集中在普遍性、必然性和可預測性,竭力將馬克思描繪為一個拉普拉斯式的決定論者。
  馬克思是從生產方式和所有制的矛盾關系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的。首先,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積累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以那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消滅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勞動者的被剥奪為前提的”,[29]“它的內在矛盾是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的矛盾”。[30]其次,他認為這種矛盾發展的趨勢是:“—— 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自己無能繼續驾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31]“——猛烈增长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抗,要求承認它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必要性,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愈來愈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無论有沒有托拉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終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32]“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冲突的線索。”馬克思認為,最終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和所有制矛盾的方式只能是:“這種解決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要實現這一點,只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了除了社會管理不是與其它管理的生產力。”[33]這個分析過程正貫徹馬克思從事物內部矛盾的發展来研究事物的方法。
  馬克思拒絕“政治”,嚴格地說是拒絕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形式,也是依據對资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矛盾及其發展趨势所進行的分析。在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形式是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相適應的,隨着後者的變化,前者必然改变。[34]因此,馬克思之所以拒絕“市場”和“政治”,從方法的角度看都是從研究對象的內在矛盾的发展來理解對象的,這種研究方法是不會以追求普遍性和可預測性為目標的。這正是作者的疏忽所在。
  作者還犯了個錯誤,即作者將市場和私有制等同,這並不是马克思的看法。馬克思说:“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歷史的結果,也就沒有交換;私人交換以私人生產為前提——”[35]最早的商品交換是發生在部落之間而不是部落內部。可見馬克思講交换和分工相等同,但並不將交換和私有制相等同。馬克思所主張取消的私有制,只是指的私人占有生產資料,而不是取消一切私有所占有的東西。“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生产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现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资料。”[36]
  綜上所述,如果说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具有理性主義的傳統的話,那麽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特點則是從具体事務的內在矛盾的發展來研究具体事務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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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26][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人民出版社,1995.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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