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馬克思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吳啟權
上傳時間:2012/1/19 11:39:00

   〔摘要〕 鄧小平在新中國建立不久的1950年就曾指出:“馬列主義是能夠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民族工作,視民族問題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問題的一部分,從建黨以來一直努力探尋,自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導下,我國的民族工作更多地轉移到加快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上來,明確把發展作為現阶段解決民族問題的核心、民族工作的前進方向和根本任務。這是我們黨關於民族問题理論的重大突破。
  〔關鍵詞〕 鄧小平;馬克思主義;中國民族問題
 
  正確認識和处理民族問題,是當今世界許多国家共同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自有民族以來,民族之間必然會發生一些接觸,彼此之間會出現一些問題,這種民族之間的關系就是民族問題。在世界向多极化格局的轉變過程中,全球範圍内的民族矛盾更加突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充分認識民族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和重要性。
  中國的民族問題要怎樣才能正確解決?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把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办,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来辦。”〔1〕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民族工作,視民族問題為無產階级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问題的一部分,自建黨以來一直努力探尋,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建立6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堅持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在新中國建立不久的1950年就曾指出:“馬列主義是能夠解决民族問題的。”〔2〕“我們完全可以解決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把各民族團結好。”〔3〕這一論斷,由我們黨幾十年來的偉大實踐得到了驗證。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义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導下,我國的民族工作更多地轉移到加快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上來,明確把發展作為現階段解決民族問題的核心,從而進一步明確了民族工作的前進方向和根本任務。這是我們党關於民族問題理論的重大突破,標誌著我們黨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水平,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迎來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歷史機遇。
  
  一、中國的民族問題實質及其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特征
  
  中國作為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在祖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發展的結果。自古以來,各民族之間就發生、發展了經濟上的聯系和文化上的交流,互相融合,互相補充,互相依存,并且在政治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開拓了祖國的廣闊疆域,發展了祖國的經济,創造了祖國偉大的歷史和光輝燦爛的文化,共同缔造了我們偉大的祖國,形成了具有強大內聚力的中華民族這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多民族的中國,早在秦代就形成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盡管歷史上長期存在過民族壓迫制度,各民族之間存在著隔閡和紛爭,但這僅僅是我國民族關系史上的支流,而團結統一才是中國历史發展的主流和不可阻挡的趨勢。正是由於這种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各民族頻繁遷徙,互相穿插,形成了我國各民族交錯雜居的局面。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共同斗爭中,我國各民族之間久已存在的亲密關系,又增加了新的革命友谊,成為一個血肉不可分割的整體,為我國各民族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實行合作,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建立60年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關系,再也不是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的關系,而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團結合作、共同繁榮進步的關系;社会主義的民族矛盾也不再是對抗性的矛盾,而是基本上屬於各族勞動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時期民族问題的實質。
  社會主义民族關系的基本特征,在我國主要体現在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间的關系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同時吹響了民族工作闊步邁进的時代新號角。
  改革開放後,中央專門召開西藏、雲南、新疆、内蒙古、青海、海南等一系列民族工作會議,把民族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軌道上來,並制定了一系列幫助民族地區改变貧困落後面貌的政策措施。
  以1979年全國邊防工作會議和1980年中共中央批轉《西藏工作會议紀要》為標誌,我們黨重申了被實践證明的正確的民族政策,明確了社會主義時期民族關系的性質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提出要不斷鞏固和发展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民族關系。1981年,中央書記處根據鄧小平的民族觀,在討論新疆、內蒙古工作时,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观要求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提出“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是,漢族离開少數民族不行,少數民族离開漢族也不行”的著名论斷。這一正確論斷,准確地表述了我國各民族休戚相關、命運與共的血肉聯系,反映了黨的民族理論的深化和发展。
  1992年,中央召開民族工作會議,指出:“民族問題既包括民族自身的發展,又包括民族之間,民族與階級、國家等方面的關系”,進一步明確把發展作為現階段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核心、作為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和根本任務。這是我們黨關於民族理論的又一重大突破,標誌著我們黨對民族問題的认識達到了一個新水平,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迎來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歷史機遇。
  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新形勢、新任务,胡錦濤同誌指出,“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荣發展”是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主題。“兩個共同”的主題,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工作基本經驗的精辟總結,是對新世紀新阶段民族工作任務的高度概括,實現了民族工作指導思想的與時倶進。
  社會主义民族關系的性質與特征,決定了它的核心問題是維護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反對民族分裂,這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最高準則。鄧小平特別強調:“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4〕因此,在處理民族關系的问題上,黨中央堅持把民族团結和祖國的穩定統一看成是高于一切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会以後,黨的十二大、十三大的報告都指出:民族團結、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對於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来說,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1990年2月,黨中央再次強調维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的重要性。最近,針對近年來我國民族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胡錦濤同誌著重強調:民族團結是國家長治久安、興旺发達的保證,促進民族團結、實現共同進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務。黨中央这些重要論述,科學地揭示了民族团結的極端重要性,對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維護國家的統一與穩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義。2008年5月12日發生的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性最強、救災難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全國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力度和廣度,对重災區汶川、北川等羌族、藏族轉贴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聚居區和民族雜居區,在第一時間提供了無私的援助,又一次顯示了民族團結的積極意義和强大力量。
  另一方面,正如鄧小平在1990年指出的:“大陸是中國的主體,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漢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數民族占百分之八。……我們十分註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5〕少數民族的人口雖然少,但其居住的面積卻占到國土總面積的64%。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資源豐盛,物产富饒,是國家的重要建設基地(尤其是能源、原材料)。我國有許多少數民族又居住在祖國的邊疆,有20多個少數民族與國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他們世世代代為保衛和鞏固祖國的边防作出過重大貢獻。如果不发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沒有少數民族的積極支持和參與,以經济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现代化建設,是不可能實現的;整个中華民族的發展、繁榮,也只能是一句空話。
二、民族區域自治——從中國民族實際出發的一大創造
  
  鄧小平说:“我們都根據自己的特點,自己國家的情況,走自己的路。……如解決民族問题,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况。”〔6〕
  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与中國的歷史條件、現實狀況和民族实際相結合,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踐证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完全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问題的基本政策。這個政策是把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正確地結合起来的一個創造,是在多民族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实現各民族平等聯合的一項重要制度。民族區域自治的核心就是保障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自治權利。沒有權利就談不上平等。所以,保障少數民族的自治权利,是實現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基本內容和主要標誌。
  黨的民族區域自治理論是在长期革命鬥爭中逐步形成、發展和完善起來的。從建党初期至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紅軍長征時期,党在這一問題上進行了各種大膽的嘗試。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黨把實行民族自治、少數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務之權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主要方法。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纲領》,確定我國建立多民族單一制的人民共和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应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對區域自治政策作了具體安排的規定,並確定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內容。根據其規定,從1950年開始,在全國各少數民族聚居區,繼續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民族區域自治被作為解决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載入憲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下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来,黨中央為恢復和健全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鄧小平的親切关懷下,黨和國家自1980年起着手《中華人民共和国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制定工作。經過幾年努力,終於在1984年的人大會議上,正式通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族區域自治法。它是我國实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科學總結,標誌着我國在用法律手段調整民族關系的道路上邁出了新的一步。2005年國務院正式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幹規定》,這是貫徹民族區域自治法的第一個行政法規,標明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邁出了重大的步伐。同時,地方民族立法不斷推進,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自治條例134個,單行條例429個。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實施,推動了民族地區各項事业的發展,對於維護祖國的統一、邊疆的穩定,增強各民族的團結、合作,推動少數民族的進步與繁榮,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實踐證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利於正確处理國家同少數民族的關系、中央同民族自治地方的關系;有利於正確處理地方內部的民族關系;有利於自治地方在進行工作的時候充分照顧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是偶然產生的,它是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實際相結合的一大創造,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實踐同時證明,民族區域自治是我們黨處理民族問題的一條基本經驗,是我國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國的一大政治优勢。我們要結合推進社会主義政治文明的進程,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不斷增強這一制度的生機與活力,不斷發揮這一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三、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和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礎和民族地區發展的關键,是大力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有一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策水平的、有現代科学文化知識和各種業務工作能力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少數民族幹部。少數民族幹部是黨同少數民族人民保持聯系的橋梁和紐帶,是黨開展民族工作的骨幹力量。他們本身來自少数民族,和本民族群眾有血肉般的聯系,通曉本民族的語言文字,熟悉本民族本地區的歷史與現狀,了解本民族的疾苦和要求,能順利地在少數民族中贯徹黨的方針政策。
  中國共產党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时期,都十分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早在黨的創立時期,少数民族中的先進分子,如水族的鄧恩銘、土家族的向警予等就和漢族中的先進分子一起開始了創建黨的活動。党誕生不久,就在蒙、粵、桂、滇等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黨组織,發展少數民族黨員。後來,黨在廣州、武漢主辦農民运動講習所,又動員了一批回、壯、蒙古、黎族青年去學習。被毛澤东稱為“讀了半本馬列主义,紅了半個中國”的韋拔群就是其中之一。壯族青年韋拔群,曾與鄧小平等人一道,为創建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做出了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天寶,曾任國家民委副主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楊東生,曾任青海省委書記的紮西旺徐,則是長征期間參加紅軍、在黨的培養下成長起来的民族幹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战爭時期,培養民族干部的工作得到了更廣泛的重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国已有48萬多名少數民族幹部在黨政軍等部門工作。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泽東又強調: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产主義幹部,是不可能的。毛澤東的这個指示,把幹部民族化和共产主義化統一了起來。1951年,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發布了《關於民族事務的幾項決定》、《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試行方案》和《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國家除了在北京開辦中央民族學院之外,接著還在西北、西南、中南和有關地区另建了9所民族學院)。政務院提出了“普遍而大量地培養各少数民族幹部”的方針及一系列具体措施。其中,《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试行方案》根據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別缺乏普通政治幹部的情況,提出了“以開办政治學校與政治訓練班,培養普通政治幹部為主,迫切需要的专業與技術幹部為輔”的方針。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當时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針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幹部十分缺乏的情況,同樣提出:“西南人才缺乏,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题,就必須迅速創辦民族學院,吸收一些青年進民族學院深造。”〔7〕鄧小平在即将離開西南局到中央工作的前夕,即1952年7月10日特地為西南民族學院題詞:“團結各民族於祖國大家庭的關鍵之一,是在於各民族都有一批熱愛祖国並能聯系群眾的幹部。”這裏,鄧小平同樣把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作為“關鍵之一”的問题來看待。
  以後,隨著社會主义建設事業的飛躍發展,黨不但繼續培養少數民族出身的黨政幹部,而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花費更大的力氣,抓紧培養少數民族出身的專業和技术幹部。
  由於在工作中放手使用和大膽提拔少數民族幹部,廣大少數民族幹部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條戰線的骨幹力量,许多優秀分子參加了各級領導班子,每一個少數民族至少有一名全國人大代表。鄧小平早於1987年在關於加強西藏建设的談話時就指出,雖然“少數民族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级行政機構中少數民族幹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過百分之六”〔8〕。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国家在繼續註意擴大少數民族幹部數量的同時,更註意了改善結構,提高素質,從各地區、各部門和各民族的實際出发,更多地培養少數民族的经濟、科技、管理人才。各部門、各系統、各行業,也積極主動采取多種辦法和形式,對口幫助民族地區培養了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提供了堅强的組織保障。
 四、各民族共同繁荣發展是黨的民族工作的主題
  
  邓小平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体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会發展。”〔9〕少數民族地區在獲得解放以後,首先要進行社會改革,改革严重束縛少數民族生產力發展的落后的社會制度,這是走向繁榮的關鍵。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的舊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僧侶貴族專制的封建农奴制度,極其黑暗、殘酷、野蛮、落後。在這種制度下,占總人口不到5%的農奴主占有95%的土地和農奴、奴隶;占總人口90%以上的的農奴,卻沒有土地所有權。農奴依靠農奴主分配的“份地”生產生活或充當世代家奴,各類“份地”的剝削率均在70%以上。當时,西藏仍然處於自然經濟狀态,農業生產普遍是刀耕火種,靠天放牧。1952年西藏耕地平均亩產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糧食僅125公斤,還赶不上17世紀康熙年间的水平。鄧小平說:“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數民族的貧困就不能消滅,不消滅貧困,就不能消滅落後。”〔10〕要消灭貧困,消滅落後,我們党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但是,僅僅这樣還不夠,這又正如鄧小平所說:“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11〕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得出的一条重要經驗,就是要使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要做到這一點,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整個國家的協調發展是一個重要方面。改革開放30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給我們国家開辟了一條蓬蓬勃勃的發展之路,也大大加快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步伐。鄧小平說:“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發展少数民族地區。……我們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12〕要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讓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就必需切實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改善各民族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歸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有一條是關於民族問題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共同繁榮可以看作是我國民族政策的歸宿,也已成為我國在民族問題上的一面旗幟。为了扶持少數民族主要居住的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國家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黨和國家放寬政策,把改革措施、步驟的确立權和執行權下放給民族自治地方政府。200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颁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区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關於民族工作全局的第一個決定。同時,國家還第一次制定了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興邊富民行動、少數民族事业等三個專項規劃。黨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改善各族群眾的生活条件,給少數民族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優惠政策和巨大實惠,使少數民族地區走进了又好又快發展的歷史新天地。
  綜上所述,由於我們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民族實際相結合,終於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只要我們繼續沿著這条道路走下去,我們的民族工作肯定会出現一個更新的局面,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发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标就一定能夠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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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4〕〔5〕〔6〕〔8〕〔9〕〔12〕鄧小平: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48,362,256-257,246,364,246.
  〔2〕〔3〕〔7〕〔10〕〔11〕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163,168,164,167.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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