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書寫在“女性身體”上的民族主義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民族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王桂青
上傳時間:2011/11/3 16:37:00

論文代寫網:   摘 要:在有關蕭紅《生死場》的解读中,劉禾的《文本、批評和民族國家文學》以女性主義的慧眼發現了文本所蕴含的女性身體經驗及其意義,從而颠覆了多年以來抗日“民族寓言”的權威闡釋,然而劉禾卻走入將民族主義和女性主义兩元對立的盲區;摩羅的純文学視角的“文本斷裂”說則更是對小說的肆意腰斬和誤讀。他們的學術盲點在於對小說民族主義復雜內涵的遮蔽。
  關鍵词:蕭紅 《生死場》 女性身体 民族主義
  
  自小說《生死場》問世後的七十多年間,關於它的評說和爭論可謂熱鬧非凡。在民族國家文學的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生死場》的“抗日文學”說早已成為共识,然而它確實嚴重遮蔽和減損了小说豐富的內蘊和獨特的價值。1980年代錢理群和美國學者葛浩文開啟了對小說啟蒙意識和純文學意義上的生命意識的探討,使蕭紅研究前進了一大步①。20世紀90年代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国家文學》一文在孟悅、戴錦華的基礎上,從女性主義視角發掘出小說獨有的女性身體經验及其意義,從而顛覆了《生死場》長期以來“民族寓言”的說法,在評論界引起很大反響。但刘禾又進入了另一個盲區,她单方面強調和誇大女性身體經驗,簡单斷定民族國家話語只是一個男性空間,對女性和民族國家、民族主義之間的復雜关系幾乎沒有論及,甚至將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對立起來,似乎女性的身體經驗就是感知世界的唯一准繩,和民族興亡沒有多大關聯。而摩羅則走得更遠,他沿著葛浩文純文學的思路把《生死場》腰斬為二,說它是一個“斷裂”的文本,極力推崇小說的前三分之二(1-10章)生命輪回的内容,認為小說的後三分之一(11-17章)的抗日內容“没有什麽過人的特色”。而這兩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都出於對民族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反动,明顯存在著對小说民族主義內容不同程度地誤讀和輕視,而評論界對此卻鮮有回應。应該怎樣看待小說後三分之一的內容?應該怎樣評價蕭紅对抗日內容的書寫?這对於較為完整和全面地闡釋《生死場》意義重大。我认為蕭紅對民族戰爭的描寫不是多余和贅筆,這恰恰體現了萧紅關於戰爭和人的生命之間的膠着之態,民族主義和女性身體之間的膠著之態的思考,體現了她對於民族主義的復雜情感和獨立思考,體現了她思想的深邃之處,也是小說的獨特价值和豐富意蘊之所在。如果小說寫到第十章就結束,不寫後七章,僅僅展現的是人的生老病死,人的生命的輪回狀態,那至多是1920年代頗具啟蒙色彩和人文关懷的鄉土小說的延伸,而不可能包含更為豐富的意蘊,以致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人們仍樂此不疲地爭論这部小說的主題內涵。當然如果僅僅為抗日而寫抗日,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服務,在歷史風雲过後,恐怕就沒有多少人再對它產生如此大的興趣了,更不會在蕭紅研究中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正是由於蕭红對於民族戰爭與人尤其與女性身體的復雜關系的“另類”書寫和對於民族主義的復雜情感使她的小說能夠穿越時空,和歷史對話,和今天的現實对話,使其具有了更豐厚深遠的意蘊。
  
  一、戰爭不讓“女性”走開
  
  作為一位女性和具有人道精神的作家,蕭紅是極端厭惡戰争的。無論是正義或是非正義,战爭和人的生死之間構成了極為緊張的關系。戰爭使人的生命變得更為脆弱,使人對生死更加難以預料,而普通百姓是戰争創傷的承受者和最大的受害者,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他們的生存更為艱難。《生死場》中寫了王婆的女兒在抗日前線被殺,带給王婆的反應不僅僅是反抗。她除了“垂淚”之外,還有對死亡的恐懼。“她好像覺得自己的遭遇要和女儿一樣似的”,“她被恫嚇着慢慢顫栗起來”。戰爭給失去親人者帶來的精神創傷是無以復加、不可彌補甚至是致命的。小說還寫到北村一個早年守寡的老婆婆在兒子為抗日而死后瘋了一般哭著去找抗日的組織者李青山“拼命”,回家以後就和孫女一起吊死在房梁上。蕭紅在其他文本中也有此類情緒的表達。她在散文中回憶十四歲時跟伯父學習《吊古戰場文》,“從那時起我深深感到戰爭的痛苦與殘忍”。她於1938年1月3日寫的《〈大地的女兒〉和〈動亂時代〉》一文中表示:“對於流血這件事我是憎惡的,斷腿、斷臂,还有因為流血過多而患著貧血症的蠟黃的臉孔們。”在蕭紅看來,無論什麽性質的戰爭,都要造成生命的殘缺,而生命的殘缺是永久的殘缺,無法彌補。她還写了很多小說表達對民族戰争的“另類”思考和感受。戰爭造成很多完整的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老無所依,少無所養。在《汾河的圓月》中寫了一個叫小玉的女孩的爸爸死在抗日部隊,媽媽因此而改嫁他方,祖母精神失常,而未成年的小玉則无依無靠。《曠野的呼喊》和《北中國》則寫了兒子的抗戰和喪命給年邁的父親帶來的精神毀滅性的打擊和生命的消亡。在《朦朧的期待》中,不知何時才能结束的戰爭使得李媽“想有一個家”的願望成為遙遙無期的“朦朧的期待”……這種對抗日戰爭的“低調”態度和很多作家在同類題材中所表現出的積極參戰的慷慨激昂、激情澎湃是迥然不同的。
  蕭紅對戰爭與人的關系的獨特理解引人深思。那麽,她又怎样看待女性、女性身體和民族戰爭之間的關聯呢?刘禾的可貴之處在於讀解出了《生死場》蘊含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體經驗及其意义,也約略感到女性身体和民族國家之間有著激烈的交叉與冲突,但她並沒有順著這條思路深入地走下去,卻單方面强調民族國家主體屬於“男性”話語空間,女性與此截然對立,從而得出“對於蕭紅來說,生命並非要進入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大意義圈才獲得價值。在女人的世界裏,身體也許就是生命之意義的起點和歸宿”的結論。這實際上把女性身體經驗絕對化、單一化、擴大化了,將女性身體經驗和民族主义相對立,沒有看出女性、女性身体與民族主義之間糾纏不清的復杂關系。這不是理解了蕭紅,而是曲解了蕭紅,其偏颇之處是不容忽視的。因為小说並非單純地敘寫女性身體的意義,而是把這種意義放在女性身體和民族國家的緊張狀態中予以呈現。在民族戰爭中,受侵略国家的女性除了和男性一樣受到一般性威脅的同時,還經常成為男性侵略者性暴力侵犯的對象,她們在身體上所受到的侮辱蹂躪和精神上所受到的嚴重创傷都是令人難以想象的。而且,女性受異族男性性暴力侵犯往往还有著深刻的象征意義。在小說中,日本人進駐村莊和劫掠女人是相“共時”的。小說以王婆為視角描述日本人“假裝搜查到村中捉女人”的過程,而那個被日本人捆走的女人將会遭受強暴的厄運已昭然若揭。
  在和平歲月,女性不僅要遭受“自然”的剝削,成為男性性欲的客體和生育的奴隸而無法主宰自己的血肉之軀,在戰爭年代還要承受超自然的剝削,成為侵略战爭的工具。頗有意味的是,文本中這些受異族性暴力戕害的女性一直處於一種“無名”的狀態,因為“不知”她們是“誰家的女人”,也“分辨不出這女人是誰”。也就是说,一方面,這些身受屈辱的女人絕非蕭軍《八月的鄉村》中李七嫂那樣的個案,另一方面,“她們是寂然的,不能發聲的一群”,為避免增加民族的“羞辱”已然消失於歷史的“空白之页”。同時,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女性的強暴,已不僅僅是性別之間的強暴行為,或者是男性發泄性欲的行為,而是一種“政治”行為,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用女性主義理论者克內則威克的話來說,“強暴是对國家進行羞辱和汙穢的策略”。
  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化編碼中,性別符码有著特殊的意義。比如在我們有关民族國家的描述中,經常有“祖國母親”、“黃河母親”、“故鄉母親”的說法,在郭沫若的詩《爐中煤》中,還把祖國比作“年輕的女郎”,等等。可以說,“國家是一個女人的身體,或者說它就是一個女人”,而“女人‘不僅是女人’,還是國家的人格化象征。在這種情形下,女人不是人,或者說不是個人。在男人的話語中,女人被表示為一個團体,充滿了一些(想象出來的)特征,這些特征跟國家的特征很相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义的修辭是很“女性化”的,女人的身體與母親的身份/形象在民族主義文化的再生產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或者說,是民族主義把女性身體傳统的孕育生命的功能和意義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象征性地聯系在一起,民族的興衰和生命的繁衍生息密不可分,民族的純潔性和本民族女性身體的“純潔性”緊密相關。而“強暴他地、他人的女人,是古往今來,男性的征服者用以宣告占領、昭示勝利的必需‘程序’;所不同的是,近代以來,在漸趨完成民族國家體系中,類似古老暴行成為一種特殊的‘政治’行為,成為至為有力的民族主義修辭”。在民族战爭中強暴他族女性不僅仅是一種性侵犯,而且更為內在地包含著對女性所屬的民族和民族“纯潔性”的侵犯與淩辱。正如一位女性主義學者所說:“這些性暴力行為所涉及的男性施暴者與女性受害者之間的權力关系,並不是單純的性别政治意義上的,還是民族(種族的、民族國家的)政治意義上的。這些執行施暴行為的男性,在戰争時期其實負載著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他們以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或民族‘純潔性’的名义對別國或別民族進行侵犯的時候,伴隨著土地掠奪的必然是對‘他者’民族的‘純潔性’进行幹擾或破壞,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強奸當地的女人以及強迫她們懷孕。在公共地方或在家人面前進行集體強奸,其意義在於公開地向被侵犯的民族的男人們(他們也是民族的代表)展示一個處於強勢的民族對一個處於弱勢的民族進行侵犯的‘到位’,加強他們的恥辱感。迫使婦女懷上異族的孩子就更徹底地從血統的途徑毀滅一個民族的自主和純凈性。可以看到,女性的身體在民族戰爭中其實是戰場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權或自主性与強暴女體之間、占領土地和‘占領’婦女子宫之間,似乎可以劃上一個等号。換句話說,入侵者强行對‘他者’領土的‘進入’可以理解為一種‘陽具’霸權行為。”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生死場》不僅曲筆寫出了日本侵略者在入侵過程中對中國女性施行的性強暴,還寫出他們对懷孕婦女的身體殘害。小說通過王婆之口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惡:“村子裏日本子越來越惡,他們捉大肚子女人,破開肚子去破‘紅枪會’(義勇軍的一種),活顯顯的小孩從肚皮流出来。”這一行為指涉也是意味深長的,它不僅是對抗日義勇軍的示威和血腥報復,更是毫無人性的種族滅絕式的暴虐,是有险惡用心的政治行為。從這里可以看出,無論在象征意義上或是實際效果上,侵略者在民族戰爭中最惡意最徹底的行為是以操控異族女人的性和生育來毀滅其民族的“純潔”和生機,而女人身體和形象作為民族的载體所承受的則是雙重的挪用和擠壓。在民族戰争中,盡管女性極不情願,她們的身體已介入了戰爭,无法逃避地成為戰爭場所的一部分。
  
  二、在“男人的政治”面前
  
  作為一個東北流亡作家,蕭紅有著巨大的亡國奴身份的認同感和焦慮感,她深知正是日本侵略才導致人民流離失所,导致她一路輾轉南下。雖然由於遭家族拋棄的特殊經歷,使她有著一種濃重的“無家”情結,不像蕭軍對家鄉的一切都那样認同,但當別人說起家鄉時她是“心慌”而“失眠”的,在她的骨子裏,她是熱愛自己的家鄉的,而“家”是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表達民族文化精神特質的主要場域。在《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中,她以無限的深情贊美著家鄉:“家鄉多麽好呀,土地是寬闊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頂黃的金子,有頂亮的煤,鴿子在門樓上飛,鸡在柳樹下啼著。馬群越著原野而來,黃豆像潮水似的在鐵道上翻湧。”特別是由於蕭紅的體弱多病,她对於擁有一個安穩的“家”和平和環境的渴望更為強烈,而這種願望只有在將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後才能實現,所以蕭紅的小說也多表現戰爭對人類的負面影響,但對於民族主義的认同感是不證自明的,對抗日的正義性是肯定的。並不像劉禾所說的那样,蕭紅在需要和自己的祖國認同時卻“作出了反抗”,而蕭紅对於為保衛民族而戰的抗日戰爭是支持的,並對東北同胞寄予鼓勵和希望:“東北流亡同胞們,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谷子,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年老的母親,努力吧;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記憶,努力吧!”“中國有你們,中國是不会亡的。”
  尽管蕭紅認同民族主義,關注民族存亡,但並不能抵消她對於民族主義的復雜情感和獨立思考。作為一個女性作家,蕭紅敏锐地看到民族主義從本质上說仍然是一個父權制結構,一方面它具有霸權統識地位,對下要求絕對的服從,另一方面,它求“同”存“異”,或者為了“同”而壓制和掩蓋“異”。民族主義政治要求人們聚集在“為保衛民族而戰”的大旗下,一致對外,來自不同背景的男性和女性,作为民族主體的組成部分,都積極地匯入到抗日戰爭的洪流。然而,民族主義的“大傘”將民族內部的矛盾,如階级的、性別的差異和矛盾統統遮蔽起来,在民族遭受蹂躪的背景下,中國人,無論男女貧富,其共同的身份是“亡國奴”,是強勢異族的“他者”,沒有什麽例外之處。民族主義不僅要求克服內部差異,並且民族主義話語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男性空間。趙三因為對地主“講良心”,在王婆面前是直不起腰來的“一堆泥”,是民族戰争使他抓住了重振“雄風”、體現男性自我價值和尊嚴的契機,是民族國家意識使他找到了“男子漢”的感覺。雖然“他總不能明白他在中國人中是站在怎樣的階級”,但“老趙三也是非常進步,他可以代表整個的村人進步著,那就是他從前不晓得什麽叫國家,從前也許忘掉了自己是那國的國民!”因為參加了抗日宣傳,“老頭子好像已在衙門裏做了官員一样,搖搖擺擺著他講話的姿勢,搖搖擺擺著他自己的心情,他整個的靈魂在闊步!”由此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是“男人的政治”,是男性建功立業、建構自我的重要場所,是民族戰爭使趙三們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價值。
  民族主義要求個人不僅絕對服從国家民族的利益,犧牲或放弃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而且以高尚的言辭輕視和掩蓋人的生存權利和生命價值。當王婆詢問起為抗日而死的女兒時,那個抗日誌士“黑胡子”卻“弄著騙術一般”:“老太太你怎麽還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对你講麽?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臉的死啊……比當日本狗的奴隸活著强得多呢!”民族主義就這樣以自己特有的“修辭”將人的生死通過賦予“大義”而置之度外,並將人們正常的親情和失去親人的痛苦給忽略了。然而,中國女性的偉大之處在於她並沒有因為个人利益的損失而放棄民族利益。王婆在痛苦中毅然走進為民族而戰的隊伍裏。
  民族主義也使性別之間的矛盾暫時被忽略,日本鬼子“進村”後,因為更多地面臨著被異族男性強暴的危險,所以“女人們再也不怨恨丈夫”,而是想法躲避日本人。但女性所面臨的壓迫是無所不在的,男權制社會如一張大網鋪天蓋地罩住了女性,她们受壓迫受歧視的地位和受侮辱受迫害的命運,並不會因為民族戰争而發生改變,更不会自行消亡。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有著纠纏不清的矛盾和沖突。金枝“到城市裏去”這一章正是體現了作家這種深刻的思考。
  
  三、“進”、“退”之間的困惑
  
  有些論者對在抗日描寫中加入金枝“到城市裏去”这段插曲感到非常突兀,大为困惑。葛浩文認為“雖然書中提到金枝在路上幾乎遭日本兵的凌辱(當然,作者是想不離抗日的主題);實際上这一章僅不過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個舉目無親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經過”,“但是把它放在最後面三分之一處,的確是抹殺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點點抗日情緒。”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生死場》“在後七章里,第十四章顯然是一個不太協調的音符。這一章主要寫金枝進城謀生,歷盡磨難,受盡屈辱,又被迫回到鄉村,明顯地從整個後七章的抗日主題中遊離出去”。然而,我卻以為,小說極为深刻之處正在這裏,作家濃重的女性悲劇意識也正体現在這裏。在《生死場》中,不論是日據前還是日據時期,女人的故事無法使現存的男權社會理想化。日據前,女性的身體要受本國/族男性社會的操縱和控制,日據時期,國家的劫難和女性身體的劫難相伴隨,又加劇了女人身體的苦難和危險,但日據前的苦難並不能因此而自行消亡。金枝為了躲避日本人的強暴而逃到城裏去,卻遭到了和她同一階層的男性的強奸。同一民族內的強奸有時也不僅僅表現為男性的性欲,還表示著一种“權力關系”,是“陽具”霸權最彻底的表現方式,是男性對女性實行性操控的極端行動,“强奸是敵對、仇恨和蔑視以及損害人格等欲望的爆發,這种形式是性政治的絕佳例子”。蕭紅好像是在提醒人们:民族解放戰爭雖然使王婆之類的女性從家庭走向抗日的公共領域,而女性並不能因此擺脫男權制社會的奴役而獲得解放。所以,當王婆說起日本人的暴行時,“金枝鼻子作出哼聲:‘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子。’最後她轉到傷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麽也不恨。’”因為,雖同為女人,王婆和金枝對社會壓迫的感受有著很大的差異。由於王婆強烈的主體意識,她对於男權社會的反抗很有成效,主要矛盾在她那裏已不是性別壓迫,而是阶級和民族壓迫,尤其她的女兒被日本人殺死,使得她的民族意識增強,抗日活動更為主動。而金枝在从戀愛、結婚、生育、喪女以及到城裏做工的過程中,她所受到的傷害都直接來自中國男性,所以她感受最深的是性別壓迫,是中國男性的“陽具”霸权,所以她最恨“中國人”。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小說寫金枝最後要出家當尼姑,而尼姑庵早就不存在了。金枝要到哪裏去?小說並沒有交代,然而這一開放式的結局有著更深的寓意,引發人們更多的思考。作者似乎在告诉人們,金枝對於男權社會的消極逃避肯定是“此路不通”的,但是像王婆那样加入到民族主義的“计劃”中,是否為更好的出路?在女性主義理論家朱麗葉·米切爾看來,由於生產、生育、性和教育孩子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之內,不能進入公共領域,這是造成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婦女只有從家庭束縛中擺脱出來,進入公共領域,才能獲得真正解放。在20世紀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是和社會革命相伴隨的,是和她们參與公共事務分不開的。她們在社會的公共領域嶄露頭角,同男子一爭高下,發揮出個人潜能,證明了自身價值,在這一過程中,女性終於從歷史的“空白之頁”浮現出來,引起社會的註目。然而思想深刻的蕭紅深知男性中心社會的力量過於強大,性別歧視根深蒂固,男性社會邏輯會不斷在各個領域中復制。所以蕭紅對王婆走向抗日公共領域的道路是存有困惑和疑慮的,這一點我們可以从“王婆的學識有點不如金枝了”这句話中可以看出來。婦女雖然参與了抗日的公共事業,但女性的從屬地位在戰場上的延伸使得她們更多地從事一些支援性和輔助性的工作,如站崗放哨、備衣備飯、救護伤員,等等。她們仍然處于抗日公共領域的邊緣,而不是作為抗日的主體,作為真理和正義的捍衛者出現,所以女性並不能和男性平分秋色。雖然,女性和民族主義之間有著互動的關系,但要獲得婦女的真正解放,仍然是“最漫長的革命”。

  劉禾的《文本、批评和民族國家文學》对於多年以來民族國家文學的主流意識形態批評實踐是一个有力的矯正和反撥,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構有著重要的開拓意義。她對於《生死場》的解读也是女性主義批評獨具慧眼的突破,對蕭紅研究和其他女性主義文學研究都具有啟发性。然而將女性主義和民族国家文學的二元對立則又使她走入了另一個批評的盲區,從而阻礙了對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復雜關系的深入思考。摩羅的純文學視角對於还原文本的豐富性有著积極作用,但他將此作為評價文本優劣高下的唯一標準卻遮蔽了他的眼光,從而把小說的“抗日”內容作為純粹的政治話語來看待,而没有發現“抗日”背後所蘊藏的復雜而深刻的意蘊。實際上,《生死場》既非純粹的女性身体經驗的呈現,亦非“斷裂”的文本,而是研究者自身的審美眼光出現了盲點,發生了“斷裂”,而這種一元化或二元對立的視角所造成的偏頗,應該是我們在今後的研究中引以為戒的。

  ① 參見錢理群:《“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十月》1982年第1期,葛浩文,《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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