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易蔔生年:民族主義VS世界主義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民族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蔣亦凡
上傳時間:2012/1/21 17:23:00

    在逝世100年之後,天性世界主義者易卜生,責無旁貸地成為挪威的國家營銷工具,而錯誤的解读和民族主義的利用卻隨之而來。
  2006年,是挪威的“易蔔生年”。100年前的1906年5月23日,挪威脫離與瑞典的聯邦赢得主權獨立的第一年零六天,78歲的易蔔生在當時仍叫做“克裏斯蒂安尼亞”的奥斯陸謝世。100年後,挪威對这位世界性劇作家大张旗鼓的紀念活動,從1月23日奥斯陸盛大的國際歡慶演出開始,並將在10月下旬易蔔生的名劇《培爾·金特》(PeerGynt)在埃及开羅的金字塔和斯芬克斯像前上演時達到高潮,在這期間,全球72個國家的4000多個纪念節目將專為易蔔生而舉行。
  然而,挪威政府以這樣隆重的方式紀念易蔔生並未被所有人叫好。挪威的批評者們認为,這次紀念活動把易蔔生當成了“國家營销工具”。他們特別針对籌備中的開羅版《培爾·金特》,批評主事者忽略了易蔔生作品中重要的人文價值,一種薩義德所批判的“东方主義”思路在籌備過程中隱隱可见,而這可能正是易蔔生生前所竭力反對的。易蔔生之偉大與挪威之小
  挪威政府對這次紀念活动倍加重視。早在1997年,挪威政府就任命了“國家易蔔生委員會”,由它負責“2006易蔔生年”的紀念活動的籌备和組織。本次紀念的海外部分由外交部直接掛帥。紀念活動也獲得了巨大的資金支持,外交部在2005年10月的新聞公報中宣布,將加強2006年在全世界对挪威文化的推廣,而計劃的“重中之重”就是“2006易蔔生年”。為了這一目的,外交部自身的專項財政預算增加了約2000萬挪威克朗(当前與人民幣比價約為1.2:1)o在今年初,活动就已籌措到7000萬挪威克朗,其中企業贊助民間捐獻占了五成。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易蔔生年”和諸多的“國家文化年”一樣,並不是純粹的文化活動。如果“國家營銷”這個詞並不悦耳,那麽“文化推广”確是官方主辦者不回避的表達方式。用“2006易卜生年”的藝術和·行政主管BentEin Baardson的話說,易蔔生百年祭“是一个將挪威確認為藝術民族的絕好的機會”。
  顯然,組織者力圖表明:易蔔生的穿透力不僅是觀念上的,而且是地理上的。其主打咨詢網站www.ibsenworldwide.info包括用15種語言寫就的91個國家的分站;1月13日在奧斯陸的開幕演出中閃爍著包括越劇在內的多種異域文化元素;我們在家門口就能看到,“易蔔生年”在中國的慶祝活動也已經陸續在北京等城市落地。
  在揮舞大手筆的同時,主事者也意識到挪威,一個460萬人口的國家的規模之小和易蔔生這位文學巨匠之偉大之間的反差。
  前挪威文化部長、現任國家易蔔生委員会主席Lars Roar Langslet在他發表於去年12月31日的文章《易卜生之偉大》中,引用另一位挪威剧作家、1903年诺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比昂松在1902年紀念本國數學家阿貝爾(Niels Henrik abel)誕辰100周年时寫下的詩句來提示易蔔生帶給挪威的榮耀——“現在他屬於世界了,但孩子是我們的!”緊接著他問道:“可是,是否我們和易蔔生的關系已經變成了關於他的偉大和挪威之小的傷感故事?”
  Langslet認為,易蔔生的偉大在於他的作品超越了特定的時間和語境的限制而擁有普世的價值,他的劇作在今天的舞臺上仍然具有現實的意義。他舉了《玩偶之家》作為例子,他写道:“在中國,人們不谈論‘女權主義’而談論‘娜拉主義’。”他還寫道,易蔔生的偉大已經深深地鐫刻在挪威的民族身份中,易卜生“通過挪威,而走向世界”。
  《培爾·金特》被Langslet主席作為重點分析對象。他認為,此劇以它戲謔的诗意將自己與遠古挪威的神話、童話、傳說、俗諺、舞蹈和音樂緊密連結在一起,沒有人能像挪威人一样深刻理解和享受這部劇作。而事实上,這出戲已經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此次《培爾·金特》前往開羅,將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來表明易蔔生的偉大和普世。
  類似的情緒表達在BentEIn Baardson發表在《卑爾根時報》(Bergens Tidende)的一篇长文裏。他說:“在這世界上,很多人可能認為挪威是一個居於瑞典的社區,但他們一定知道易蔔生是誰。在很多其民眾并不比我們享有更多人權的國家,人們運用易蔔生來追求解放。易蔔生在很多今日的挪威人眼里,無外乎是一個慈祥的老人,可是他在很多別的國家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然而,以上兩位先生的觀點受到了批評。卑爾根大學藝術史系教授,卑爾根市紀念活動的負責人Siri Meye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雖然我們很能理解易蔔生被宣揚為一位民族英雄,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他並不總是很喜歡挪威,他的一生中有27年生活在國外,他對挪威的民族獨立運动持諸多批判。”易蔔生在36岁那年,踏上長達27年的自我放逐旅途,先後居住意大利和德國,他多數重要作品都創作在這期間,外國的生活也成为他的素材。Meyer教授說,“傳統的對易蔔生的解讀都是來自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運動,我們把他塑造成一個民族偶像——認為他書寫作為挪威人的自豪,教導我們怎么去做挪威人。”
  說到著名的《培爾·金特》,SiriMeyer說:“培爾·金特這个昔日的民族偶像,在今天的多文化背景下,必須被重新理解。”——她指的是《培爾·金特》的埃及之行觸發的激烈辯論,而這其中更涉及作為國家營銷工具的易蔔生是如何被“錯誤”地解讀和利用的。
  
  民族主義化的易蔔生
  
  《培爾·金特》是易蔔生創作於1867年的一部詩劇,主人公培爾·金特是一個幼年喪父、家道中落的浪子。青年時代离開家鄉和情人走上探險旅途,成了一個販奴者和軍火商。他把軍火賣給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者,支持他們压迫爭取民族獨立的希臘。他後來又渾渾噩噩地去到摩洛哥和埃及。在埃及,他聲稱自己是“先知”,以騙取當地穆斯林的崇拜和供奉,後來被送入開羅的精神病院。最後,他在落魄中回到了家鄉,反省人生。
  直接地說,培爾·金特是一個殖民者、一個唯利是图的資本家、一個歐洲之自負的象征。雖然易卜生在培爾·金特個人生活線索中加入了對生活意義的追問,但是他也用這個人物和他的冒險故事對歐洲的殖民史進行了尖刻的諷刺。
  Torgeir Skorgen博士是卑爾根大學文化研究和艺術史系的研究員。说到《培爾·金特》之爭,他拿出一疊剪報,指著其中一幅照片問笔者:“你看到什麽?”照片上,7個扮演成阿拉伯舞女的演員姿勢妖冶地呈扇形排开,背後是開羅吉薩的金字塔群。Skorgen博士說,“她們是將扮演《培爾·金特》一劇中貝都因女子安妮特拉的演員,安妮特拉是識破 免費论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了培爾·金特的骗局的智慧的女子,而他們这次卻要用?個妓女似的形象來演绎她。而且,她是一個穆斯林,而他們卻把她打扮成妓女似的,在穆罕默德漫畫事件後,中東的觀眾会怎麽想?”
  這次開羅版《培尔·金特》藝術上最大的新意是,它將著重於劇作通常被認为不成功,是某種不成熟的狂想的“東方主題”第四幕。這一幕常常被刪剪,而這次將被完整演繹,全劇將历時5個小時,為了获得非比尋常的效果,主辦方將為它投入800萬挪威克朗。
  Skorgen博士正是批評籌備中的開羅版《培爾·金特》的最激烈的人物。用他的話說,這次演出是將挪威在19世紀的民族浪漫主義用一種商業色彩濃重的方式加以復活,同时,其中摻雜著“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把非歐洲人装扮成某種帶有異國情調的點綴物。他擔心這種做法不僅拋棄易蔔生的人文遺產,而且會把他打扮成一個沙文主義作家。
  Skorgen博士認為,易蔔生是歐洲最早批判、反思殖民史和種族主義的知識分子之一。雖然很難把他歸入任何一個特定的人文主義傳統,但易蔔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國18、19世紀人文主義者赫爾德、洪堡、萊辛和19世纪上半頁挪威詩人和政治活動家亨裏克·沃格朗的精神後人。前三者的作品應該在易蔔生旅居德國期間影響了他, 而同胞沃格朗影响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Skorgen認為,影響易卜生尤其深刻的當是赫尔德和沃格朗對“民族解放的可能性”的探求。赫爾德呼喚承認內部復杂性和異質性的“心智健全的民族主义”,而沃格朗號召挪威人通過對普通人進行啟蒙並普及人權來爭取民族解放——後者曾極力反對挪威1814年憲法中限制猶太人和耶穌会士進入挪威的條款,並最終使它在1852年被廢除。這些精神前輩的影響使易卜生一方面認同能夠激發創造力的民族解放,同時極其抵觸沙文主義。
  在《培爾·金特》第四幕裏,易蔔生描寫主人公有成為歷史學家的夢想,但他是把歷史拆碎、挑揀後閱讀的“遺忘的歷史學家”——“人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讀下,而要看有用的東西是哪樣”。在Skorgen看來,這是對西方的自負的最妙的諷喻,而易蔔生很可能是故意用“販奴者”和“遺忘的歷史學家”的雙重身份向挪威读者提點一段本國的被忘卻的歷史——研究曾揭示,t660年到1806年,處於和丹麥的聯合王國的挪威曾參與將8.5萬名非洲人販往大西洋彼岸,這場奴隸贸易促進了挪威的經濟增長。而這段历史在19世紀挪威民族獨立運動中被抹去了,挪威人被描繪為樸實、和平、與殖民史毫無瓜葛的民族。
  可惜的是,《培爾·金特》的諷刺並沒有為世界上大多數的讀者所意識到,很多人是從和易蔔生同时代的另一位傑出的挪威藝術家爱德華·格裏格為該劇首演创作的同名組曲認識這個名字的。在格裏格純美的音樂中(他自己也曾苦惱於《在山王宮中》一組樂曲土得掉渣,不忍卒聽,唯願其中的諷刺意義能被領會),人們著迷於培爾的传奇經歷,卻遺忘了易蔔生的尖刻諷刺。Skorgen博士說,如果這次在開羅的演出能夠把易蔔生的諷刺和反省呈現在中东的舞臺上,那將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和易蔔生委員會的論戰對手交鋒幾個回合後,他感到絕望。
  今年1月2日,Skorgen在《晚郵報》(Aftenposten)發表文章表達他對在民族主義情緒支配下推廣易蔔生的擔憂。此後他才看到Langslet主席先於他兩天發表於同一份报紙的《易蔔生之偉大》,他感到遺憾,擔心的事情已經發生。很快,他又看到另一个論者將他指責為“反民族主義洪流”。
  稍后,在Langslet對他的回應文章《<培爾·金特>之我見》裏,前者試圖更正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對劇作的過分民族主義的解讀,他說,“我的意思是,其一,《培爾·金特》是关於一位藝術家的偉大和墜落;其二,《培爾·金特》本質上是一部基督教道德劇,處理的同樣是人的偉大和屈辱的古老命題,同样是關於來自上蒼的仁慈最終將主人公拯救。於是,挪威的‘生材料’就被提升到普世的高度,讓它成為一部關於人的命運的存在主義戲劇。”
  “既是民族的,又是基督教道德劇的,還是普世的,這怎麽理解?”Skorgen問道。
  
  “天性世界主義者”?
  
  Skorgen博士得到的最近一篇回應是挪威外交部長Jonas Gahr 5tфre於1月28日發表在挪威第三大報Dagbladet的文章。他承認易蔔生對挪威歷史上的沙文主義的批評立場, 同時強調,易蔔生是“世界主义者”。他希望通過這次把易蔔生的紀念活動推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發展中國家,能夠同時把政治權力、全球化、性別平等、腐敗、言論自由、環境保護等等議题同時帶去,並促進这些國家對它們的討論和投入。
  可是在Skorgen看來,以在東方主義思維支配下演繹的《培爾·金特》來宣揚易蔔生的世界主義本身就是一個諷刺。在他和兩位同事合写的一篇題為《天性世界主義者?》的回應文章中,提醒人們不該把培爾·金特的妄語當真。易蔔生塑造的培爾·金特,乃是一個為了冒險和斂財而周遊世界的殖民主義者和資本家,遠非一個真正的懷有世界大同理想的世界主義者。

  “天性世界主義者”是本次“易卜生年”推廣中頻繁使用的語言,來自於《培爾·金特》原劇第四幕,翻譯如下:
  “巴龍:你是挪威人?
  培爾:就出身而言,是這樣。可論天性是世界主义者。為我所擁有的財富,我得感謝美國;為我豐富的藏書,得感謝德國新近的學派;在法國,我得到了我的背心、禮貌和那點機智;從英國,我獲得了一雙勤勞的手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敏感;猶太人教會了我如何等待;些許歆享遊手好閑的雅興,我得自意大利;還有一次,在危急關頭,為了讓自己的日子更長久,我訴諸瑞典的好鋼。”
  “瑞典的好鋼”所指的是培尔所買賣的軍火。在別處,他还歷數了自己在非洲贩奴和在中國兜售聖像和酒的經歷。這就是培爾的“世界主義”的真相。
  3位學者順帶提醒擁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論戰對手和公眾,多年來歐洲的一些國家試圖用高額的對外援助來強化自己的和平主義國際形象,但是也不能忘記,直到今天,它們仍從和埃及、土耳其等國的軍火交易中賺取比對其援助资金數額更加巨大的利润。
  盡管对官方的一些做法持批評態度,Skorgen博士仍然在为一項“2006易蔔生年”的紀念活動工作——他和另一位學者正在籌备將於11月在卑爾根舉行的國際研讨會“本土和全球:東西方之間的易蔔生”。會议的一個關鍵詞是印度學者Anil Bhatti提出的概念“共享的文化”(5hared-culture),這比“多文化”(multi-culture)更加強調各種具有歷史縱深的文化、文明之間的相互交流、創造的關系。易蔔生的傑出和他對現代世界的貢獻也將被放在這个框架裏加以討論,這比憑借想象把他作為國家行銷的工具並抛射對易蔔生的單方面理解,更配得上易蔔生的世界主義和他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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