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話語的媒介建構策略分析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民族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熊慧
上傳時間:2012/1/20 17:43:00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媒介民族主義話語经歷了醞釀、發展和成熟階段。媒介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是在二元化的敘事框架中展開的:一是時間的二元敘事,即介於民族“自我”與“往昔自我”之間的敘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敘事,即介于民族“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敘事。正是通過對這兩種框架的策略性運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時空想象的描畫,實現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符號化建構。
  關鍵詞:民族主義話語;中國媒介;時間空間化;空間時間化

  一、引言
  
  什麽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是一個歷史难題。較具代表性的定义來自英國學者蓋爾納(Ernest Gelhaer),他将“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关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赫克特(Michael Heehter)局部改進了這一概念,提出“民族主義”是一種“使民族的疆界與治理政体(governance unit)的邊界重合的集体行動”。這兩種定義均有助於說明那些以民族獨立為目标的政治運動,但對於超出该目標的民族主義缺乏詮釋力。相形之下,史密斯(An-thony Smith)所做的界定,即将“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為某一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意識形态運動,該群體的部分成員認為有必要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更廣泛地涵蓋了那些以民族復興為宗旨的民族主義,以及那些更多關涉到文化社會問题(而非政治問題)的“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現象。尽管如此,誰也無法提供一個全能的定義,將現存的或曾經存在過的所有類型的民族主義涵蓋在內。本文所探討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一種可以外化為特定行動的觀念體系,具有如下內蘊:表達對於民族共同體的存在、價值和利益诉求的超乎尋常的關註、忠誠和熱情;受到理性和情感因素(尤其是後者)的雙重驅動;通常由社會精英引導並擁有較廣泛的群众基礎;常常選擇、吸收、利用和再詮釋了既有的社會文化資源(也包括對其他意識形態的調用),以提供對民族和民族國家的起源、發展、使命以及未來走向等的特定表述。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符號化過程中,大眾媒介通常扮演著重要角色。通过作用於人們對自我與他人、社會乃至世界的時空關系的感知和理解,大眾媒介為民族和民族國家共同體想象的建構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質一技術基礎和象征性资源。
  作為一種現代意识形態,中國民族主义的興起最早可追溯到晚清。鴉片戰爭前後,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迫使一批體制内精英開始“睜眼看世界”。當“华夏/文明”與“狄夷/蠻荒”的對立逐漸轉變為“中国/落後”與“外國/先進”的對比,文化上的优越感逐漸為政治、经濟和軍事方面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所取代時,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開始形成,國家作为種群的政治屋頂的職能凸顯。“使國家富強不受外侮,以自立於地球之上”的“圖強”觀念逐漸成為知識精英的集體訴求,推进政治、經濟、軍事和文教領域的现代化進程成為當時實現這一訴求的必然選擇。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語境中,現代化的啟航與民族意識的孕育始終是同一過程的兩面,二者共同表呈為對現代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建設。作為中國社會现代化進程的題中之意,民族主義在當前乃至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仍將繼續存在。因此,在本文中,民族主義並非简單的負面概念,或一般意義上的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而是具有一定歷史必然性的社會實存。功能而非屬性,是本文評價這一既存事實的根本著眼點。
  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演進脈絡,同樣與大眾媒介有著密切關聯。早在1901年,梁啟超就以《清議報》為陣地,憑借《国家思想變遷異同論》等文章,使“民族主義”廣為人知。此后很長時期內,大眾媒介,包括報紙、電影、廣播等,一直都是國內精英散播民族主義,促成其向普通民眾的意識结構滲透和擴散的重要工具。然後,只有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當傳媒改革全面開启,大眾媒介自身的權力和利益邊界趨於明晰,開始自覺扮演意識形態話语的建構者而非昔日的信息介質的角色時,民族主義的符號化進程才正式起步。過去近二十年間,從“申奧”直播到“中美撞機事件”報道,從《北京人在紐約》熱播到《中国可以說不》出版,一股民族主義的話語潛流在中國媒介的日常叙事中悄然湧動。作為中國社會轉型期各種意識形態交匯、碰撞和鬥爭的重要場域,大眾媒介參與了民族共同体的時間和空間經驗的重构與再詮釋,並通過對各种符號資源的甄選、排列、描绘、抽象化和制度化,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不同價值立場、观念信仰和利益訴求的民族主義話语。
  20世紀90年代初那場以愛國主义為旗幟,在民族興亡的敘事框架下展開的媒介宣傳活动,最先揭開了民族主義話語建構的序幕。此後十余年間,媒介民族主义話語的建構活動呈現出某種階段性特征。最初三年,即1990到1993年,是媒介民族主義話語的醞酿期。在這一階段,媒介敘事多在中美對抗或對比的逻輯中展開,側重揭示西方尤其是美國社会的“陰暗面”,言辞較為溫和、含蓄。之后三年是媒介民族主義話语的成長期。在這一階段,民族主義話語同時活躍於官方媒介和知識分子的言論陣地內,並向整個社會意識結構擴散。獲得普遍認同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仍以理性、務實為要義,相對溫和和審慎。這一局面在90年代中後期被迅速打破。出版於1996年的“說不”系列,包括《中國可以說不》、《中國还是能說不》、《中國为什麽說不》、《中國何以說不》等,構成了媒介民族主义話語建構的分水嶺:簡單、狹隘的民族主義開始在媒介敘事中發聲。此後五年間,中國目睹了民族主義話語的媒介建構活動的高潮。与前兩個階段相比,这一時期的媒介民族主義話語具有兩个相對明顯的特征:一方面,“反西方”情緒開始滲透到媒介敘事中,與部分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觀念合流;另一方面,自我確認的民族情緒开始在媒介敘事中生發蔓延,這尤其體現在有關“港澳回歸”、“申奧”、“人世”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中。2001年以后,媒介民族主義話語進入到了一個加速轉型期,“反西方”的重心發生偏移,自我確認和肯定的民族情绪在媒介敘事中持續升溫的同時,官方的愛國主義話語、知识精英的民族主義話語與民間的民族主義話語在網絡媒介中開始呈現合流趨势。
  纵觀20世紀90年代以來媒介民族主義話語醞釀、發展、成熟的全過程,我們不難發現,民族主義話語總在二元化的敘事框架中得以建構:一是時間的二元敘事,即介於民族“自我”與“往昔自我”之間的敘事;一是空間的二元敘事,即介於民族“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敘事。正是基於這兩種框架的運用,媒介完成了對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時空想象的描畫,实現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符號化建構過程。
  
  二、時間視域下的媒介民族主義話語
  
  “歷史一當下”的二元關系是媒介建構民族主义話語的基本維度之一。歷史往往是從當下出發來理解和诠釋昔日自我,以便達成對自我的認識。它常常涉及對已逝去的社會活動、結構和關系的感知與判斷。由此形成的歷史叙事既是基於對昔日真相的考量,也是基於對今日之觀念结構和思維方式的潛移默化的運用。由於受到历史視角和現實利益的制約,還原后的歷史往往很難與其原貌完全契合,某些關於社會活动、結構和關系的敘述會受到壓制或消解,其他一些敘述則会被擡升或延展。正是通過對歷史敘述的“協調、阻礙、壓制或利用”,90年代以來的中國媒介建構了一部斷裂與延續、驕傲與屈辱並存的民族歷史。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在國內媒介的日常敘事中,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兩段截然不同的民族史:一个是“古代”和“當代”中國,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尊嚴、驕傲和自豪;一個是“近現代”中國,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屈辱、悲愴和憤怒。前者往往激發國人對強盛、輝煌的熱情緬懷和對發展、復興的熱烈想象,後者常常激發國人对創傷、恥辱的深刻聯想和對落後、分裂的深切憂慮。一般说來,媒介傾向於分別建构這兩種不同的歷史敘事,以激發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或憂患意识,增強民族凝聚力;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媒介會將這兩种敘事合二為一,建构一種整體性的、以重大斷裂和轉折为特質的線性民族史,以進一步激发人們對現狀的認同和對復兴前景的信仰與憧憬。無論是上述何種敘事方式,都不必然具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只有當這種以民族為線索的化約主義的叙事被媒介表征為歷史的唯一面貌,傾向於壓抑其他歷史敘述、取消歷史進程的錯綜复雜性,當所有的社會事件都被納入到這種線性歷史框架中,用來強化既有社會秩序的合理性時,它才會轉化為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限制國人對於民族共同體的時间想象。
  媒介所建構的“古代中國”史,是由世界古老文明創造者之一的中華民族所書寫的五千年流光溢彩、燦爛輝煌的帝国史,“強盛”是這一歷史敘事的關鍵詞。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傲視寰宇的圖景經常出現在报刊書籍對古代遺跡、器物的生動記述中,出現在歷史劇對汉唐盛世、明清王朝的精彩演義中,出現在媒介對傳統節日、典章、儀式的細致展示中。从“曾國藩熱”到“國學熱”,從春節聯歡晚會到《貞觀之治》,這種以“強盛”為主題的民族敘事在媒介中不斷復現。“當代中國”史則是中华民族再續輝煌、重返“古代中國”之高位的共和國史,“復興”是这一歷史敘事的關鍵詞。中華民族開放發展、屹立東方的圖景在媒介的政治經濟報道、商業廣告、晚會、專题片中不斷復現。從“人世”報道到“改革開放三十年”紀念專題,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焰火聯歡晚會”到“阿迪达斯(Adidas)”的奧運廣告,這種以“復興”為主題的民族敘事在國內媒介中得到了充分建構。與此同時,媒介還向國人展示了另外一番截然相反的历史圖景:從清末到新中國建立以前,中華民族屢遭外犯,割地賠款,生靈塗炭。在這一“近現代中國”的历史敘事中,“屈辱”是最核心的詞匯,它不斷出現在各種回顧性的报道以及相關圖書、電影、歷史劇和专題片之中。從《北洋水師》、《林則徐》到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專題报道,這種以“屈辱”為主題的民族敘事同樣在媒介中不斷回響。
  當上述三幅圖景被牽引到同一媒介事件或故事中,组合成一段線性的民族历史敘事,為敘述和評價當前的社會实存提供總體語境時,它們就完成了從一般的民族敘事向典型的民族主義話語的過渡。一方面,中國幾千年漫长復雜的歷史進程被表述為中華民族從“強盛”到“屈辱”再到“復興”的戲劇性的轉型過程,“古代中國”和“當代中國”是對民族振興的潛能和實力的證明,“近现代中國”則賦予了這種圖強訴求以歷史的合法性,其結论必然是中華民族能夠而且應該回到“原本就屬於自己的位置”上去;另一方面,當前的人、事、物被一一納入到“當代中國”的現實圖景中,淹埋在媒介關於中華民族發展演進的宏大歷史敘事中,成為一组抽象的符號,代表著對“古代中國”之“強盛”的延續和提升,對“近現代中國”之“屈辱”的正名和洗刷,和對“當代中國”之“復興”的合法性確認。在香港回歸、澳门回歸、申奧以及“神七”升空等晚近事件的报道中,均可見到這種叙事性建構的清晰痕跡。上述事件被媒介一一置於民族歷史的敘事背景中加以品斷和評價,最終指向同一結論:只有在既有的社會秩序下,包括堅持當前的政治制度、經濟和科技發展戰略、外事安排、民族政策等,才可能實現和維系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富強。
  
  三、空間視域下的媒介民族主義话語
  
  媒介建構民族主義話語的另一維度是自我—他者的二元關系,即“本民族”與“他民族”的關系。後者是前者身份得以驗明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在實現了對“他民族”的價值、觀念、文化和行為方式等的感知和對民族間差異的確認后,本民族的主體性和同一性才能被建構起來。這种介於“自我”與“他者”之间的比照和區分同樣並不必然導向民族主義。只有當二者間的差異被媒介無限誇大和恒常化,成為支配民族敘事的主導邏輯時,上述关系才會為民族主義話語所用,成為媒介賦予當前社會秩序以合法性的依據。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族自我與他者對立的二元框架一直占據著國內媒介日常敘事的視野,是媒介建構空間性的民族主義話語的首要途徑。搭建上述框架的過程具有雙重面向:一是“他者的民族化”,即將“他者”形象置於民族敘事的框架內,使他者與“民族”等同起來,如用“美國人”、“日本人”等表述來泛指其政府等;一是“民族的他者化”,即將其他民族置於“他者”的位置上,使它們成为與本民族不同甚至對立的价值、觀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表征,如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和平颠覆中國”的“密謀者”等。前者使認同固著在本民族與他民族的二元關系上,後者則进一步限定了關於他民族的集體想象的內容和範圍。经由上述兩方面過程,民族主义的認同空間得以建構。在有關中華民族的歷史和現實敘事中,他民族(國家)是一種永恒的“在場”,它為中華民族的自我定位提供必要的參驗指標。
  国內媒介建構了兩種類型的他者,并相應形成了兩類民族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一是面目模糊的“世界”,由此形成了“中國一世界”的關系鏈,後者常常作為中国的支持者、陪襯者或見證者出现在媒介敘事中;一是籠統、抽象的“西方”,由此形成了“被殖民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一發達國家”、“東方一西方”等關系鏈,中國無疑是關系鏈前端的典型代表,關系鏈的后端則經常作為中國的競爭者、陰謀者甚或侵略者出现在媒介敘事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世界”即“西方”,二者高度重合,充當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確立的唯一參照。
  在媒介敘事中,作为他者的“世界”是支持並赞賞中華民族全面復兴的“世界”。首先,這個“世界”總是堅定不移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如申奥、北約轟炸駐南使館事件的相關报道中普遍支持中方立場的國际輿論,電視劇中時常出現的喜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國人形象等。此外,在媒介對於國际局勢的描繪中,作為他者的“世界”常常是一個戰火紛飛、沖突不斷、動蕩不安的世界,它与中國的和平、穩定、發展形成鮮明對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比。这種反襯者角色的功用在趙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被一語道破,“縱觀世界風雲,這邊風景更好”。最後,媒介所建構的“世界”更是一個時刻關注中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它是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提升、綜合國力增強的見證者。较之前兩種形象,作為見證者的“世界”顯得更加抽象和概念化,它常以一種指涉不明、邊界模糊的整體形象出現在媒介對中國及中華民族的历史和現實成就的陳述和評價中,如媒介對香港回歸後的展望是“世界將看到,中國的明天会更好”,對全民籌奧的動因的解釋則是“實現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對於媒介而言,“世界”總“在那兒”,密切註視著位於舞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所有舉動。
  在媒介敘事中,作為他者的“西方”擁有相對固定的形象:它是侵占中國領土、掠奪財富和資源、剝削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列強和法西斯的代名詞,是中華民族積贫積弱、喪權辱國的集體記憶的制造者。當代“西方”在媒介中的形象則趨於兩級化:一方面,它是自由、民主、富庶的現代文明和發達國家的代名詞,是中華民族效仿的對象和未來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西方”又是繼續掠夺中華民族之財富、日趨墮落的後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代名詞,是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秩序的制造者,是中國的對立面。
  在多数情況下,媒介民族主義話語所建構的“世界”亦即“西方”,二者具有共同的指涉對象。例如,申奧失利後某報刊文章《我們告訴世界——北京不說“再見”》,聯系美国國會通過“反華議案”的背景以及文章中對列強侵華史的回顧,對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狀况的對比可知,標題中的“世界”亦即“西方”。此外,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下,“西方”一詞在媒介敘事中有著不言而喻的指涉對象,即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前期到21世紀初,美國都是媒介民族主義話語中不二的“他者”。它既是中國政治、經濟体制改革的模版,被各種媒介话語用來與中國進行比照,又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現實障礙和潛在威脅,必須時刻警惕,盡量利用,必要時抵制甚至發起對抗。2001年以來,日本開始取代美國上升为國內媒介民族主義话語中的頭號“他者”,成為中華民族歷史審思的源頭和當今中國的強大競爭者。在某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話語中,“日本(人)”已经成為了死不悔改、忘恩負義、氣焰囂張、野心勃勃、卑鄙下流等負面品格的代表。
  
  四、媒介民族主義話语的時空架構
  
  在民族“自我一往昔自我”、“自我—他者”二元對立的敘事框架的基礎上,媒介成功拓殖出了民族主義的認同空間進而賦予了它確定不移的規則和秩序:歷史从屬於當下,他民族从屬於本民族,在反觀本民族歷史和他民族之存在的過程中完成對中華民族今日之價值和利益的界定。從這一意義上說,不僅他民族是本民族的他者,歷史也是當下的他者,對立的雙方相互依賴卻並不對稱。“他者”實質上是媒介自身價值、態度和立場的投射,是民族主義認同空間中被擱置、壓制和放逐的另一個“自我”,它存在的全部價值和意義就在於為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和民族利益的自我正名提供合法性依據。這种通過二元思維的對立統一賦予人、事、物以意義的方式,具有典型的現代性品格,它構成了媒介民族主義話語在结構方面的顯著特質。
  在時間規划方面,媒介民族主義話語采取了一种“史詩”型的組合結構,通過圈定歷史、當下和未來在时間序列中的不同位階作用於民族成员的集體記憶。這一特殊的時間模式具有三個明顯特征,分別是作為主體的史詩性民族歷史、作為源頭的民族傳統,以及將史詩世界與當下現實分離的絕对距離。具體說來,在媒介叙事中,“古代中國”是史詩性民族歷史的主體,它擁有五千年輝煌燦爛的文明,盛極一時的帝国王朝,幅員遼闊的疆土,勤勞善良的人民;各种與之相關的民族傳統是這一史詩性歷史開啟的標誌;近現代中國,包括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國力的衰退、主權和領土的沦喪則構成了這一史詩世界與當下現實間之間的鴻溝,同時又是對後者的反證—_由於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不能如同之前的帝国或今日之共和國一樣正確地治理國家,史詩世界和當下現實之間才會出現此等差距。史詩性歷史是民族價值的孕育期,形成於這一時期的民族傳統穿越了近現代中國這一歷史斷層,進入當代而得以继續高揚。這種在“斷裂與延續、距離與近程、懷舊與丰足”的對立統一中銜接過去與現在的媒介時間模式,使歷史的或然轉化為必然,使中華民族成為“從一開始就在那兒”的先驗性存在,呈現出原生和永恒的外觀。它能激發國人對中華民族之價值與獨特性的歷史認知,獲得作為民族成員的崇高感和神圣感。
  在空間規劃方面,媒介民族主義話語采取了一種“自反性”的聚合結構,通過不斷建構、維系和調整對中華民族集体經歷的反思性理解作用於民族本土意識。這一類型的空間結構包含了處於“中心”的主体民族、為之提供“自反”動因的外圍環境,以及聯结主體民族與外圍環境的持续的自反意識三方面元素。具體说來,在媒介敘事中,中華民族被置於絕對的中心,所有的媒介事件或故事都是圍繞它展開,作為一個令(一般意義上的)世界矚目的“伟大民族”,中華民族是媒介認識、理解和評價各類事務和關系的出發點、依據和落腳點;以现代民族國家為單元的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尤其是與中華民族之間有著深厚歷史與現實淵源的民族/国家,如西方等,常常充當著民族自我反思的外部動因;二者的聯結點是媒介敘事中無處不在的世界意識以及它的極端形式——趕超觀念,即時刻在與外圍環境的比照性价值考量中確定中華民族的“位置”。當中華民族處於相對弱勢時,它導向對自身的否定性评價;反之,當中華民族處於相對優势時,它導向更加積極、正面的自我评價。因此,申奧失利和“炸館”事件被媒介解讀為民族貧弱可欺的明證,港澳回歸、神五升空卻被媒介表呈為民族振興的標志。在上述空間結構中,外围環境是不斷變換的,不變的是中華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圍绕這一地位展開的持續性的自我反思。媒介的民族敘事總是從中華民族的視角出發,經由與外围環境的比照,再回歸中華民族本身。自反性是如此深入地內化到了媒介的自覺意識中,以至於在外圍動因事實缺席的情況下,比照性的價值考量仍可以在媒介敘事中繼續展開,並賦予民族共同體以實存感和延續感。多數情況下,中華民族的凝視和監控者並非無处不在的“西方”或“世界”,而是媒介所建构的民族自我,這正是“自反性”的內核所在。這種在真實与虛幻、靜止與變幻的對立統一中銜接自我與他者的空間模式,貫穿在各種類型的媒介民族主義話語中,既可以提升国人的民族優越感和榮耀感,也可以激發他們的民族恥辱感和憂患意識。
  如果說时間性的媒介民族主义話語側重於建構歷史記憶,空間性的媒介民族主義話語側重於形塑現實認知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的話,那麽民族时空關系的現代性規劃則代表了前述兩種視域的整合。不過,此間並非部分與整体的關系。媒介對民族時空的想象性建構是一個融合了时間空間化和空間時間化的雙重進路的過程。這一過程永無完結之時,它在民族歷史記憶和現實认知的相互作用中展開,並在媒介自身的時空規劃中得以推進和拓展。
  一方面,媒介敘事將時間空間化,架構了一種空間性的時間關系。歷史被媒介表征為中华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国家之間交流和碰撞,尤其是與西方列強遭遇和鬥争以捍衛民族的主權獨立和领土完整的歷史。中華民族与其他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性對立賦予了時间以空間感;與此同時,民族作為一個擁有主權、自然資源和遺產的历史社群的形象在媒介敘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強調,時间因 此被同質化,呈現為空間元素和相關價值的傳遞和延續。另一方面,媒介敘事將空間時間化,建構了一種時間性的空間關系。民族作為一個擁有漫長歷史、傳統和文化品格的空間實體的形象在媒介中得到了細致的呈現。空間元素以及相关的價值觀念被媒介賦予“古老”的外觀,呈現為一種原生性的存在。仿佛從它的源頭開始,中華民族就已經獲得了獨特、穩定的種群、物产、疆界和主權。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與其他民族/國家尤其是西方之間的空間並置關系被媒介轉換為“時間上的普遍關系”,亦即以中華民族為代表的“非現代”向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看齊和趕超的時間關系。空間因此被媒介纳入到現代化的線性历史敘事中,呈現出不断延展的外部風貌。經由時間空間化和空間時間化的雙重進路,歷史記憶與现實認知在媒介敘事中相互佐证,相互促進,最終鑄造了一個幾乎完滿的民族形象——一个擁有數千年歷史文化和特殊的種群、物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遼闊疆域,擁有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願意為之前赴後繼、奮鬥不息的成员的偉大民族。這一形象在民族敘事中不斷重現,並借助媒介自身的時空規劃主導了國人对於中華民族的集體想象。
  此外,在國人感受、認識和理解外部世界及其組織結構,尤其是建構關於民族、民族國家的想象性认同的過程中,媒介自身的時空規劃也發揮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報紙、書刊、電視和互聯網等媒介再現和創造歷史,聯系此處與遠方,極大地改变了現代人的時空體验,使後者日益進入到一個“時空分離”和“時空壓縮”的生存之境。它们還借助特定的敘事方式,准確傳達和再現了重組后的時空關系,並使之嵌入到閱听人的日常體驗和實踐中,促成後者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密切接合。一方面,媒介創造了一種標準化、同步化的時間。它將來自不同空間的事件和故事並置,如安排在某日的报紙版面或電視時段中,使之呈现出水平鋪展的形態,从而制造了一種因果相連的共時性感受。對這些事件或故事的同步接收的強調,進一步“创造了一種超乎尋常的群眾仪式”——處於不同地域的人群在同一時間涉入到同一媒介場景中,獲得一種“缺席”的“在場感”。這種便於激發民族同一性想象的叙事形式,被反復運用在媒介民族主義話語中。近幾年春節聯欢晚會上增加的朗讀海外電函和網友留言的環節,就是出於強化“天涯共此時”意象的目的。另一方面,媒介還創造了一種流動的、時間化的空間。信息傳输的不斷加速逐漸取消了距離對社會交流和互動的局限,時間成為衡量空間的首要指針。媒介在将更廣泛的人群,如國內各族群和海外散居族裔征召到民族這一想象性共同體的範疇內,賦予民族成員以無間感和親近感的同時,還“將远方、他處的風貌拉近,成為我們想象的一部分”。作為人們觀察、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電視等家庭媒介將遠處景致接人私人領域,使“遠距離的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識中”,为民族他者的想象性建構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景觀源泉。國內媒介所塑造的民族他者如美國、日本等的形象,因此具有了接合經驗領域,成為社會“共識”的可能。
  歷史與当下、自我與他者、时間與空間的二元對立關系的建構,促成了線性時間觀、封閉空間觀和一元歷史目的论的確立。以過去——現在——未來為線索的媒介敘事将民族經歷表呈為一個不斷演化和進步的過程,每一時期都是對前一時期的價值揚棄。中華民族的现在優於過去,未來又勝於現在。這是“現代性”所預設的时代意識的典型反映——現代精神“貶低直接相关的前歷史,並與之保持一段距離,以便自己為自己提供規範性的基礎”,那種對於進化的崇拜和對未來的憧憬,“事實上只是在稱頌一個不斷重新炮制主觀設定的過去的現時性”。與此相適應的空間觀則是封閉性的。中華民族被設定為自反性媒介話語的起點和終點,處於中轉位置的“西方”和“世界”卻從未作為一種實存得到媒介的全面展示和描述;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仅代表了他者的想象性“在場”。媒介敘事中的空間關系實際上是從民族自我指向民族自我的封閉式循環,一種純粹的自我監控關系,缺乏真實的反饋和互動。線性時間與封閉空間結合,導向了一種“一元歷史目的論”。即將历史詮釋為主體單一意誌和願望推动下的不斷進化的過程,而這正是現代性廣遭詬病的緣由之一。中華民族被媒介解釋為歷史的唯一主體,它追求民族振興的強烈意誌和願望則被表述為歷史演進的唯一動力。“強國夢”和民族復興事業被媒介賦予絕對的合法性,任何偏離或違背這一目標的觀念、價值和立場都被邊緣化、忽略甚至摒棄。歷史因此表現為中華民族在時間和空間的雙重維度上向“民族振兴”這一目標接近的漫長而永恒的過程。“上下五千年”只具有一種單調的面孔,向着一個指日可待同時又遙不可及的目標邁進。現代性的媒介敘事最終將所有關於民族的線索都引至同一個方向,那就是民族主義。
  通過使歷史服務於當下,使他者服務於自我,媒介民族主義話語在引入二元對立矛盾的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消滅了這些矛盾,進而建立起一種看似自然、和諧的时空秩序。“通過它的命名、分類功能,語言將自身设定在一個適宜人類居住、基礎穩固、井然有序的世界與一個非本質的隨機世界之間。”在媒介民族主義話語中,對立的歷史和當下、他者和自我關系均属於“隨機世界”,只有當這兩组關系的前者無條件屈從於後者,為後者所征用時,它們才能並入“有序世界”,為民族主義話语提供必需的時空觀念和結構。從歧義、晦涩、斷裂向確定、清晰、延续的過渡,和從復線历史、開放空間向線性歷史、封闭空間的轉化,標誌著民族主義時空秩序的最終確立:所有的民族敘事,無論是歷史的或有關他者的,均服务於對當下既有社會秩序的合法件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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