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發展中的勞動就業與工會的維權工作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社會主義論文
論文標簽:就業論文
論文作者: 未知
上傳時間:2006/9/9 9:48:00

Employment and the Work of Safeguarding Workers' Rights by Chinese TradeUnions
in the Transition of Reform and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我國當前和今後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1]促進再就業,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题,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工會作為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合法代表,維護職工就業權是首要的任務。面對客觀的勞動就業局勢,工會應當密切关註勞動就業的發展態勢,積極協助政府做好就業和再就业工作,並在勞動就業方面提出並实施合理可行的相關主張。
  一、改革發展中的勞動就業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勞動力资源豐富的國家。在经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的就業压力十分沈重。黨和政府始終將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特别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舉措。從建立社會主义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大目標看,我國在勞動就業方面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初步形成了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勞動就业市場化的進程在日益加快。
  第一,就業方針及时調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促進就業和培育發展勞動力市場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1980年8月,政府將計划經濟體制下的“統包統配”的就業方針調整為“在國家统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绍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為了適应新時期就業工作的需要,1998年,政府又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市場就業機制,實現在國家政策指導下,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调節就業和政府促進就业的方針。”
  第二,就業規模不斷擴大。1978年—2002年,中國人口總量增長了33.4%,同期城鄉就業的總量從40152萬人增長為73740萬人。劳動就業總量增長了83.7%,24年總計增加就业人口33588萬,其中城鎮增加了15266萬人[2],充分顯示了中國經濟稳定增長,持續地創造勞動就業岗位的顯著成就。與此同時,城鄉就業結構、三大產業就业結構、城鎮就業人員的所有制單位分布結構等均呈現出明顯的市場就業特征。從三大產業就業結构看,已經從70.5∶17.3∶12.2轉變為50.0∶22.3∶27.7。
  第三,就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20世紀90年代后期,“鼓勵兼並、規範破產、下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的方針成為促進勞动力市場發展的催化劑,逐步確立了劳動力市場供求主體的獨立地位,劳動者通過公平競爭獲得就业崗位。市場工資率逐步成為引導劳動力合理配置的價格信號。勞動力市場服務中介日益規範化。在就業市場化趨勢中,我國逐漸形成了以勞動部門職业介紹機構為主幹,以行業主管部門、社團組織及其他法人實體舉辦的職业介紹機構為補充,多層次、多类型、廣覆蓋的職業介紹服務體系。
  第四,社會保障制度日趨完善。自20世紀80年代初开始,我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經過長期的探索和實踐,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以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為主要內容,多渠道籌集保障基金、保障制度日益規範化、管理服務逐步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1998年以来,政府采取了“兩個確保”的措施,即確保國企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和确保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按時足額发放。從1998—2001年,累計為2400萬下岗職工發放基本生活保障金800多億元,同時累計發放養老金6700多億元[3]。為勞動力市場正常運行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增強了社會經濟的有序性。
  二、就業環境變化對工會工作的挑戰
  由於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和經濟結構調整等原因,中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特別是加入WTO後,在勞動領域中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從勞動就业環境以及工會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的角度看,目前主要面臨以下問題:
  第一,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強資本弱勞工”格局日趨明顯。勞動力供給量大大超過勞動力需求量,這是中國勞动力市場運行中的首要問題。根據預測,僅在“十五”期間,城鎮新增就业和轉移農業勞動力各達到4000萬人。[4]也就是說,“十五”期間平均每年有1600萬新增就業人口。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民經濟增量對就業的拉動效應呈下降態勢。根據统計資料計算,1980—1989年的就業彈性系數平均為0.35404,而1990—1999年已下降為0.16912(註: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有關資料計算所得。)。同時,由於資本和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經濟發展对就業的拉動力減弱,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率亦不斷下降:1998年為50%,1999年為42%,2000年為35.4%,2001年為30.6%[5]。受人口增長等原因的影響,我國勞動力供求总量的矛盾在短期內難以克服,因而勞動力供給一方在勞動关系中基本處於被動的劣勢地位。“入世”後,我國將大幅度削減關稅,大範圍開放國内市場,中國的民族产業將受到巨大沖擊。在產業結構轉換過程中,將會進一步強化勞動力供给方的弱勢地位,勞動力供求雙方實力不均衡的現象日趨嚴重。在此背景下,正在形成中國的“強資本,弱勞工”格局並有加劇趨勢,更加需要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特別是代表其中的弱勢群體的利益。
  第二,就業結構性矛盾嚴重,弱勢勞工群体問題凸顯。雖然建國後我國劳動力的素質有了較大的提高,但是整體的文化技術水平仍然很低。目前,勞動力總量過剩與勞動力局部有效供應不足同時並存,劳動力供求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明顯。一方面,由於勞動者的择業願望、職業素質與社会需求不一致,一些高新技术產業部門崗位空缺,訓练有素的技術人才難以尋覓;另一方面,普通勞動力供大於求,劳動者求職困難。與之同時,一些傳統行業和苦、累、脏的工種出現招工難,為維持正常生產,企業不得不大量雇佣農民工,城裏人失業和農民工进城務工的狀況進一步加劇了城镇勞動力供求結構性失调的局面。
  一部分年齡偏大、素質較低、技能落後的職工,包括農民工成為勞動群體中的弱勢群體,面對日益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他們往往沒有能力保護自己,迫切需要工會組織代表他們的利益。在这方面,值得工會高度關註並認真研究的問題是,面对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湧向城鎮後对城鎮造成的就業壓力,特別是廉價的農民工對在业勞動者就業崗位的沖擊,工會如何維護職工的切身利益。同時,由於農民工具有“工資要求低,吃苦耐勞”等特點,企業遵循“利潤最大化,成本最低化”的原則,在同一層次的勞動力中會首選農民工,因此,勞工群体內部的這一“向下競爭”的現實迫切需要中國工會堅持“哪裏有職工哪裏就要組建工會”的原則,加快工会組建的步伐,從而增強有組织的行動,更好地維護勞工的合法權益。
  第三,勞動力流動性增強,劳動關系安全性下降。改革开放以來,伴隨著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和社會开放度的日益擴大,我國跨區域的勞动力遷移規模亦有明顯增長。21世紀初期,我国將加快經濟重組速度,快速实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因此,勞動力的流動規模,其中包括勞动力流動的地域範圍、勞動力流動的人員結構組成、劳動力流動總量、勞動力流動的企業類別、勞動力流動頻率等等,都將發生明顯的變化。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資料表明,我国的流動人口已經超过1.2億,其中,從鄉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鎮的有74%[6]。在城鎮經濟中,勞動者的流向明顯地表現出從國有經濟單位流向非國有經濟單位的特征。根據統計資料,1998—2001年,城鎮就業總量增长了2324萬人,然而,同期國有經濟單位和集體經濟單位的就業者數量下降了2090萬人,其他經濟類型吸收就業者的數量增加了4414万人,其中僅私營企業的就業者數量就增長了554萬人[7]。
  隨著勞動力流動性增強和就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職业的穩定性下降,勞動關系的安全性減弱,勞動關系的特征在多樣化、復雜化的基礎上继續發生深刻的變化,出現了勞动關系易激化、勞資對立社會化的特征。在國有企業,隨著隐性失業的顯性化和公开化,不僅下崗人員總量增加,而且在企業經營機制轉变的過程中,部分在崗人員的勞動權益也受到影響,集體上訪與突發事件增多;在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資方在報酬待遇、生產條件、劳動時間和管理等方面侵害職工合法權益的現象有增無減。統計資料表明,1993—2001年,全國各类勞動爭議案件從12368件上升為15462件,增長了11.5倍[8]。種種跡象表明,我国勞動關系正日益朝著不利於勞動力供給方的方向發展。面對這種情況,工會更要重視運用法律武器,用《勞动法》和勞動合同來保護職工的切身利益。
  第四,城鎮失业率迅猛上升,社會保障亟待完善。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明顯呈現出上升趨勢。1993年至2002年9月底,失業人口量從420萬增長為752萬,增長了79%。近期,城鎮登記失業率增長迅猛。1997—2000年,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保持在3.1%的水平,2001年底,上升為3.6%[9]。截止2002年底,又上升了0.4個百分點,達到4%[10]。“十五”期間是我国就業制度並軌、三条保障線轉為兩條保障線的關鍵時期,公開登記失業率將持續上升。国家在“十五”時期劳動就業宏觀調控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左右[11]。勿庸置疑,今後一段時期失業率將持續上升,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考虑到全國1150萬国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考慮到農村1.5億的龐大富余勞動力總量,則城鎮的就業不足狀況更加令人擔憂。
  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失業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尚不能領取到失業保險金。例如,2001年失業人數為681萬人,當年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為468.5萬人,占失业人員的68.8%;而當年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僅為347.6萬人,僅占失业人員的51.0%[12]。另外,從全社會看,貧富差距呈現出擴大的趋勢。國家統計局的最新资料顯示,從1990年到現在,最窮的20%的人口所占財富份額由6.3%下降到3%,最富的20%人口所占財富份額已經達到55%,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發揮其缩小貧富差距的功能。
  針對上述情況,積極地協助黨政促進再就業,抑制失業率的上升,同時,積極推動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參與社會保障改革立法,應是工會維護職工權益的最重要的工作內容。 免費论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應對就业挑戰的工會工作
  在就业市場化的進程中,工會工作不能簡单地重復過去。今後一段時期,應當認真學習江澤民在“全國再就業工作會议”上的講話,深刻领會江澤民提出的五個需要正確處理的關系;即要正確处理發展經濟與擴大就业的關系;要正確處理经濟結構調整和擴大就業的关系;要正確處理深化改革與扩大就業的關系;要正確處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與扩大就業的關系,要正確处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與扩大就業的關系。要在新的起點上,以新的思路、新的標準、新的要求實現新的突破。
  第一,工會工作必須講政治,要堅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努力實現“兩個維护”的統一。工會作為黨领導的職工自願結合的工人階级群眾性組織,是黨聯系群眾的桥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权的重要社會支柱,是職工群眾合法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勞动力結構將繼續調整,工會既要維護職工的勞動就業權,又要支持國有企業的調整,這是一项艱巨的任務。“入世”後日趨激烈的國際、國內市場競爭使中國的勞动就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對工會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工會法》第一章第六條規定:“維護职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职責,工會在維護全國人民总體利益的同時,代表和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中國的改革事業取得成功,是實現、維護和發展人民群眾利益的最根本保證,所以,工會組織要“清醒地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倍加顧全大局,倍加珍视團結,倍加維護穩定。”[13]要把自身開展的每一項工作都放到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中來認識和把握,積極宣傳黨的有关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支持改革,立足在維護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基礎上努力維護職工的勞動就業權。实現兩個維護的統一。
  第二,源頭參與,強化監督,夯實工會維權的基礎。《工會法》第三章第三十三條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勞動就業、工資、勞動安全衛生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時,应當吸收同級工會參加研究,聽取工會意見。”健全的法律是工會維護職工權益的制勝法寶。改革以來,工會組織积極參與立法、政策制定和勞動關系調整,加強執法監督及勞動爭議調整和仲裁工作。近5年來,參與制定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規和政策1264件。“十五”期間,我國將要出臺一系列有關勞動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規。工會要加大參與立法的工作力度,積極參加《社會保险法》、《養老保險法》、《醫療保險法》和《勞動合同法》等勞動和社會保障方面的立法及相關的政策制定,並要積極參與同级政府促進再就業工作領導機構,参與有關促進就業和再就業的法律法規、政策的制定,積極反映职工群眾的意願和要求,從“源頭”上維护職工的合法權益。
  目前,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是再就業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因此,必須加大法律監察力度。工会應積極建議勞動部門建立举報制度,並定期進行監察活動,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把領導監督同群眾监督、執法機構監督同社會監督等結合起來,對違反《勞動法》,危害職工利益的行為,及時予以查處。工會应認真履行職責,主動提出對下岗職工問題的意見,聽取群眾的申诉,支持他們的合理要求,並積极參與群眾性的勞動監察工作,协助政府做好監督檢查工作,以保證下崗職工的合法權益。
  第三,積极促進就業,穩定就業岗位,減少失業。就业權是法律賦予勞動者的最基本的權利。工會依法維护職工的合法權益,首先應維護職工的就業權。2000年11月,全總第一副主席張俊九在全國工会保障工作會議上指出:“工會要註重研究就業問題,把擴大就業,穩定就業崗位和減少失业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列入議事日程,积極探索在這一領域開展工作的路數和方法。維護職工的勞動權益,推動市場導向型就業機制的建立和劳動力市場的發育。”這充分表明了工會在勞動就業市場化趋勢下的有關就業主張。按照全國再就業工作會議的精神,工會应積極履行維護職工權益的職能,不仅要協助企業行政開展多種經營,开拓新的經濟增長點,分流富余职工。還要大力開展職工培訓工作和工會職業介紹工作,並积極宣傳政府促進再就業的政策,幫助職工轉變就業觀念,多方位地促進解決下崗再就業問題。要發揮工會組織的優勢,在今後三年內,實現對150萬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為150萬下崗失業人員提供職業介紹服務,幫助150萬下崗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到2003年底,在全国50個大中城市建立和逐步規範困難職工幫扶中心,三年內达到200個。
  第四,工會應積極協助黨政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开放以來,我國工會组織在建立社會互助制度方面發挥了明顯的作用。自1994年開始,全國各級工會組織每年開展對困難職工家庭“送溫暖”活動。幾年來,共籌集慰问款104.4億元,走訪慰問了3975萬戶次困难職工、勞動模範、離退休職工和傷病殘職工家庭[14]。然而,借鑒國際社會的經驗,我國工會應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例如,在瑞典,工會组織直接參與社會保障管理,從事失業保險基金的收支和管理工作。在俄羅斯,社會保險基金會由全俄三方代表(政府、工會和雇主組織)組成,人數為“三三制”。為了在基層更好地實行管理,每個企業建立了社會保險管理委员會,它純粹是社會群眾組织,由工會代表和企業行政代表共同組成。這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和参考。
  我国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正處在經濟轉軌和人口老化的雙重壓力之下,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社會保險基金缺口大,隱性債務嚴重[15](註:“據來自世界銀行、勞动部以及體改辦課題組的測算,我國社保基金的缺口最少是三萬億,這個隱性債務需要得到根本的解決。……大概要經過30—40年的過程才能還清三萬億的債务。”)。在日益激烈的市場就業競爭情況下,工會不僅要保護職工眼前的就业權利,更要保護職工的長遠利益,使其退休養老後及在遭遇疾病、失業、工傷、生育等工业勞動風險時能夠借助社會保障制度獲得必要的社會物質幫助。所以,工會應當多方努力,積極參與社會保障体系建設。一是要監督企業按時足額地交納社會保險費;二是要積極參與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工作,監督社保基金的運營,切實保证社保基金的保值和增值;三是要推动有條件的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和企業補充醫療保險。同時,工会組織可采取多種措施,為特困職工排憂解難。四是要進一步推動送温暖活動的深入發展,對特困職工承擔第一責任人(第一知情人、第一報告人、第一帮助人)的職責。形成比較健全的送溫暖活動的工作网絡和有效機制,推动其向經常化、制度化和社會化的方向深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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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發展狀況政府白皮書[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沈琴琴.劳動經濟[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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