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體制的社會主義與道義的社會主義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社會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姚洋
上傳時間:2012/1/18 11:42:00

  在金融危機的重壓之下,金融機構的國有化成為歐美國家政府的一個重要政策选擇。在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在過去幾年間得到了加強,國有企業的盈利也大大提高。兩者似乎遙相呼應,讓國內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興盛起來。崔之元通過對重庆“新政”的考察,把國有制的優劣問題重新擺在我們的面前(參見本刊2009年2月號崔之元《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济學含義》一文)。重慶建立了七個國有金融公司,任務是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重慶市的一个創新是把BOT(即build,operation,transfer)變成了BT(build,transfer)。BOT是私人投資建設基礎設施,然後經營若幹年,再把設施無償轉讓給政府。BT省略了中間的經營環節,政府直接購買私人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資金來自於基础設施建成之後土地的增值。这個模式到目前為止是成功的,國有金融公司都有大量盈利。之元認為,政府有了这些盈利之後,就會降低對私人企業的稅收,從而促進重慶私人經濟的發展。之元不是要求中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而是認為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不僅可以增加國家經济建設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可以促進私人經濟的增長;推而廣之,他傾向於認為,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

  國企的盈利與私企的稅负
  
  本來,關于國有企業的討論早该塵埃落定了,過去十幾年風起雲湧的改制浪潮已經是對國有企業的否定。之元的新穎之處,在於提出了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有利于私人經濟的發展這個命題,這是以往對於國有企業的討論中沒有涉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認為,國有企業存在的目的是消除剝削;在中國,國有企業還擔負著实施國家產業政策的任務。之元的觀點不同於這些傳統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它和基諾瓦尼·安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關於中國式資本主義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處。安瑞吉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采納的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即國家是“管理資產阶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1] 而中國的資本主義采納的是斯密意義上的市場导向的發展模式,即國家不是任何階級的工具,而是通過鼓勵市場的發展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之元提倡的社會主义市場經濟是對安瑞吉觀點的具體化:如果國有企業真的像他所說的那樣,能夠減輕私人企業的稅收負擔,則发展國有企業就有利于市場的發展。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觀點,同时也是一個頗難反駁的觀點。
  我們大體上知道,在目前的情況下,國有企業要盈利,要麽有一定的壟斷地位,要么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顧。在過去的几年裏,國有企業實現了巨額盈利,例如,全部約12萬家國有企業在2007年的盈利總額達到1.62万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6%。然而,這些盈利中的64%是146家央企貢獻的;在規模以上的國企當中,央企的貢献更大,達到規模以上國企總盈利的95%。也就是說,绝大多數地方所有的国有企業要麽沒有盈利,要麽發生了虧損。那麽,央企是如何实現盈利的呢?我們都知道,那是通过它們的壟斷地位或国家的扶持實現的。但是,用這個理由並不能反駁之元的論點。
  從壟断方面來說,一些行业帶有自然壟斷的性質,即企業的平均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下降,因而企業越大越有效率。而央企,特別是盈利巨大的央企,如石化和電信企業,都是自然壟斷的行業。對於这些行業,想通過競爭來削弱垄斷企業是沒有用的,恰恰相反,競争的結果就是導致行業的集中。限制垄斷企業的權力只能通過政府规制,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与其讓私人企業來獲取壟斷利潤,還不如換上國有企業,因為政府可以把後者的利潤直接用於公共目的。如果這些國有企業創造的利潤能夠像之元所說的那樣,減輕政府對私人企業的稅收,則我们又多了一條贊成國有企業的理由。
  從政府扶持方面來說,我們雖然知道這會降低國有企業的效率,但是,如果國有企業因此創造的財富足以彌補其效率損失並降低政府對私人企業的稅收,則政府扶持是值得的。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展得益於國家的扶持,任何一條商船後面,都有國家武力的影子。中國當然沒有重复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如果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是為了保護市場健康和快速的發育,則我們就沒有理由反對。事實上,如果這種幹預能夠让所有人平等地享受其結果,它就好於國家只是“管理資產階級的公共事務的委員會”這樣的模式。當然,國有企業員工因為國家的保护而受益,但我們完全可以把這看作是國家執行市場導向的發展模式所必須付出的成本。
  
  市場經济中的國企軟預算約束問題

  要反駁之元的命題,我們首先還是要回到對国有企業的經典討論,追問國有企业盈利的可持續性問題。國有企業無法避免的根本問題是软預算約束,即當它们投資失敗的時候,它們总是可以從政府那裏獲得更多的資金投入。有官員得意地說,“國有企业是國家的兒子”,並認定国有企業比私人企業更可靠。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兒子这一點不假,但是,它們是否更可靠卻不一定。它們既然是兒子,國家這個父親就有義務照顧它們。如果兒子爭氣,會给父親帶來榮耀和物質回報。但是,我們都知道,代際之間的愛從來就是單向的,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無条件的,而兒女對父母的愛是有條件的。把這種愛的單向關系运用到國家和國有企業的關系上也是恰當的:國家有义務給予國有企業無條件的帮助,而國有企業只負盈,不負亏。在這種情況下,國企的激勵结構是扭曲的,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盈利的可持續性因此沒有保障。三大石油公司這些年的盈利因為石油價格大漲而迅速增加,社會上要求分紅的呼聲很高;但是,不要忘了,在石油價格漲起來之前,三大石油公司是虧损的,政府每年都要給它們提供巨額補貼。國有企業的其他弊病,如人浮於事、缺乏內部激勵機制等等,都可以通過競爭和内部改革得以醫治,但是,軟預算约束卻是國有企業無可救藥的頑疾,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前面給出的數字表明,絕大多數地方國企都沒有盈利。這些國企之所以能够生存到今天,一定是因為地方政府認為它們能夠為地方經濟发揮重要作用。但是,相比央企,它們的壟斷地位不够強大,不足以抵消效率低下帶來的損失。現在再搞國有企業,給政府帶來負擔的可能性遠高于給社會帶來收益的可能性。
  之元可能會反駁說,金融危機政府的救市行動表明,即使是資本主義企業,也存在軟預算約束的問題。然而,這种軟預算約束和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有著本質的不同。美國政府之所以要救AIG,是因為40%以上的美國家庭和它有业務關系,救AIG就是救美國人民。但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指望美國政府去救它們,哪怕它們很大──雷蒙兄弟公司很大,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救它。相比之下,國有企業天然就要求政府救助,哪怕它們失敗之后對全社會的影響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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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元可能還會反駁說,现在的國企和過去的國企不一樣了,現在是市場經濟,而過去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數量是有限的,不會產生大面積的軟預算約束問題。但是,恰恰是在市場經濟中,國企的軟預算約束可能變得更為嚴重。這一是因為國企在市場竞爭中失敗的可能性增加,二是因為政府可以比較輕松地獲得支持失敗國企的資金。在目前,多數資金來自於銀行,盡管地方政府不擁有銀行,但总是可以找到辦法說服銀行給自己的國企貸款,這樣就產生道德風險問題,地方政府不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责。在重慶,政府主要通過經营土地獲得盈利,但這種盈利模式的弊端也是明顯的,對城市生態的破壞和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嚴重的後果。 反駁之元的命題,我們還可以追問,國有企業的功能是否就是不可替代的?既然建立國企的目的是籌集資金,那麽,為什麽不能用BOT的方式直接引进私人投資呢?這樣不也可以減少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征稅嗎?寧波至上海的跨海大橋可以由私人資本參與修建,為什麽重慶就不可以做BOT呢?我想,這裏的根本問题是政府是否相信社会的問題。我不反對政府在協調社会力量方面的作用,但是,像重慶那样大力扶持國有金融公司的做法,是在以政府代替社會。國有金融公司不仅對私人企業有擠出效應,而且向社會灌輸了一種思想,即政府比社會能夠更好地發展地方經濟。这是一種思想上的回潮,也是近些年來政府作用加強的具體表現。這種回潮对中國有相當的危險性,它不仅是對1980和1990年代改革的否定,而且將把中國引入歧途。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皇權思想和精英治國理念,盡管在一定时期它們有可圈可點的優勢,但民众的發展卻受到限制,從而導致民族創造力的喪失。
  
  体制的社會主義與道義的社會主義

  體制的社會主義──即建立在國有企業和計劃經濟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我不是一个哈耶克的崇拜者,但贊同哈耶克对體制的社會主義的批評,即它無法解決如何為計劃收集必要的信息的問題。哈耶克預测,體制的社會主義必然導致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歷史不幸被他而言中。我们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因此可以避免“通往奴役之路”,但是,保留國有企業的目的──按照我的理解──是為了方便國家對經济的幹預,因此,所谓的“社會主義市場经濟”,是否實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並不必然是壞東西,如果國家真的像安瑞吉所說的那樣,意在建立斯密意義上的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則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可以接受的。從這个角度,我們可以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济進行新的詮釋。
  市場經濟是核心,社會主義是定語,這是我們自1993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以來所達成的認知,目前的爭論是对社會主義的理解。从安瑞吉的理論來理解,社會主義可以認為是“以社會目標統領市場的运作”。在亞當·斯密的市場导向的發展模式中,政府的目標是稅收;在社會主義市场經濟中,政府的目標應該更廣泛,應該以全社會的利益为導向。用我個人喜歡用的詞,就是政府應該成為一個中性政府,即一个不偏袒任何社會集团或組織的政府。這樣的一个政府不必是無私的,而是通過實現社會目標來實现自己的目標。市場被證明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經濟制度,因此,一個中性政府保護市場的發育。在這個過程中,建立国有企業不是一個必然的选擇,政府有各種其他手段可以達到保護市場發育的目的。事實上,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本身可能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由於和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有可能改变政府的中性性質。
  但是,我願意看到的社會主義,比上面所講的中性政府的內容更多一些。體制的社會主义失敗了,但道義的社會主義仍然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所謂道義的社会主義,就是回到《共产黨宣言》,創造一個充分發揮每個人能力的社會。個人能力有差別,但阻礙個人能力發揮作用的不是個人能力本身,而是個人所掌握的資源,包括物質資源、社會資源和政治資源。道義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使個人能力免受資源的約束。市场無法做到這一點,事實上,市場往往放大資源約束。這就要求國家進行再分配,以矯正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对個人能力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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