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社會主義激情與傳媒中的社會主義形象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社會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孟繁華
上傳時間:2012/1/20 11:33:00

  蘇聯和東欧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是20世紀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历史事件,國際共運也因此跌入谷底。這一事件,使西方主流理論家獲得了重述歷史的可乘之機,弗郎西斯·福山幸災樂禍地斷言:“我們所正在經歷的一切,或許不僅僅是冷戰或是一個戰後歷史的特定歷史階段的結束,而根本上就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我們已經處在人類的意識形態演化的終点,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為人类政府的最終形式已經開始适用於全世界。”①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在美國膚淺的记者那裏被成倍地放大為“我們能夠回答柏拉圖的提問”。這位名叫查爾斯·克勞特哈摩爾的人聲稱:“自柏拉圖時代就困擾著所有研究政治的思想家,哲學家們的問題,即什麽才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現在這個問題得到了解答。”他自己回答說:“幾千年來,人們實驗了各种各樣的制度。現在,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結束這一千年了,因為我們可以確信已經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尋找的東西,那就是多元化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②但是,福山和這位記者對社會主義的判詞顯然宣布得太早了。他們不僅遭到了仍處於社會主義政體的中國理論家的質疑和批判,同時也遭到了来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者同樣的懷疑。德國歷史學家和政論家瑪利昂·格萊芬·登霍夫理智地回應說:“實際上人們心中仍然忐忑不安。人們自問,是否我们的現在就是歷史老人腦中下一個荒謬的念頭呢?或許資本主义也會毀滅,並被一個吸取了教訓的社會主義所拯救。這種想法并非像聽起來那麽完全不可想象。”玛利昂接著指出:“确實,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在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失敗了。但是,作為一種理想社會,作為古老的人類理想的集合體:社會公正,團結與共,解放被壓迫者,幫助弱小者,社會主義是不會消失的。”③這样的聲音,與西方主流的“歷史的終结”或者西方不戰自勝的神話,以及在這樣的敘事中建構起的趾高氣扬的新意識形態相比,显然要冷靜和理智得多。
  瑪利昂對西方主流理論家的回應以及她對社會主義的想象,雖然不能替代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感同身受的理解,也不能因此遮蔽了社會主義已經出现的失誤和聞題。但值得我們註意的是,她對人类社會理想的描述,对資本主義社會的深怀憂慮和深刻的不信任,為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激情時代的回顧和檢討,提供了另外一種參照。
  一
  1949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宣布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摧毁舊秩序的戰鬥,國民黨政府已經形存實亡;同時,在共產黨內部也完成了對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統一認識。這時,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报告。這個對新中國未來的构想,事實上就是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藍圖。在這個報告裏毛澤東主要集中論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在新中國條件下各階級的地位問題。新中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工人階級、農民階级和廣大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是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同時要團結能夠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為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屬於人民的範疇。第二,毛澤東分析了中國經濟結構的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他根據中國工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提出了“国民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质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同年9月,中國共產黨和各民族黨派、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国外華僑及其他愛國主義分子的代表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籌备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議接受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論人民民主專政》兩個綱領性文件的基本精神為建國綱領的政策基礎,制定並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议共同綱領》。這個綱領规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同時確認了社會主義的发展方向。
  綱领還規定了建設新的思想文化的目標,就是要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主導或領導地位,它屬於社會主义意識形態的範疇。同時允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殖民地奴化思想以外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合法存在。刘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传工作會議上指出:“在黨內,只承認一種思想是合法的就是無產阶級思想、馬克思主義。在党外,非無產階級、非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是合法的。但要批評,指出它的錯誤。”只有“肅清帝國主義思想、封建主義思想,批評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样才能確立馬列主義——工人階級思想的領導權”,“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取得勝利,保證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④這些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路線闡释,基本上確定了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方向。這個方向的確立對於剛剛邁入共和國的民众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也就是說,在民族和階級的斗爭中,民眾理解推翻地主階级、資產階級是切近并且切實的目標,革命就是翻身解放。但是,當這一目標實現之後,他們進入了一個並不熟悉的生活秩序中,社會上的人與事還未形成一個明晰的“分類目录”。因為“政體的分化也意味著一個獨特而鮮明的政治行為文化模式的分化,因為舊有的、非專門化的模式要麽太含混,要麽太具體,不能提出一個政治體系所要求的那類指導。它们或是用先驗的意義來束縛政治行為,或者用習慣判斷的空洞現實主義压抑它的政治想象。只有當一個社會的最普遍的文化導向和最切實可行的‘實用’導向都不足為政治進程提供一個恰當的形象時,作為社會政治意義及態度來源的意識形態才開始變得分外重要。”⑤民眾作為一個散亂的群體,他們傳統秉性是選擇自己利益的“代言者”和保護者,並以無言的方式將自己的权力“移交”給統治者“代行”。在他們尚不明確如何邁向未來時,普遍的“迷失”就會發生。“面對這種迷失,原來接受的權威、責任及民權目標似乎極為乏力。尋求一個借此對政治難題作出分析,思考及反應的新的符號框架,無論其形式是民族主义、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君主專制主義、折衷主義,或是各種重建的傳統主义(或者更普遍的是,以上幾種的混合物),因此就變得極為迫切。”⑥社會主義的方向解決了社會的文化緊張,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地圖的同時,也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適應的符號框架,因此也就成為产生新道德和集體主义文化的母體。
  这個新的道德首先是社會的政治经濟平等,而且這一平等的解釋始終是面對工農大眾的。平等的觀念和社會主义對未來的許諾,使初建的共和國如千年盛世般地充溢著社會主義的激情。它也因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因此,80年代中期,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在評價毛澤東时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時說:“毛澤东作為一位推進經濟現代化的人物終於比他作為一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功得多。當然,這種情況並不與一些人對毛澤東時代的通常認識相一致。這些人說毛澤東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了現代化,並且宣稱,當這位已故的主席為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精神烏托邦而著手進行一種無效的追求時,經濟的發展被忽略了。實际的歷史記錄表明了一個相当不同的進程,而且這一進程实質上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進程。……在毛澤東时期,工業總產值增長38倍,重工业總產值增長90倍。從1950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如果從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這是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而且,中國工业產量在這個期間增長的步伐,比現在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間所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在毛澤東時代,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國已經從一個主要是進行農業生產的國家引人註目地變成了比較工業化的国家。”⑦這種巨大的成就不僅為社會主義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力量,提高了國際地位,更重要的是,它為一個民族帶来了自信力和自豪感。社會主義道路的效率為中國帶來的巨大變革,顯示了它無可限量的光明未來。因此,有了民族向心力和平等感的廣大民眾,就不能不認同共產黨為他們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社會主義文化领導權得以確立和鞏固的根本原因。
  經濟上的成就,顯示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理解的极為現實的一面,“五年計劃”的不断制定,標示了社會主义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但毛澤东同時還有對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強烈期待,這一期待不僅難以制定像經濟現代化的“五年計劃”一樣的時間表,同时它也是一個不斷被修訂中的想象。這就使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工程一再延宕以至遙遙無期。对“社會主義新人”的培育,總是以“運動”的方式出现的。而每一次運動又總要以“淘汰”部分人作為代價。但是,无論涉及那一領域的運动,民眾都是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運動的對象。對資產階級、封建主義、黨內官僚、腐化分子、右傾分子、知识權威等,都是在號召者有目的的引導和民眾吶喊聲中灭亡的。不斷的運動不僅實現著“社會主義新人”的進程,同時也不斷地刺激、激發了社會主義激情的高漲。民眾在高昂的參與情緒中找到了“當家做主”的體驗。因此,普通民眾對社會主義的熱愛之情與官僚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比較起來,即使到了90年代仍然要強烈得多。當然,社會主義文化領导權在民眾那裏的認同,不止是對經濟平均主義的懷戀,也不止是對虛幻的“當家做主”的懷念,那裏既有他们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最初印象和集體記憶,同時也隱含著對已逝歲月遠為復杂的想象性建構。在90年代,與迎合懷舊思潮相關的大量“紅色文化”印刷讀物的出現及影视節目的重放,雖然具有明確無誤的商業訴求,但同時也是消費和需求的社會心理基礎呼喚出來的。
  二
  民眾普遍高漲的社會主義激情,不仅與蓬勃發展的現實中國有關,同时也與“社會主義的全球化”背景有关。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極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且也成功地示範了社會主義國家政体的可能性。它不僅在歐洲、亞洲引起了爭相學習的沖動,而且也同樣引起了遠在加勒比海的古巴的景仰和熱愛。以至於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於1960年12月访蘇期間,發表了如下充滿了社會主義激情的言論:“我們在這個國家渡過的日子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這個國家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最徹底的革命。我們在蘇聯逗留期間,沒有一天不體會到这一點。”“我們親眼看到,這個國家的人民在革命已經勝利了43年以後,在反对武裝幹涉的鬥爭已經結束了那麽多年以後,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著他們的革命精神。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蘇聯的公民,竟沒有一個例外,都深刻地了解人類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切問題,都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這是我們在各地切身體會到的。”在格瓦拉的心目中,“蘇聯……。使得拉丁美洲各國,即使不是它們的政府,至少是它們的人民,更加明白,真正的新生活正是蘇聯這个國家才有,並且是從這個国家傳播開去的。”⑧格瓦拉60年代初期對蘇聯的感情和認識,與10年前中國對蘇联的感情和認識如出一轍。中國人民對蘇聯的感情,不僅使中國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不僅是苏聯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支持,同时,蘇聯文學藝術所建構的蘇聯形象給中国人民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僅稱苏聯為“老大哥”,年輕人崇拜左姬、舒拉、保爾,以及托爾斯泰以降的所有俄羅斯/蘇聯的文學藝術巨匠,而且,女青年穿“布拉吉”,唱“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社會生活領域,我們羨慕“集體農莊”和“喝牛奶吃面包”,《中蘇友好互助條約》时,北京美專的學生們在北京街頭懸掛起巨大的招贴畫,上面寫著“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北海溜冰場上,青年們歡樂地打鬧並用俄語大聲地交談。蘇聯是那一時代无可替代的榜樣,以至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按照蘇联的模式制定的。但是,在這些現象背後隐含的不為民眾所知的矛盾,不僅沒有緩和的趨勢,反而導致了公開的決裂,中蘇蜜月終於結束。
  社會主义帝國主義陣營的劃分,以及苏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對正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使不同角落的人民相信蘇聯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性。兩個陣營的劃分,不止是社會道路,意識形態的明晰界限,它同時還隱含著具有民族獨立屏障的巨大功能。事实上,維護民族的獨立性,一直是社会主義激情最具活力的泉源。這不僅是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民眾動員的可靠情感話語資源,同時也是在國際共運內部鬥争中,在國內獲得文化領導权的最具號召力和點燃激情的口號。事實上中共同蘇共的分歧早已存在。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论十大關系》中,著重強調了蘇聯的教訓,並重述了蘇共留給中共的不快記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争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战,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胜利。1949、195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⑨蘇共對中共歷史上的輕慢以及在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条約”時,蘇要求在中國的東北和新疆享有特權,在確定雙方貨幣比價時,強行壓低人民幣比值提高盧布的比價的做法,都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除了這些問題之外,還面临著國際關系的問題:“蘇美1955年在日內瓦和1959年在戴維營的最高級會談,與北京同華盛頓之間缺乏外交承认形成對照。伴隨蘇聯強調‘和平共處’而來的,是對核時代的戰争冒險的警告。這以為著蘇联默認美國對臺灣的防務義務,它使中國國民党人在同共產黨人的內戰中,免於最後失敗。在南亞,正當印度與中國的邊境爭端爆發為與西藏叛亂相連系的武裝沖突時,莫斯科卻向新德裏求愛。更遠一點說,中國自命亞非會議的領導,而苏聯則對新獨立的第三世界怀有野心。甚至蘇聯花相當大的代价獲得的緩沖地帶東歐,也不是北京不可及的,特別是在1956—1957年,有的東歐國家領導把尋求中國的幫助作為向莫斯科討價還價的手段。到60年代初,這導致北京公開支持阿爾巴尼亞反對克裏姆林宮。”⑩意識形態裂的同時,蘇联撤回了全部專家,停止了對華的一切援助,在中國惨遭自然災害的時候,蘇聯的這一手段對中國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但也同樣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情感,反對“修正主義”是那一時代全體中國人民的共識。它從反面進一步激發了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設強大的人民共和国的空前熱情。
  當然,社會主義激情和樂觀主義、理想主义的普遍存在,起決定作用的还是社會主義在共和國童年時代的勝利。無論對社會主義中国有多少不同的評價,很少有人对1949—1978年間中國經濟高速持續的發展提出有力的批评。即便有人認為這一時代對意識形態的強調損害或起碼延緩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但是,數字表明,这一說法是不能成立的。11更重要的是,這一时段取得的成就,是在沒有多少外援和支持的情況下,靠自力更生实現的。莫裏斯·梅斯納引用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E.H卡尔在評價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時說:“危險不在於我們避而不談十月革命史實上的巨大汙點,那場革命使人類付出的痛苦代價,以那場革命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於我們總想全部忘記並且在緘默中忽視那場功能的巨大成就。”莫裏斯接著指出:“卡爾的話適用於俄國,同樣也適用于中國。不幸的是,人們不容易對革命作出公正的評價。社會大變動總會激發起人們對未來的,偉大然而達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滅,長期的幻滅感和憤世嫉俗的態度便必然接踵而來,而實際的歷史成就卻被抹殺或被遺忘了。真正看清歷史的畫面往往需要遠離那個革命時代的政治鬥爭和意识形態鬥爭,用幾代人的時間。”12莫裏斯的這一勸導,對於我們重新評價曾經走過的社会主義道路,顯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三
  社會主义激情,在初期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是如何表達的,我們已经無法重現,這是因為歷史的圖像沒有人能夠再次翻拍。但是,那一時代出版發行的傳媒为我們提供了初期社會主義時代的場景和語言,這些經典的畫面和语言用另一種方式塑造了社会主義中國的形象,并形成了此後中國官方傳媒的宣傳報道模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華社記者李普的電訊稿這樣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主席,今日在新中國首都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這是在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禮上宣布的。典禮在北京天安門舉行,参加這個典禮的有中國人民政协全體代表和首都各工廠職工、各学校師生、各機關人員、市民、近郊農民和城防部隊共30萬人。主席臺設在天安門城樓上,面對著列滿群眾和飄揚著紅旗的人民廣場。當毛澤东主席在主席臺上出現時,全場沸騰著歡呼和掌聲。14
  1951年10月3日,新華社記者从朝鮮前線發回了一則報道,他报告說:“我國誌願軍在朝鮮前線陣地歡度祖國的國慶節。10月1日,天還没有亮,前線陣地上就沸騰起來了。一位家住在北京市郊的戰士,一起床就歡樂地說:‘這時候我的媽媽該穿上新衣裳到天安門前去看毛主席了!’许多掩蔽部裏,戰士們在壁上掛起了毛主席的相片。……上午9點多钟,有些單位的指揮员和戰士們便圍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在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国慶慶祝典禮的實況。他們的心情像親臨天安門廣場一樣的愉快。15轉貼于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這些報道,都有熱烈的場景描寫和情緒渲染,人民群眾對新政權、新國家都懷有無比熱愛的激情。群眾和領袖的關系、人民和“大救星”的關系、戰士和祖國的關系,其水乳交融,不能分離,在這样的報道中都給人以出自內心的迸發感。語言的力量在於它傳播過程中的感染,它所敘述的場景不能說不是客觀和真實的,但一經語言的渲染,它便具有了真實場景所不具有的誘惑,它誘發了人們的想象並在傳說中演變為神話。自1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就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象征的場所,人們一想起它,就聯想到慶典、狂歡、红旗招展、人潮如湧,領袖雖然远在城樓雲端,俯瞰著人群招手致意,但人民並不覺得這是距離和等級,仍然會感到幸福,感到領袖和自己在一起并向他發出狂熱的歡呼。這就是“廣场文化”的魅力所在。“廣場文化”不只是對親臨者產生魅力,對不能親臨的人來說,因傳说而產生的魅力更會成倍地被放大。在朝鮮戰场上,對天安門廣場的想念由那位北京籍的誌願軍戰士說出,就更具有了不同語义:一方面,他的“出身”使他具有了話語的優先權,他的出生地就是天安門的所在地,他言說的“真實性”是不容質疑的;一方面,“傾聽者”在言說者並非刻意的表達中,調動了更多的想象,而想象的模糊進而演化為神秘和崇拜。因此,話語权利的擁有者和傾聽者之間——傳播和接受之間,是存在著心理學意義上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的。
  天安門的歡樂場景、翻身農奴歡迎解放軍、遠在異國他鄉的志願軍戰士對祖國的懷念,就是傳媒中的社會主义的經典形象。但是,如果說這些形象因其政治意義還多少具有“象征性”的話,那麽,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形象,則以更感性的方式塑造了社會主義。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30日,毛澤東发布命令,公布實施。《土地改革法》從頒布實施到1952年,除西藏、新疆少數民族地區外,全部完成。農民參加了鬥爭地主分田到户的運動。他們焚燒了租約、地契、高利貸,拔掉了地主界碑,丈量的是分給自己的土地。他們領到了土地證,領到了耕牛和農具的同時,也領到了對社會主义無比感戴的心情。8月26日,新华社特派記者報道說,“在歷史上一向被稱為‘半年糠菜半年糧’的山西太行山區,經過了土地改革和初步的建設工作,廣大鄉村改變了過去的貧苦面貌,千萬個富裕的家庭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報道進一步敘述說:“記者進入山區正值春末夏初的時候,一個農民指著村邊的樹木說:要是在土地改革以前,現在這時節樹上的葉子早被吃光了。但現在在這個所謂青黃不接的季節吃糠咽菜的已经沒有。平順縣川底村去年是個歉收的村莊,村上保存着八石義倉糧,準備接濟缺糧戶,但糧食一直保存到新麥登場,一升糧食都沒有借出去。許多農民用下面的諺語來贊美他們今天的夥食:‘早晨金皇後’(一種新推廣起來的玉蜀黍),晌午169(一種品種優良的小麦),晚上玻璃秀(一種小米)。這樣一個食譜,在過去,在土地改革以前只有占鄉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可以享受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和中農簡直是不敢想象的。”16土地改革之后,農村到處是一片升平美好的田園風光,在傳媒中得到了突出的表達。
  1951年2月,政府又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工人開始享受勞動保險。上海國棉12廠的一位62歲的老工人領到保險金後,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今年62歲了,已經做了50年工,本厂也做了30年。從前工人像當牛馬,解放後,樣樣事情都好了。工人生活也好了。老工人有養老金。這是毛主席領导得來的。我一定在生產上加勁。打倒美帝國主義,保住我們的好日子。”在一種全新的社會保障體系下,城裏的工人開始用“鐵飯碗”吃起並不豐盛的“大鍋飯”。17
  這些報道並不是個別的。隨著社會各個領域變革的彌漫性展開,新生事物和新的景象被不斷播散開來:“全國日用品價格降低”、“隴海鐵路全線修通”、“玉門原油開始東行”、“鄂倫春人第一次看電影”、“我國自制飛機成功”、“上海市最后兩輛人力車送交博物館”、‘解放’牌汽車試制出來”、“向秀麗舍身救工廠”、“西藏木犁即將絕跡”等等。這些消息來自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但帶來的都是令人激情澎湃的消息:工業戰線創造了無數個第一,社會主义將以神奇的創造力改變中國的面貌;人力車歷史的終結,意味著等級和身份在新社會的消失;西藏木犁的絕跡所要訴說的是,即便在遥遠的邊疆,陳舊的生產方式也即將成為過去;為了保衛國家財產,英雄可以以身許国。這些來自不同領域、不同地域的消息,不僅塑造了社會主義中國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形象,同時,它在不斷傳播中演变為“人民記憶”。他為人們留下的根深蒂固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觀念是: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才能夠改變中國的命運,才能夠給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和歡樂。傳媒中的社會主義形象,比現實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社會主义的激進理想和改變現實的急切诉求。
  我們還發現,传媒在塑造社會主義形象的過程中,它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言說方式。這種新的言說方式集中地體現在它的修辭方式上。現代修辭學特別註意研究傾聽者和读者,它關註語言創作或發生的過程,也關註話語分析或解釋过程。它要求通過語境來考察話語,把話語内容看作時間、地點、動机、反映諸要素的綜合。按照修辭學派的觀點,修辭的目的主要是通過言語說服對象並激发或增強人們對某些論點的同意。社會主義的傳媒并不回避自己的功利訴求,在實現這些訴求的過程中,包括文學藝術、新聞報道、會議報告、社論等不同文體形式的主流,事实上都在沒有宣告的規約中逐漸形成了具有“社會主义性質”的修辭方式。這一方式的來源於中國說來,就是毛澤东文體。但是,毛澤東文體中存在的象征、對比、承諾以及對未來事物充滿信心的樂觀主義和鼓動性,我們在無產階級導师的經典作品中同樣可以讀到。
  “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链。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共產黨宣言》)
  無產階級紀念赫尔岑時,以他為榜樣來學習了解革命理論的偉大意義:學習了解,對革命的無限忠心和向人民進行的革命宣傳,即使在播种與收獲相隔幾十年的時候也決不會白費;學習判定各階級在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這些教訓的無產階級,一定會給自己開拓一條與全世界社會主義工人自由聯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這個蟊賊,而赫爾岑就是通過向群眾發表自由的俄羅斯言论舉起偉大的鬥爭旗幟來反對這個蟊贼的第一人。(列寧《紀念赫爾岑》)
  鮑狄埃是在貧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後留下了一個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紀念碑。他是一位最偉大的用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當他創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時候,工人中社會主义者的人數最多不過是以十來計算的。而現在知道歐仁·鮑狄埃這首具有歷史意義的歌的,卻是千百萬无產者……(《歐仁·鮑狄埃》)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点是許多同誌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变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说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只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這些偉大的無產階级革命導師的文章中,類似的表達隨處可見。他們的文章充滿了澎湃的激情,有無可抗拒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特別是他們對未來的憧憬,對改變現實的肯定和自信,給人帶來無限的希望和喜悅。這是一種全新的文體,也是一種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青春寫作”。這一文體對處於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無產者和農民阶級來說,無疑具有天然的親和力。他們被這種激情所點燃和激勵,於是,他们不僅紛紛參加、追隨無產阶級革命,同時也就隨之產生了對革命的認同和獻身的沖動。後來,我們在許多不同文體的寫作中,特別是在社論、通讯、報告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對新事物、新人物的热情的倡導或詩性的禮贊,這些人與事都被賦予了極其壯丽的情感色彩和崇高意義,它們在傳播中又感染了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敵對勢力的腐朽、墮落、絕望,在對比中得到了有力的揭示。1955年,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大陳島,記者這樣描述了島上的情形:“我們走進了一個像披瘟疫劫掠過的世界。一只驚慌的貓,突然從我們面前跳過。裸体女人的照片和光頭的蔣介石的画像,出現在塌了頂的陰暗的屋角處。在一個拐彎處,我猛然看見在一塊白屋墻上畫著一個被頭散發的女人,她手裏捧著一個大酒瓶子。我們從飘飄的白紙堆裏,看到有的上面寫著這樣的字句:‘残酷的光陰哪,度過了我青春的光阴!’‘是為了實現遠大的希望,然而希望又是何等的渺茫、苦闷、憂傷、孤島飄零……到死,可怕,太可怕了!”18這一景象與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比較起來,傳媒受眾選擇什麽,就已經不是個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文體策略和修辞風格深刻影響的存在,在社會主義時代的传媒中不斷地普泛化。因此社会主義的進步、美好,可以使人得到提升、前途充滿希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国的形象,就在傳媒中被塑造出來。
  ①②③瑪利昂·格萊芬·登霍夫:《資本主義文明化?》,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4-5頁。
  ④《劉少奇選集》下卷,82-83頁。
  ⑤⑥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262頁,264頁。
  ⑦莫裏斯·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482-483頁。
  ⑧約·拉弗列茨基著《格瓦拉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248-249頁。
  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41页。
  ⑩麥克法誇爾,費正清編《革命的中國興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507頁。
  11莫裏斯·梅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一書中詳細記錄了這些數字,他指出: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业革命時期這一結論是不可避免的。曾經長期被輕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开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中國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增加了4倍,即從1952年的600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億元,而工業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國民收入指數(以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間(這是毛澤東的後繼者们評價不高的一個時期),而且連大躍進的经濟災難也估計在內,中國国民收入在1958年至1975年期間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見該书486頁。
  12同上,489頁。
  13141516郭超人《國內新聞選1949-1999》,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1頁,20-21頁,22页,6頁。
  17《讀圖時代》第三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10月版6頁。
  18同註13,53頁。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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