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要求我們必須牢牢掌控社會主義輿論工具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社會主義論文
論文標簽:社會輿論論文
論文作者: 魏上焜
上傳時間:2012/1/19 14:44:00

   摘要1991年12月25日,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宣布解體,原有的15個加盟共和國頃刻间分崩離析,成為15个獨立的國家。這是20世紀最讓世人震驚的新聞事件之一。
  關鍵詞十月革命社會主義輿論工具教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硕果,是忠誠的布爾什維克們艱苦奮鬥、浴血奮戰換來的勝利。但是在短短的74年之後即被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背叛者們葬送,這无疑是一樁巨大的歷史悲劇。
  蘇聯解體不僅讓原苏聯內部社會產生巨大动蕩,經濟一度瀕臨崩潰邊缘,更對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勢力產生重大冲擊,對世界社會主义陣營來講無異於當頭棒喝。
  關於蘇联解體的原因,學界有多種說法。但我認為無論我們使用哪種分析方式從何種角度出發,我們都不应該忽略輿論在其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我認為正是蘇聯前幾十年來對輿論的过分壓制,給蘇聯民众的改革思潮埋下了伏筆,而1986年以來戈爾巴喬夫政府更是利用輿論為其政治主张制造影響,為蘇東劇變推波助瀾。
  
  一、蘇聯解體前後輿論控制情況
  
  自從20世紀20年代起,蘇聯一直實行“斯大林式”的新聞體制,这種新聞體制主要有四個特點:(一)以计劃經濟的模式替代市场經濟的方式管理報刊;(二)實行新聞檢查;(三)信息來源只有一个渠道,即官方渠道;(四)以《真理報》為核心,其他媒體保持與之高度一致。
  這樣高度控制的新聞管制導致蘇聯民眾無法獲取真實而全面的政治信息。人們常用“死氣沈沈”“空洞的說教”等來描述報刊,甚至有人辛辣地諷刺兩家大报“《真理報》上沒真理,《消息報》上沒消息”。
  但1986年戈爾巴喬夫上臺以來,蘇聯迎來了新聞改革時期。戈爾巴喬夫在新聞事业上鼓吹“公開性”和“透明度”,指出輿論工具是“實行公開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众性的講壇”。
  在戈爾巴喬夫新聞改革的全面推進下,批評報道開始大規模地見諸報端,政府腐敗、賣淫、犯罪等負面新聞充斥版面,生活的阴暗面被披露出來,激烈的言論隨处可見。後來隨著輿論限制政策的进一步放松,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等大眾異常敏感的政治話題也被提上了媒體的議事日程。
  以《星火報》為例,自從1986年新聞改革以來,《星火報》先是采用平白朴實的表達方式,撰寫一些反映列宁、斯大林生活小事的文章以及類似的文章,將這些在蘇聯人民心目中有著崇高地位的革命領袖從神壇上拉下來,告訴人們這些領袖人物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悲歡離合。然後在那些被清洗的曾經的革命領袖的百年誕辰等类似的有紀念意義的時機到來之際,发表文章重述這些人物的功过,對他們進行“平反”。
  隨著“平反”活動在報頭如火如荼的進程,歷史在人們心中被改寫,曾經的歷史罪人被“洗清冤屈”、重新正名,而过去高大魁梧的、締造了革命神話的英雄形象們在人们心目中相繼失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抨擊斯大林搞個人崇拜,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把矛頭對準了指导了“十月革命”的列寧,繼而苏聯一直實行的政治經濟模式被否定,指導蘇聯戰鬥和建設的馬克思主義也遭到野蠻攻擊。
  1990年6月蘇聯頒布了新闻法,宣布取消新聞審查制度,明確規定“輿論不受檢查”,規定社會團體和公民都有权辦報。這項法律在已經熊熊燃燒的新聞自由之火上又狠狠地添了一把柴,於是蘇联的新聞事業已經完全处於政府控制的真空狀態(當然其本质是為戈爾巴喬夫政府所故意放縱)。
  我們要看到,在这樣的輿論環境裏,媒体對曾經為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忘我奮鬥的革命先烈們的宣傳只看其汙点而全不看其功績,對作為蘇聯快速發展基石的政治經济制度的宣傳只看其弊端而全不看其優勢,對苏聯革命事業的精神依據——馬克思主義只是靜態地看其落後之處而全不顧其高瞻遠矚的科學預斷。在這樣的舆論環境裏,蘇聯民眾的精神偶像和精神依據被完全抽空,加之見諸報章的連篇累牘的對社會阴暗面的報道,以及現實世界中伴隨著的極不景氣的經濟狀況,民眾的內心充斥著憤懣和絕望,這為戈爾巴喬夫實行其政治主張、宣布蘇聯解體提供了“極佳的”民意氣氛。
  於是蘇联在這樣的氣氛中解體了。在紀錄片《居安思危》中,我們看到,蘇聯解體之际,民眾湧上街頭,列宁銅像被推倒,斯大林銅像被推倒,人們肆意地踐踏著這些為蘇聯人民幸福和和平生活而奉獻一生的革命伟人的頭顱。這一幕幕讓我們不禁動容。
  
  二、蘇聯新聞改革前后輿論制度分析
  
  新聞改革之前,“斯大林式”的新聞體制對新聞管制很嚴厲。民眾在国內的媒體上很難看到發生在国內外的政治新聞的全面而準確的信息,而蘇聯政府更是斥巨資修築干擾電臺,國外的媒體也被拒之門外。
  我認為這是過火的新聞管制行為,因為我們要看到,蘇聯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經歷了多樁有著巨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從十月革命到一戰二戰,从斯大林大清洗運動到赫鲁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蘇聯的政局可謂動荡),她的人民對政治的關註是應該是極急切的,對信息的需求應该是極廣泛的。但是“斯大林式”的新聞體制毫不理會民眾的需求而一味地壓制新聞輿論,这在一定程度上積聚了民眾的不滿,壓抑了民眾的情緒,從而也拉遠了政府與民眾的距離。
  但是在1986年新闻改革以後,蘇聯的新聞舆論就如同泄了閘的洪水,波濤汹湧,滾滾而來。蘇联的新聞輿論從絕對的管制走向了絕對的自由。於是,對“平反”的呼號,對社會黑暗面的揭露,對蘇聯革命領導人、蘇聯社會制度的批判乃至對馬克思主義無情的攻擊充斥著報紙的版面,占據了電視和廣播的大部分時間。
  由於蘇聯長期的新聞管制對民眾信息需求的漠視,新聞改革帶來的新聞自由無疑激發了廣大民眾對媒體的強烈興趣。而新聞改革以來的媒體上登載的那些從來没有被公開過的信息,在已經被媒體所迷惑的广大民眾的心目中,無疑是最真實和最可信的。這样,即使是錯誤的、虛假的新聞報道,即使是不客觀的、偏激的報章意見,也馬上為廣大的民眾所接受和支持,於是新聞輿論站在了蘇維埃政權的反面。
  綜觀世界新聞史,任何形態的國家,輿論工具總是被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階級的手中,但是如蘇聯前六十多年來這样壓制輿論,效果卻適得其反。新聞作為普通民眾參與政治、議論政治的主要渠道,是需要一定的自由度的,但是如1986年以來政府如此放縱新聞管制,却也是做過了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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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否可以說1986年以來的蘇聯輿論不受政府控制呢?我認為不然,我認為戈爾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正是以假裝不控制的姿態高度地控制著蘇联當時的輿論態勢。戈爾巴喬夫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向往高度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如何促使民眾認同其政治觀點呢?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讓民眾认為當下的社會不好,而輿论的全面開放恰好幫其達到了這种效果。所以,戈爾巴喬夫看似對輿論的全面解禁其實是營造另外一種形式的輿論控制,這种輿論控制煽動民眾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改而支持戈爾巴喬夫所向往的“先進的”的資本主义。
  所以我認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就必须牢牢掌控輿論工具,而不能使一個社會的主流輿論工具落入戈爾巴喬夫之類的別有用心人之手。
  
  三、在任何形態的國家和社會,輿論控制都是必要的
  
  在中國古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是為統治階級廣泛采納和应用的輿論引導理論。這句政治哲言看似鼓吹統治階级要廣泛聽取民眾的意见,其實骨子裏莫不潛藏着輿論控制的強烈動机。在中國封建統治歷史中,民之“口”所說的往往是統治階級希望聽到的,而民之“口”一旦表達对統治的不滿與反抗,則很可能馬上被扼殺掉。

   而在我們一直所推崇的新聞自由王国——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国家,輿論也是被統治階级牢牢控制的。比如在美國,《華盛頓郵報》可以揭露尼克松總統的醜行,但是卻從未見其戳穿和昭示潛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血痕累累的剝削的本質。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控制主要體現在輿論工具的資本基礎之上,即不同的輿論工具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它們可以互相攻訐,但是一旦涉及到它們共同的經濟基礎,一旦涉及到它們共同的剝削的本質,它們又會以驚人的速度達成高度一致,這主要體現在西方媒體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妖魔化”報道之中。
  那麽,在社會主義國家,統治階级也就應該牢牢控制自己的舆論工具,利用其承载自己的意識形態。假如像蘇联1986年那樣,主流的輿論工具為反對社會主義的戈爾巴喬夫及其支持者所控制,則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社會主义的支持者急劇減少,社會主義前途趨於暗淡。
  
  四、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應借鑒蘇聯教訓,牢牢掌控社會主义輿論工具
  
  自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輿論控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雖然中間出现過“極左”的極端行為,但是一直以來都將輿論工具成功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裏。
  首先,中國共產黨擁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等中央一級的黨報党刊,而在每級地方政府,都有相應的黨委機關宣傳報,這樣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為党的路線做宣傳和服務的充足的媒體力量。
  其次,我國的媒體(主要指傳統媒體——紙制媒体和廣播電視,網絡和新媒體不在此类)都掛靠在行政單位或者事業单位之下,黨和政府很容易通過行政的渠道來管理他們。
  第三,我國有著比較健全和強勢的新聞檢查制度,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中央一級制定宏观的宣傳方針策略,而地方的媒體都處於同級的地方政府宣傳部門的管理之下。
  基於上述的系統的舆論管理措施,我國的媒體在宣傳党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方面都呈現出積極態勢。
  近十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的媒體也積極學習西方媒體的先進經驗,引進先進的采訪报道技術,使得媒體內容更加生动,更加接近客觀現實。这為滿足我國民眾信息知曉的需要提供了很大幫助。
  但是也有一些人批評中國的媒體對黨和政府只做正面報道,對社會的陰暗面絕口不提,我認為這是不符合客觀情況的。從建國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媒體就在監督政府、針砭時弊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尤其近些年來,媒體對政府的批評報道很多,湧現出了《新聞調查》《焦點訪談》等大批廣為流行的批評類節目。但是,对於一部分人盲目地要求中國媒体向西方媒體學習,可以肆無忌憚(其實正如前文所言,西方媒體也非如此)地報道各種反面新聞的現象,我們是要警惕和制止的,因为根據傳播學的規律,受众對歌功頌德的、正面的東西容易排斥和抵制,對媒體上負面的新聞報道卻尤為感興趣,如果一旦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控制消失了,那麽可想而知國家大大小小媒體為了吸引讀者,都去登載負面的新聞报道,中國很可能陷入1986年蘇聯新闻改革之後那種混亂的舆論局面。
  所以,鑒於我國良好的新聞輿論基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舆論控制上應該具有一定的寬容度,應該允許和積极接受輿論的監督和鞭策,但又鑒於蘇聯解體時輿論的推波助澜作用,我們黨和政府絕不能放縱輿论,而應該牢牢掌控輿論工具,牢牢占領輿論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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