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模式:江南道路與資本主義萌芽

論文類別:政治論文 > 資本主義論文
論文作者: 李伯重
上傳時間:2004/5/5

提要:以往的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一向認為西歐的發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意義。所謂西歐道路其實主要是英國模式,其核心即工業革命體現的經濟變革。但近年歐洲經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證明,英國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歐洲也不具有普遍意義。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是建立在英國模式基礎上的。通過對英國模式和中國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較,可以發現,如果沒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幾乎不可能出現英國式的近代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萌芽理論研究陷入困境,實際上是套用英國模式的結果。


90年代以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一直是我國史壇研究的重點和熱點,曾數度掀起全國性的討論熱潮[註解:討論的主要結果形成了1957、1960、1981年和1983年出版的4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然而到了90年代,學界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熱情逐漸減退,有新意、有創見的論著越來越少見,以往全國性討論的盛況更已成為明日黃花。


造成這種降溫的原因頗為復雜,既有存在於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內部的原因,同時也有發生於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之外的原因。從內部原因來說,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整個理論構架在80年代中期已完全定型[註解:這種定型,以傅衣淩、吳承明先生於8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理論著作為代表。],以後不見再有發展;同時在史料的發掘方面也未出現突破。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此項研究已到達了其頂點。從外部原因來說,在最近10年中,我國學者對於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的看法有了頗大變化[註解:關於這種變化的最新表述,可見於《歷史研究》2000年2期刊載的《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及《中國社會形態及相關理論問題學術研討會述評》。]。以往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所賴以進行的理論基礎--五種生產方式論,現在變成了需要重新探討的問題。而只有先弄清了這些問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也才有可能繼續進行。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出現降溫是必然的。然而,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是我國經濟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對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註解:李伯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與現代中國史學》,《歷史研究》2000年2期。]。這種特殊的重要性,令我們不能眼看著它就這樣逐漸“淡出”史壇而無動於衷。即使是對資本主義萌芽之說持否定看法的學者,也應對此說做出認真的分析,然後陳述其否定的理由,而不能持一種不屑談論的態度。


對資本主義萌芽說進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對其所賴以成立的理論基礎進行分析。而構成這個理論基礎的關鍵,就是英國模式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普遍性問題。本文即以此為對象進行探討。同時,由於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經濟狀況在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我們也將主要以江南為中心,對有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 英國模式:重要性、普遍性與特殊性

在過去的世界近代史研究中,西歐的發展道路一向被認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意義,但是這種公認的普遍意義近年來卻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批評。因此對這條道路及其普遍性問題做一扼要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英國模式及其重要性

我們通常所說的“西歐道路”,實際上主要以英國經驗為基礎。因此這種以英國經驗為基礎的近代化模式,也被稱為英國模式。這種模式表現了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的成功轉變,而這個轉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因此英國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業革命所體現的經濟變革。


英國工業革命究竟包括哪些內容?為什麽能夠發生?在過去的兩百多年中,一直是世界經濟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課題。學者們做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從而形成了許多不同版本的“工業革命”說。這些版本隨著英國經濟史研究的進展而不斷被修正,因此人們對“工業革命”的看法也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目前為較多學者所接受的是迪安(PhilisDean)和諾斯(DouglasNorth)的觀點。迪安說:“工業革命一詞,一般用來指復雜的經濟變革,這些變革蘊含在由生產力低下、經濟增長速度停滯不前的、傳統的、工業化前經濟向人均產量和生活水平相對提高、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現代工業化發展的轉變過程。”他接著指出:“這一轉變的性質,可以通過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變革來說明:(1)經濟組織變革,(2)技術變革,(3)工業結構變革。這些變革和(既是原因又是結果的)人口、總產值及人均產量(即使不是立即、但是最終將實現的)持續增長有著一定的聯系。”[註解:卡洛·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4卷上冊《工業社會的興起》第3章《英國工業革命》(迪安執筆),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9年,131頁。]諾斯則說:工業革命由組織變革和技術變革構成,是一個“組織變革和技術進步相互影響的過程”[註解:Douglas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History,W。W。Norton & Company(NewYork),1981年,158-159頁。]。簡言之,工業革命近代工業化的實際開端,是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過渡的轉折點。成功地體現這種轉折的經驗模式,就是英國模式。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英國模式之所以在世界經濟史研究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因為在世界所有國家(或地區)中,只有英國是“自發”地從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近代工業社會的惟一事例。雖然任何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都離不開一定的外部影響,但是相對於其他任何國家(或地區)而言,只有英國的工業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經濟循環”(笛福語)的基礎上發生的,從而帶有某種“自立性”的色彩[註解:〔日〕大河入曉南:《英國的工業革命》,中譯本,收於周憲文編《西洋經濟史論集》,臺灣銀行1984年印行。]。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則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別是英國)的影響,甚至是緊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法、德等國也不例外[註解:在研究工業革命發生的特定條件時,法國經濟史學家克勞德·福倫說:“法國不是這一革命的原發地,按照一個普遍發生於西歐的過程,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國輸入並向英國仿效的結果。”德國經濟史學家克納特·博查特也說:“不列顛的經濟發展對德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前引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4卷上冊第1章《1700-1914年法國的工業革命》(福倫執筆)和第2章《1700-1914年德國的工業革命》(博查特執筆),2、66頁。]。至於更晚出現工業革命的國家(或地區),其近代工業化受先行者的影響就更為巨大和明顯。由於英國在世界經濟史上的這種特殊地位,其經驗對於研究近代工業化的產生和成功的歷史,當然具有無可比擬的意義。


其次,英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成功轉變的經驗,與馬克思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普遍規律相一致。根據這些規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再生產的擴大。雖然再生產存在於一切社會生產之中,但是在近代工業化以前,社會再生產主要是簡單再生產。只有到了近代工業化時代,擴大再生產才成為社會再生產的主要特征。因此由工業化以前的經濟向近代工業化經濟的轉變,實際上就是以簡單再生產為主的社會再生產向以擴大再生產為主的社會再生產的轉變。而這個轉變,也就是工業革命。


社會生產可以分為生產資料生產(主要即重工業)和生活資料生產(主要即農業和輕工業)兩大部類,而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在簡單再生產中,生產資料生產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基本上保持穩定。但在擴大再生產中,這種比例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生產資料生產所占的比重較前有明顯提高。因此在社會再生產迅速擴大的時候,生產資料生產擴大的速度往往比生活資料生產擴大的速度更快。正是因為如此,雖然一般認為英國的工業革命以紡織業為先導,但實際上在這場革命中起更大作用的卻是重工業的迅猛發展,即所謂煤鐵革命。如果沒有這個煤鐵革命,工業革命是不能想象的。


擴大再生產中兩大部類關系的變化,存在於任何國家(或地區)的傳統農業經濟向近代工業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但只有在英國表現得最為清楚。因此英國經驗在近代工業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當然也自不待言。從此意義上可以說,以英國經驗為基礎的近代工業化模式,正是馬克思再生產理論所揭示出來的那些普遍規律的具體化。如果我們在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問題進行研究時,不用英國模式作為體現這些普遍規律的具體參照,那麽我們又能用別的什麽模式作為參照呢?這一點,對於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研究也至關重要。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近代工業化並不可能背離上述普遍規律,另一方面則因為我們認為中國的近代工業化不完全是一種外源性發展,換言之,在近代西方到來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與近代之前西歐相類似的發展,而這些發展為後來的近代工業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對於明清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說,使用英國模式作為最主要的參照不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二)英國模式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英國經驗所體現的社會再生產擴大的普遍規律,適用於對於任何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的研究。換言之,無論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都必須遵循這些規律。過去不少學者認為一兩個重要工業部門(特別是紡織業)的發展就可以導致近代工業化。這種看法因違反了這些規律,因此不能成立。因為英國經驗最完滿地體現了這些規律,因此以英國經驗為基礎的經濟成長模式(即英國模式)也就是這些規律最好的具體化。在此意義上而言,英國模式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研究,確實具有普遍意義。這一點,在中國近代工業化的研究方面也同樣適用。中國真正的近代工業化進程開始於19世紀後期,在江南最為成功。這個進程是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出現和發展起來的,而這些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這裏不擬全面分析。從再生產的角度來看,西方對江南等地工業發展最重要的積極影響是,江南因此獲得遠比過去充足的煤鐵供應,從而突破了能源、材料的制約。同時西方還在江南建立了一個近代機器制造業,使江南有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重工業。這樣一來,有力地改變了江南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中生產資料生產比重過小的狀況,從而使江南經濟得以按照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普遍規律發展,逐漸進入近代工業化時代。因此,英國模式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再生產擴大的基本內容,在江南的近代工業化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證實。


然而,雖然以英國模式對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研究具有上述的普遍意義,但是作為一個具體的歷史現象,英國經驗又有其特殊性。特別是由於只有英國是“自發地”發展到近代工業化的國家,因此其經驗本身就十分獨特,不可能為其他國家(或地區)所具有。在此意義上來說,英國模式對研究其他國家(或地區)近代工業化的發生並不具有普遍意義。如果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近代工業化的發生情況都與英國完全一樣,那麽我們在研究明清江南經濟發展問題時也就沒有必要以英國模式作為主要參照了。


英國模式的特殊性,近年來已得到歐洲經濟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證實。其中雷格萊(EdwardAnthonyWrigley)表述得最為清楚,而且也最具深意。他指出:近代工業化實際上是一個從“發達的有機經濟”(advancedorganiceconomy)向“以礦物能為能源基礎的經濟”(mineral-basedenergyeconomy)的轉變,“要成功地擺脫有機經濟所受的制約,一個國家不僅需要那種一般意義的資本主義化,以達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化,即越來越多地從礦藏中、而非從農業產品中獲取原料,尤其是能夠開發大批能源儲備,而非依賴各種過去提供生產所需熱能與動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國經濟正是在上述兩種意義上資本主義化了的”[註解:E。A。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8年,115頁。]。歐洲其他國家(或地區)由於不具備後一條件,因此也難以自行出現工業革命。近代早期西歐先進國家荷蘭和法國的歷史就說明了這一點。


“17世紀荷蘭和18世紀法國提供了真正工場手工業的典型”[註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19頁。]。荷蘭在17世紀曾是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是本國不產煤,其他燃料也很少,必須從鄰國輸入。約翰·奈夫(JohnNef)指出:從國外進口煤,不僅使荷蘭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而且使本國經濟置於外國商業政策支配之下。這與荷蘭工業長期停滯不前,以至喪失其原來的領先地位有重大關系[註解:John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GordgeRoutledge and Sons Ltd(London),1932年,234頁。]。法國在1763年以前,商業並不落後於英國(甚至還略為領先),1780年時鐵產量3倍於英國。然而法國本身所產煤不能自給,需要從國外大量輸入,這為法國工業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英國年產煤約1000萬噸,而法國卻只產70萬噸。受到影響最大的是鐵工業。1780年英國鐵產量僅為法國的1/3,而到1840年卻為法國的3倍以上。因此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煤不足是法國工業向需求有限並波動不定的奢侈品生產發展,而不能向英國那樣在有著大量而固定需求的大規模消費品生產方面大步前進,從而成為引起工業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註解:前引Nef書,126、234-237頁;L。S。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中譯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282-283頁。]。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也正因為英國模式在歐洲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查爾斯·蒂裏(CharlesTilly)認為從18世紀中期的情況來看,完全無法預見到19世紀的近代工業化:“假若我們設想身處於1750年,不要理會後來真正發生的事,而來想象當時的情況將來會變得如何,那麽最可能預見到是城鄉勞動分工。但這種分工是:城市裏聚集了歐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資本家,他們專力於貿易、行政和服務,而不從事工業。還可以預見到農村有一個不斷增長的無產階級,從事農業與工業。”[註解:CharlesTilly,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Europe,1500-1900,轉引自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42頁。]這種前景與其說與我們想象中的18世紀工業革命前後歐洲的情況相像,倒不如說與明清江南的情況相像。


許多歐洲經濟史學家雖然沒有運用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來解釋為什麽英國模式對歐洲大多數國家(或地區)不具有普遍意義,但是他們所指出的主要原因卻與馬克思理論所表明的情況相一致。例如雷格萊認為以“有機經濟”為基礎的近代早期的經濟發展和以礦物能源為基礎的近代工業化,是以不同的內在邏輯而運作的。他指出:“古典經濟學家生活的世界,是一個有限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中的經濟成長道路,若用一種成功的經濟來描畫,充其量只是一條漸近線。它決不表現為冪的形式,因為冪的形式已成為那些經歷了工業革命的經濟的標誌。”[註解:E。A。Wrigley,TheLimits to Growth:Malthus and the ClassicalEconomists,收於Michael S。Teitelbaum and JayM。Winter,eds。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Intellectual Tradi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9年。]因此古典經濟學家所談的那種經濟增長與近代經濟增長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系。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化和以礦物能源大量開采使用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化,兩者之間的聯系最初是很偶然的,並無因果關系[註解:前引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England,115頁。]。換言之,即使是在英國,如果沒有煤鐵工業的重大發展,亞當·斯密時代的工業發展也並不會導致近代工業化。因此格雷厄姆·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等明確認為工業革命並非必然[註解:他主編出版的一本新著,書名就叫《工業革命是必然的嗎?》。見GraemeDonald Snooks,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cessary?Routleoge(London and NewYork),1994年。]。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英國模式對於其他國家(或地區)近代工業化的研究,如果從所體現出來的再生產普遍規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如果作為一種具體的發展模式來說,它又沒有普遍意義。如果我們對英國模式做這樣的認識,就能夠更好地解釋明清中國經濟的發展。


二 江南道路:與英國模式相符還是相悖?

依據上述對於英國模式的認識,我們來看一看這種模式是否與明清中國的實際相符。這裏我們選取江南地區為例來進行分析,原因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英國與江南曾分別是歐亞兩洲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工商業的發展方面)。因此把英國模式與江南現實進行比較,自然很有意義。


(一)英國模式不適用於明清江南

如前所述,近代工業化發生的實質,是社會生產兩大部類比例關系發生重大改變,即生產資料生產迅速擴大(表現為重工業的快速成長),導致它在社會生產中所占比重明顯上升。近代早期英國的情況正是這種社會生產結構轉變的最好例證。以煤鐵工業為主幹的重工業急劇發展,使得重工業在英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在16世紀後期與17世紀初期,煤已與谷物、羊毛並列成為英國三大主要產品。而到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前期,據當時人說,英國鐵生產按其重要性在各工業部門中已名列第二位[註解:前引Nef書,171頁。應當強調的是,直到工業革命發生後半個世紀的1805年,英國鋼鐵工業的年凈產值也僅與棉工業相同而略低於毛工業(見PhilisDean與W。A。Cole,British Economic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69年,223頁)。因此18世紀前期的情況是很值得註意的。]。法國人梯奎(Ticquet)於工業革命前夕(1738年)對英國經濟進行了考察,把煤稱為“英國財富的最大來源”,並說:“人們(特別是熟悉英國商業的人們)使我確信:鐵工業以及鐵、銅制品所雇用的工人和所產生的利潤,同羊毛業同樣多”[註解:前引Nef書,171、187、222頁。參閱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00-1850年》第10章,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煤鐵生產的發展成為工業革命的基礎[註解:諾拉斯幹脆把工業革命定義為“所謂工業革命,其中包括六個相互關聯的大變化和發展,即機器制造業的發展、鑄鐵業的革命、紡織機械的運用、化學工業的創造、煤炭工業的發達和交通手段的進步”(諾拉斯:《英國產業革命史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15頁)。而在這六大變化與發展中,煤炭生產就占了兩個,其余幾個也以煤炭生產的發展為前提。]。維貝爾一再強調煤和鐵在工業革命中的“主導作用”,甚至說:“現代資本主義的勝利是由煤和鐵決定的”,如果沒有煤鐵生產的發展,“這個制度會遭到什麽,歐洲又會遭到什麽,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註解:M。維貝爾:《世界經濟通史》,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第4編標題及258-259頁。]。煤鐵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英國工業革命正是在此基礎之上,所以羅斯托說英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能夠把棉紡織技術、采煤和煉鐵技術、蒸汽機以及巨額的對外貿易結合在一起、使自己走上發動階段的國家”,從而出現工業革命,進入近代工業化[註解:W。羅斯托:《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商務印書館,1962年,41-42頁。]。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情況,與英國恰好成為鮮明的對照。明清江南工業發展最主要的特點之一,是其重工業畸輕而輕工業畸重,從而形成一種“超輕結構”。規模龐大的輕工業加上規模同樣龐大(甚至更為龐大)的農業,生活資料的生產占了社會生產的絕大比重,以重工業為主的生產資料生產在社會生產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更加值得註意的是,在明清時期,隨著江南工業的發展,這種畸輕畸重的情況還日益加劇[註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00-1850年》第10章。]。因此,如果我們承認英國模式所體現出來的再生產規律具有普遍意義,就必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經濟發展不會導致近代工業化[註解:這裏所說的“外部因素”並非“外國”的同義詞,而是指江南之外的經濟發展對江南帶來的影響。]。在此意義上來說,英國模式並不適合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現實。
這裏要強調的是,上述明清江南經濟發展不會導致近代工業化的結論,並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味。明清江南經濟是否能夠自行發展出近代工業化(事實上是並沒有自行發展出近代工業化),與對明清江南經濟的歷史地位和評價完全無關,正如近代早期最發達的歐洲國家荷蘭未能自行發展出近代工業化,並不影響我們對荷蘭在近代早期歐洲經濟史上的重要地位做出充分肯定一樣。相反,說江南必定會像英國一樣朝著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的道路前進,看上去似乎充分肯定了江南的歷史地位,然而實際上卻是與馬克思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規律處於對立的地位。如果這種假設能夠成立,那麽由英國模式所體現出來的基本規律也就喪失了其普遍意義,不再是普遍規律了。因此,明清江南的現實並不符合英國模式。


(二)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道路

英國模式不適用於明清江南,那麽明清江南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什麽道路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到底是什麽。


雖然從廣泛的意義上可以說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互動,但是具體到底是什麽,過去並未進行過專門討論,因此向無明確的結論[註解:按照最主要的看法,促使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和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生產力、商品經濟和雇傭關系的發展。但是在三者中,前兩者通常又被視為萌芽出現和發展的歷史前提,而雇傭關系的發展則被視為萌芽的核心。因此如果說工業發展動力是資本主義萌芽,那麽前提和動力就糾纏不清了。但是如果說是生產力,則工業發展本身就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如果說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那麽這又與史學界關於明清社會性質的普遍共識相矛盾,因為依照這種共識,明清時期依然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近年來不少學者傾向於認為是人口壓力加劇及其表現形式--經濟的“過密化”(或“內卷化”)。不過,明清江南並沒有出現人口壓力加劇,農業和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也沒有出現下降,因此這種人口壓力說是無法解釋明清江南經濟的發展的[註解:參閱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00-1850年》第9章;《農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收於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最低生活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推動明清江南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力量,應當是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這種推動力量被稱為“斯密動力”(theSmithianDynamics)。斯密認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勞動分工及專業化所帶來的高生產率,即每個人生產其最適宜生產的產品,然後與他人交換,從而在市場上獲得較豐的利潤。勞動分工僅受市場大小所限,市場擴大給經濟成長提供的機會也隨之增加。分散化的價格體系拓寬了市場範圍,並且也擴大了從勞動分工獲得的優勢。因此,貿易既是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發展的條件,同時又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所體現出來的相對優勢為基礎。但是斯密時代的經濟基本上仍是農業經濟,因此他並未預見到工業革命以及由此所導致的社會與經濟的根本變革[註解:參閱前引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10-12頁。]。由這種“斯密動力”所導致的經濟成長也被稱為“斯密型成長”(theSmithian Growth)。費維凱(AlbertFeuerwerker)從理論上對這種“斯密型成長”的特點做了總結。在這種成長中,經濟總產量、勞動生產率都有提高,但技術變化不大[註解: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Could Answer,刊於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5,No。4。與此相對的是“廣泛性成長”(extensivegrowth)和“庫茲涅茨型成長”(Growth a la Kuznetz或theKunznetsianGrowth),前者是只有經濟總量增加而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後者則是19世紀以來的近代工業化。]。由於沒有技術突破,所以這種成長取決於市場規模及其擴大的情況。換言之,市場的容量就是這種成長的極限[註解:斯密與李嘉圖(DavidRicardo)、馬爾薩斯都相信經濟成長受到更廣泛的限制。他們認為,經濟決定人口成長速率,因此維持生存的費用與工資緊密聯系在一起。斯密認為高工資增加了兒童生存率;而兒童增加導致的人口增長,又使工資下降。在富裕的國家,增加財富的機會已經竭盡,所以利潤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李嘉圖的基本分析構架也一樣,他預計自然資源會耗盡。馬爾薩斯則對人口增殖超過其資源基礎所能支持的數量的前景深感恐懼。參閱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24-25頁。]。也正是因為沒有技術突破,所以斯密動力無法導致近代工業化。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明清中國經濟的發展屬於這種“斯密型成長”。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勞動分工和專業化,而這種動力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續時間的長短又主要取決於市場的變化。這裏所說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分工與專業化,二是地區之間的分工與專業化。這兩點在明清江南表現十分明顯。在前一方面,從明代的“夫婦並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織”,表現了江南農村中工農業生產的分離和男女的勞動分工與專業化[註解:參閱李伯重《“人耕十畝”與明清江南農民的經營規模--明清江南農業經濟發展特點探討之五》(《中國農史》1996年1期)、《從“夫婦並作”到“男耕女織”--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3期)、《“男耕女織”與“半邊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3期)。]。在後一方面,江南與中國其他地區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地區產業分工與專業化,通過這種分工與專業化,江南從外地大量輸入各種工業所需的原材料,同時大量輸出工業產品。這種分工和專業化發生在一個正在形成中的中國國內市場內,而江南恰好正處於這個市場的中心。這個市場不僅容量巨大,而且還在不斷發展之中[註解: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Market,1500-1850,paper presented to the Eighth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Congress,Victoria,Canada,June 27,1999。]。 

按照安古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測算,在1700-1820年間,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從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長率達0.85%;而整個歐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僅從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長率為0.21%[註解:Angus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年,25、40頁。貢德·弗朗克(Andrew GunderFrank)也指出:直到1800年,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以致中國能夠把世界生產的白銀(當時的世界貨幣)的一半吸引了去(見Andre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LosAngeles,Oxford),1998年,108-117頁)。]。雖然這些估計數字還有待進一步驗證,但是它們也證實了一點:在明清時期,中國國內市場不僅在絕對規模上,而且在擴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過歐洲。與英國相比,至少在絕對規模上,明清中國國內市場比英國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國市場要更大。不僅如此,由於江南是大一統的明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且在這個帝國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從巨大的國內市場中獲得地區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從此意義上來說,江南從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區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證。此外,明清時期東亞地區國際貿易的發展,導致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的形成[註解:參閱濱下武誌與川勝平太編《交易圈日本工業化,1500-1900》,株式會社,1991年,22-49頁。〖ZK)〗]。而在這個貿易圈中,江南也處於中心地位。由於這種地位,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的地區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江南逐漸成為東亞地區的附加值高的輕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心[註解:前引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s NationalMarket,1500-1850。]。由於東亞地區此時正處於一個經濟加速成長的時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區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推動的江南經濟發展,還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遠未達到其發展的極限。所以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如果沒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經濟將繼續沿著既定的方向發展下去。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然而,這種由市場擴大推動的經濟發展,並不會導致工業革命的出現。瓊斯(E。L。Jones)說歐洲人奪取了新大陸,獲得了一筆“史無前例的生態橫財”[註解:E。L。Jones,The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cs and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Asia,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1年,84頁。]。而英國又奪得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北美,這筆橫財使得英國推遲了斯密所說的“經濟增長極限”的到來。但是英國突破斯密型成長的內在限制,並不僅是靠通過海外擴張而攫取新的資源,甚至也不僅是靠通過制度變革,而且靠世界史上無有前例的礦物能源的大開發[註解:見前引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England,115頁。]。在此意義上說,由於缺乏煤鐵資源,江南不可能出現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當然也不可能發展到近代工業化[註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00-1850年》第7、9章。]。


(三)江南出現近代工業化的可能性

那麽,如果沒有西方的入侵,明清江南經濟的發展就必定不會走向近代工業化了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只能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很小。


因為制約江南擴大再生產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能源與材料的緊缺,因此如果能夠大規模而且有保障地輸入廉價煤鐵,那麽也並非沒有可能走向近代工業化。從清代中國沿海地區的發展來看,江南通過輸入煤鐵來緩解其能源與材料匱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與江南有水路可通的地區而言,清代中期山東的淄博煤礦所產煤炭中已有一部分遠銷到南方[註解: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2卷,三聯書店,1957年,156-157頁。]。特別要指出的是,華北與東北的重要煤礦--河北開灤煤礦和遼寧本溪煤礦,不僅貯藏量大,易於開采,而且位於海邊,產品可通過較為廉價的海運到江南。河北開灤煤礦早在明代就已開始開采[註解:全漢NFDF4:《清季西法輸入中國前的煤礦水患問題》,收於全氏《中國經濟史論叢》,新亞研究所(香港),1972年。],後來雖未有發展,但光緒初年以新法開采後,“所出煤斤極為精美,……價值又廉”[註解:張燾:《津門雜記》(收於《小方壺輿地叢鈔》9帙),卷中“開平礦務局”條。],大量運到上海供應江南制造局。遼寧本溪在乾隆時代已建成煤窯23座,所出生煤“價廉用省”,因此“運販附近各處”[註解:引自韋慶遠、吳奇衍、魯素編《清代的礦業》,中華書局,1983年,486頁。]。近代江南所用的煤主要即來自以上地方。此外,東北的冶鐵業,早在清初就已有一定規模[註解:田中宏己:《清朝興隆滿洲礦工業--紅夷NFDF5制作中心》,《史苑》34卷1號。]。而到乾隆時代,東北又開始使用焦煙煤來煉鐵[註解:丁格蘭(F。M。Tegenren):《中國鐵礦誌》,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3年印行,217頁。]。這意味著冶鐵業可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東北的鞍山、撫順兩大煤、鐵礦藏,相距很近,是理想的煤鐵工業發展地。這裏的煤、鐵19世紀末已開始用新法開采,在20世紀前半期成為東亞最大的煤、鐵生產地。除了華北和東北沿海,長江中遊也具有煤鐵工業發展的有利條件。漢口在乾隆時就已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鐵器制造中心之一。到了洋務運動時代,漢陽憑借大冶鐵礦與萍鄉煤礦的礦藏,於1884年建成東亞第一個近代化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註解:到1910年,漢陽鐵廠年產生鐵近15萬噸,鋼材5萬噸,鋼軌及附件2.8萬噸,相當於當年中國鋼鐵進口量的4/5。參閱吳承明《早期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外部和內部因素》,《教學與研究》1987年3期。]。這些煤、鐵礦藏的開發前景頗為光明,預示著江南通過水運大量輸入煤、鐵並非不現實。因此,江南通過輸入煤、鐵來建立一個有一定規模的重工業,也不是沒有可能的[註解:這種情況在英國就出現過。英國雖然盛產煤鐵,但在18世紀末之前,由於尚未掌握煉焦技術,煉鐵木炭又供不應求,所產之鐵不敷所需;同時,煉鐵技術落後,不能生產品質較高的條鐵;因此英國不得不在少量出口生鐵的同時,大量從瑞典和俄國進口條鐵。因此芒圖說:18世紀中葉以前英國金屬加工業之所以保有生氣,是“多虧輸入瑞典或俄國的鐵”(保羅·芒圖:《18世紀產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3年,223頁)。波梁斯基更認為:“如果沒有18世紀〔俄國〕烏拉爾的鐵,英國工業革命本身就不可能發生。”(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中譯本,三聯書店,1958年,380頁)又,英國的煤礦多在北部與中部,而經濟中心卻在東南部,長久以來一直不得不大量海運煤南下,故有“海煤”之稱。對於英國經濟中心地區--英格蘭東南部來說,其經濟近代化所需的煤是輸入的。因此從外部輸入煤鐵以補充本國生產之不足,在近代早期英國的經濟發展中就曾起過重要作用,從而也對其近代工業化的發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從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來說,擴大再生產需要重工業有較快的發展。但是在一個發達的地區分工體系內,並非每一個地區都需要建立一個強大的重工業。在中國地區分工的體系內,隨著東北、華北的進一步開發和南北海上貿易的進一步加強,江南確有可能獲得擴大社會再生產所必須的生產資料,從而實現由“發達的有機經濟”向“礦物能源經濟”的轉變。不過,由於這個前景只能在中國主要地區的共同發展中實現,因而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因素。由於不確定因素太多,所以這種可能的前景即使能變成現實,也將是一個復雜和長期的過程。


三 資本主義萌牙理論與英國模式

在以往關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堅信明清中國經濟的發展走的是一條與近代早期西歐相似的發展道路,並且最終將要發展為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這個立論基礎表明: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對明清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看法,是以英國模式為代表的西歐道路具有無可置疑的普遍性為默認前提的。


然而,首先,以往所認為的西歐道路對中國歷史的普遍意義,卻並未經過驗證。因此以之作為研究的默認前提,其實只是盲目套用英國模式。從方法論上來說,這是一種預設結論的先驗性研究方法,其實質是想要證明西歐道路在中國土地上的重現,而不是發現中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特點。可是,要是不去發現中國自身的特點,那麽我們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


其次,作為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核心的歷史發展觀,是建立在一種對英國模式的過時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如前所述,英國模式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是英國經驗,而過去對英國經驗的認識頗有偏差。在這些偏差中,最嚴重的是認為英國經驗表現了一種歷史的必然。隨著對英國工業革命史研究的深入,這種歷史必然性已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質疑和挑戰。如果以工業革命為開端的近代工業化對英國也並不一定是一種歷史必然的話,那麽說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一定會發展成為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當然就更沒有說服力了。


再次,作為一種經濟成長理論,資本主義萌芽理論自身也有著嚴重的缺陷。從近年來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研究可以看到,英國模式所代表的近代經濟成長方式,與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的理論所揭示的原理相符[註解:例如迪安指出英國工業革命是經濟組織變革、技術變革和工業結構變革的共同結果,而諾斯則強調工業革命是一個組織變革和技術進步相互影響的過程。]。資本主義萌芽理論雖然也談生產力,但其研究的主要著眼點是生產關系,生產力只不過是被作為生產關系變化的一個條件而已。這導致了一個與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理論相矛盾的結論:盡管明清中國生產力發展未出現突破(不少學者甚至認為停滯或下降),但是資本主義萌芽依然能夠出現和發展,而且將必定會發展為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由此可見,在這種研究中,生產力實際上是沒有多大地位的,而生產關系則被視為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似乎只要生產關系的變化不斷發展,“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就可以發展成為“成熟的資本主義”。這種“唯生產關系”的看法,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事實上都是有問題的。


最後,以往國際學界中把英國模式普遍化,一個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義史觀的支配。時至今日,西方中心論者依然堅信西方所走過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必然之路。典型的例子如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名噪一時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一書中,依然堅定不移地宣稱西方走完了一個歷史過程,從而成為現代(與近代同義);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區則正朝向這個方向,邁向歷史共同的終點。但是在他筆下,那種將西方之外地區導向這一終點的動力,似乎與這些地區本身的歷史並沒有任何關系,倒是與歐洲密切相關。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說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其《現代性的結果》一書中,他明確宣稱:“就制度而言,在近代發展中,有兩種不同的復雜組織特別重要--民族國家及系統化的資本主義生產……從由這兩種偉大的轉變所導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項西方的工程嗎?對此問題,直截了當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說的“現代”(即近代)的歷史,是人們所熟悉的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而世界近代史不過是一個始於歐洲的全球化過程[註解:以上參見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263-264頁。]。如果說明清中國經濟發展必定走英國的道路,那麽不是正好符合福山和吉登斯所說的那種必然性嗎?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已經進行了半個多世紀,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到了今天,它卻日漸衰落,乃至面臨著逐漸消亡的前景。為了挽救這一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研究,我們必須對以往的研究進行認真的總結,並且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成果,來重新討論以往研究中的那些重要問題。明清中國是否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是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但是進行這種研究卻不能再完全沿襲以往的做法。傑弗裏·巴勒克拉夫曾對許多西方歷史學家進行過激烈的批評,指出他們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以及概念體系上,仍然“完全沿襲著傳統,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而不肯“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積習並且對他們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註解:前引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327、330-332頁。]。如果采取這樣的態度來對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那麽這項曾經風光無限的研究,也將無法擺脫僵化,在新世紀史學的發展中越來越被冷落,逐漸為人忘記。這樣的前景,將會令我國的史學工作者感到無限悵惋。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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