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論“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國學論文
論文作者: 陳嘉瑉
上傳時間:2006/1/18 15:08:00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國古代儒家在國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張,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種“思想”, 是董仲舒將其全面完善並使之成為貫穿整個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
在治國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張的“德治”,其內容包括“以義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級”、行“仁政”等幾個方面。董仲舒善於從自然法則中去尋找其主張的依據,對於“德治”也是這樣。他把“法治”、“德治”比附為自然界的“陰”、“陽”關系,而“陰”、“陽”的取舍則是由天意決定的。他認為天意喜愛“陽”(“德治”)而厭恶“陰”(“法治”),“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書,只註篇名))。“德治”是高貴的,“法治”是低賤的,这是上天的規定。統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來統治人間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漢書·董仲舒傳》,下引此書,只註篇名)。他认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董仲舒傳》),因此聖明的統治者必須“任德而遠刑”(《天辨在人》)。
董仲舒認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它也,其見义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養重於義》)在他看來,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於天下,違法犯罪的行為就沒有了;沒有違法犯罪,就不用刑罰,於是天下太平,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麽呢!“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權》)。
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國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張“德治”,但實際上他並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認為二者都是治理國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從他的陰阳、天意學說來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陰一阳;陽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陰陽义》)。他還把“德治”、“法治”比喻為自然界的春、秋,說“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沒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樣是治理國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經地義的。
也許董仲舒認為他的“德治”、“法治”並重觀点,最有說服力的依據是在他的陰陽和天意學說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論據則是在他的“人性論”裏。
董仲舒認為,人性從本質上講是有所好有所惡的,即“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两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既然人性有所好有所惡,那麽“設賞以勸之”、“設法以畏之”(《保位權》)無疑都是治國安邦的良策,“慶赏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四時之副》)。
他認為,如果老百姓沒有好惡,那麽國家的管理行為就會失去针對性。“民無所好,君無以权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其勢而無以為貴矣。”(《保位權》)可見人性好惡是國家施行良好政治的必要條件。正因為人性好惡是一種客觀存在,“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贱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劝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保位權》)。在國家統治行為中,“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考功名》)都是及其平常而不可或缺的統治手段。
對於賞罰問题,董仲舒提出兩點要求。一是賞罰要落到實處,要有可賞可罰的事實依據,即“賞不空施,罰不虛出”(《保位權》),“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考功名》)。二是要把握好度,“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保位權》)。“罰”是老百姓厭惡而不樂於接受的,因此“罰”要適當,過份的懲罰會造成惡性循环,逼使違法者更加作惡。“賞”符合每個人的欲望,但“賞”也不能過份,對老百姓的欲望過分滿足,他們就不會以此為贵,從而失去獎賞的作用,“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樸,不得无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保位權》)。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
雖然董仲舒認為“德治”、“法治”都是治理國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輕孰重的關系問題上,他認為應該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德主刑辅”),實行先“德治”、後“法治”的治理方法。
根據董仲舒的“德”、“刑”陰陽说,“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为陽,陽為德,陰為刑”(《王道通三》),“陽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陽之多於阴也”(《陰陽義》)。他認為根據天意的规定,“德”、“刑”之間有一個先后、貴賤和主次之分。“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计其多少之分,則暖署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犹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基義》)萬事萬物都是阳為貴、陰為賤,“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积於冬,錯刑於空處也。”(《陰陽義》)“而見天之亲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基義》)可見聖人治理國家重“德”而輕“刑”,也同樣是由天意決定的。
董仲舒教导統治者對被統治者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罰,而且刑罰要适中。他認為刑罰等強制手段是在完善了道德教化的基礎上,用來懲罰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或經過教育而仍冥頑不化的犯上作亂者。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孔子就曾極力反對“不教而誅”的暴虐政策,“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
為什麽要先“德治”、後“法治”呢?董仲舒認為,刑罰是被動的、治表的。他引用孔子的話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董仲舒傳》,孔子語見《論語·為政》)只用政令來開導百姓,用刑罰來約束他們,雖然能避免犯罪,但人们並不覺得犯罪可恥,因為刑罰没有強人為善的力量,只能消極地禁人為惡。為什麽先秦法家一味強調和實行“法治”,結果并未消除犯罪,就是因為只有“罰”而無“教”的緣故。使用過重的刑罰,只會使犯法者越来越多,造成社會動乱。“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陽尊陰卑》)如果國家舉辦各種教育,“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達到“教化行而習俗美”,那麽雖然“刑罰甚輕”,仍“禁不犯”(《董仲舒傳》)。董仲舒總結歷史上的治國經驗说:“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精華》)在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看來,刑罰只是教化的輔助手段,而且其主要作用還在於促成“德治”,“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輔也”(《天辨在人》)。
董仲舒認為,治國先以“德治”,再加之以“法治”,是人們所能夠承受的,因為“德治”向人們顯示了善良的道德政策;如果先以“法治”,则會法不治眾,“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杀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身之養重於義》)转貼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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