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二元結構形式及其對立統一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邏輯學論文
論文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6/1/11 15:14:00

1、什麽是文明?

  海德格爾講:從詞根上找哲學。現在,我們就從詞根上看“文明”是什麽。“文明”和“文化”是兩個詞義相近的概念。文化-culture一詞來自拉丁文的cultura,本指“耕作,居住,教育,尊重”的意思。文明-civicization一詞來自拉丁文civivs,原是“城市国家的,公民的,國家的”意思。

  从詞根上可以看出,文化主要指人的生活,文明則是針對人的“社會性”而言的。梁漱溟先生講,所謂文化,“不過是人們生活的樣法罷了”一語可謂切中要害。較之“文化”一詞,“文明”一詞的内涵要少,“文化”一詞涵蓋了“文明”一詞的內容。人是社會化才能生存的動物,而“文明”則是對人的“社會性”的描述,它與“野蠻”一詞是對立的。关於“文化”、“文明”的定义多種多樣,僅“文化”一詞,正式出版物中,定義就有160種之多,其間不免存在歧義。在本文裏,我們是從詞根上理解“文化”與“文明”一詞的,關於“文化”我們作梁漱溟先生的理解,而“文明”,在我看來,則是對人的“社會性”的描述。

  2、人類二元文明的生物學原因。

  以膚色等外在標識來劃分,我們人類划分為三大種群。即黃種人、白种人、黑種人。盡管种族不同,但我們人类之間可以混血。單從可以混血這一點看,即可说明我們人類是同源的。我們人類是一個整體,研究人類的文化、文明應從這个整體來把握。

  生命的基本意義有四。一曰“生存”,二曰“延續”,三曰“提高”,四曰“永恒”。所謂“生存”,就是每個個体生命都有維護他生命的本能。當然,要“生存”,必須獲得一定的物質支持,沒有一定的物質條件,生命是不能存活的。馬克思主義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足見經濟基礎的重要。所謂“延續”就是生命繁延的能力,此與“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故弗洛伊德視“性”為文化的主要動力。所謂“提高”,就是泛指人類的藝術活動。藝术活動是生命提升的重要手段。藝術審美有二。一是創作本身,二是欣賞。藝術化的創作本身与人的生命機體有一種契合感,從而使人產生美感。一切出乎其類,拔乎其粹的東西都具有欣賞的價值,人們之所以欣賞,是滿足了人們“提高”的欲望,從而產生一种美感。在此,我們所言的藝術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不單指給畫,音樂、舞蹈等狹義藝術本身,其它如比賽、冒險、英雄崇拜等等,都屬於艺術審美的範圍。我們從事一項活動,這項活動與我們生命机體有一種契合感,使我們感到美,即可視為藝術審美。凡是他人强之我們的東西,我們对此欣賞,贊嘆,崇拜也是一种藝術審美。美國是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家,在人們的“生存”問題基本解決以後,人們更多地是追求“成功”。所以,在美國,億萬富翁并不是人們的偶象,人們更多地是追求個人的成功,人們更崇拜英雄,這事實上是一種藝术審美。

  人類是萬物之靈,我們之所以进化成一種高級的動物,是我們人类自身有一套促進生命進化的機制。我們為什麽反對“克隆”人,因為“克隆”是違反生命倫理的。所謂“克隆”,只是生命的机械重復。而兩性繁殖是通過兩性基因的重新排列組合,这種排列組合是多種多樣的,从而使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有他的獨特性,生命就是在這種多樣性的選擇中實現了他的提高。

  人類作為一種高級的生命形式,他不僅慈幼,而且敬老。而動物僅有慈幼的一面,敬老是生命的高級階段。人類作為一種高級生命,他還有永生的欲望。這就是宗教產生的原因。宗教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一個基本要素,因為只有人類這樣一種高級生命形式,他才有永生的欲望,而宗教則能給人類提供這樣一種终極關懷。

  “冷戰”結束以後,美国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來界定未來世界的政治格局。無論是“冷戰”,還是“冲突”,都是強調了一種对立性,而這種對立性正是促進我们人類進化的有效機制。亨廷頓在他<<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有一段話。也強調了這种對立的天然合理性。“憎恨是人之常情。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動力,我們需要敵人。”(135頁)

  人類文化(文明)的二元結構形式是基于人類自身的生物學原因。人是不同的。人的不同,不僅在膚色的不同,人的性格,氣質也是不同的。而人的性格,氣质的不同又導致了人的價值觀,審美观,生存方式的不同,而這又导致了文化(文明)的不同。

  大量的歸納研究表明,人的性格、氣质與“血型”之間存在一種對應關系,就是說,人的性格、氣質的不同可以歸結為“血型”的不同。這主要是日本學者大量歸納研究的結果。

  人類的“血型”可分為四種,A、B、O、AB。其中A、B兩種血型是基本血型。有了這兩種血型,即可生成四種基本血型。而大量的研究揭示了一個基本規律,就是A血型和B血型剛好是兩種性格相反的人,從而使人类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文化(文明)路向。

  B型文化:感性的、形象的、情緒化的、動感審美。始創性強,善於嘗試新生物,是文化的始創者。其社会性(“文明”)方面,追求大一統,暴力原則。个人能力偏重於治“物”。

  A型文化:理性的、邏輯的、抽象的、情思審美。善於吸纳,累積,是文化的成型者。其社會性(“文明”)方面,宗血,契約觀念。個人能力偏重於治“事”。

  孔子講“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静,智者樂,仁者壽。”亦可作為兩種血型在性格上的大致分野。“智者”代表了B型人,“仁者”代表了A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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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為人類文明的二元結構形式。

  首先從“奴隸制”說起。人類的“文明”(有組織的社會性)起源於“奴隸制”。人類文化的發展亦得益于“奴隸制”。對此,恩格斯、尼采都有過闡述。恩格斯:“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从而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即為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反杜林論》),同時,尼采也認為“任何真正的文明都需要奴隸制”。

  奴隸制體現了“暴力原則”,是B型文化的產物。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都是奴隸制文明。當然,獨中國文明延續至今,為什麽呢?就是因為中国文明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二元文明的結構形式。B型文化的夏人孕育了法、墨的思想。A型文化的商人孕育了儒、道的思想,正是這兩種文明交替支配著中國的歷史,使得中華文明延續至今。

  古埃及、巴比倫的奴隸制文明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希臘文明(文化)正是在古埃及、巴比倫的基礎上孕育形成的。

  希臘文明孕育了科学思想。什麽是科學?有两點,一是分析的方法。“科學”之“科”字即含有“分”的意思;二是理性的精神。應當說,科學的分析方法源於B型文化,科學的理性精神源於A型文化,科學思想是人類二元文化相融合的產物,而這正是我們人類自身的完美性。

  真正研究过科學的人,都知道數學對於科學的影響。科學的分析方法源於數學精神。科學的數學精神源於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畢达哥拉斯學派同中國古代的墨家學派在精神上有共同之處,是一種B型文化。(當然,對此需要有專門論述,在此我们只作這個結論,因為篇幅所限。)

  B型文化对自然本體的把握,正如毕達哥拉斯所言:“一切都是數。”

  A型文化對自然本體的把握,正如《易經》所言:“一陰一陽之謂道。”

  當然,所以在此談及“科學”問題,是有感於“數學公理化”在科學界的曼延,這是片面的,也是非理性的,科学必須回到“理性”。

  我們知道,代表当今科學文化最高成就的是西歐(包括北美)和日本。而日爾曼民族、大和民族恰恰是沒有創立過奴隸制文明的人,他們今日的文化恰恰是吸收他人文化的結果,无非是更善於吸納、累积、成型罷了,這是一種典型的A型文化。面對這樣的文化優势、盛氣淩人,唯我獨尊,是淺浮的,短見的。須知,人類文化是一種二元結構,離開了這種二元结構,文化就失去了前進的动力。面對薩拉姆的專制,美國人委實看不下去。但是,没有奴隸制文明,也許日爾曼人仍處於蠻族狀態,他們的開化,曾得益於這種專制。但是,二元文明的對立性,也決定了沖突的必然性。“為了肯定自己,找到動力,我們需要敵人。”这就是人類不斷進步的理由,也是我們所以為萬物之靈的原因。

  “一陰一陽謂之道”。何為“<<易>>”?“易”就是“變化”。“變”是永恒的,關鍵是要知“變”。須知,物或因相異而相吸,亦或因相同而相吸;物或因相異而相斥,亦或因相同而相斥。這就是自然界的辯证法。薩拉姆今天是美國的敵人,或許明天他會成為美國人的朋友。“秦亡而楚漢爭”。.<<易>>之道,在識“變”,正如亞聖所言“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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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展望二十一世紀

  如果說十八世紀是“理性”的世纪,那麽,在一定程度上,廿世紀是對這種“理性”的反動,廿世紀,在科學上,則是“數學本體論”思想的泛起,以相對論,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現代物理學確立了“非決定論”的認識論思想。在藝術上,則是普遍對經典傳統的反叛。社會政治上,廿世紀則是社會主義蓬勃興起的世紀,公有制的大一統原則和暴力主張,使社會主義具有明顯的非理性色彩。如希特勒的國家社会主義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新世紀伊始,世界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雖然現在還聽不到“回到理性”的呼聲,但世界卻在悄悄地“向右轉”,傳統和經典,重又得到了人們的青睞。在美國,保守的共和黨人重掌了政權。在西歐,各種右翼组織紛紛登臺亮相,法國業已實現了右的總統,右的政府的單一政治模式,結束了右、左分治的局面。在德國,左翼的社民黨總統施羅德支持率在下降。在俄羅斯,普京則彻底摒棄了葉利欽極端非理性的為政作風,以穩健的風格向西方靠攏。在日本,則一直是右翼政黨執政,小泉內閣唯一比较左傾的田中女外相,也不知何故去职。唯一比較例外的是中國的臺灣,一貫保守、右傾國民黨人則失去了政權,而有“街頭政治家”之謂的陳氏水扁卻成了“总統”。在此世紀風雲交匯之際,不由使人想起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的一段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秦因暴得之,亦因暴失之,但他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卻一直澤蔭後世,與當今印度的比較,我們更能體會到这一點。秦以後,兩漢尊孔,魏晉崇“玄”,隋唐禮佛。儒、釋、道實是一也,理性精神持續了近千年。直至唐末黃巢起義,才徹底打倒世家門閥的制度。過五代十國的混亂,到北宋才又有儒學的再度復興,宋、元、明、清,儒學又興盛了近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對儒學的反動才達到極點。大約是一千年一個周期。

  現在,我们又進入了新的世紀,新的千年,伴隨著國際政治形勢的向右轉,作為對廿世紀的反動,“回到理性”,將是廿一世紀的基本主題,人類或許又要步入一段漫长的理性時代,這不仅是新世紀的主題,也將是新千年的主題。人類就是這樣,有建設就有破壞,然後在廢虛上進行更好地建設,由此,不斷推動著人類的進步。無論是理性,還是非理性,都有他存在的理由。人類需要不斷地進步,因为這是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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