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與惡”、“好與壞”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邏輯學論文
論文作者: 尼采
上傳時間:2006/5/29 10:46:00

 一

  我們應當歸功於這些英國心理學家的還有初探道德發生史的嘗试,可惜他們並沒有就此提出任何疑點。我承認,他們本身就是個疑點,他們甚至在寫書之前就把一些基本觀點提出來了——他們本身就很有意思!這些英國心理學家们到底想要做什麽?人們发現他們總是在有意或無意地做著同一件事:就是把我們內心世界中的龌齪部分暴露出來,從中寻找積極的、先進的、於人類發展有決定作用的因素,而这是些人類智慧的尊嚴最不願意看到的部位,他們就是在這些習惯勢力中,在健忘中,在盲目和偶然的思想網絡和思想機制中,在任何一種純粹被動的、機械的、反射性的、微不足道的和本質上是愚蠢的部位找尋積極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東西使得這些心理學家總是朝著這一個方向努力?是否是一種隱秘的、惡毒的、低級的、連他們自己都不愿意承認的貶低人類的本能?是否是一種悲觀主義的猜忌,一種对失意的、幹癟的、逐漸變得刻毒而幼稚的理想主義的怀疑?是否是對於基督教(和柏拉圖)的一種渺小的、隱秘的、從未跨過意識門檻的憤忿和積怨?抑或是對於稀奇的事物、對於令人頭疼的反论、對於存在本身的可疑點和荒唐處的一種貪婪的嗜好?當然,也可能是一種混合,其中含有少許卑劣、少許忧郁、少許反基督教、少許快感、少許對調味品的需求?……可是有人告訴我说,這不過是些冷血的、乏味的老青蛙,它們在人的周圍爬行跳躍,好像是在它們自己的天地中:在一個泥塘中一樣。我很不願意聽到這些,而且我不相信這些。假如允许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表達一個願望的話,那麽我真心地希望這些人能够是另外一副樣子,希望這些靈魂的研究者們和顯微觀察者們能够是基本上勇敢的、高尚的、自豪的動物,能夠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情感,並且訓練他們自己為真理犧牲所有的欲望——為任何一種真理,哪怕是樸素的、辛辣的、醜陋的、令人不快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為這種真理確實存在著。

  二

  那麽就向那些想支配這些道德史學家的好人們致敬吧!可惜的是,歷史精神本身肯定會背棄這些道德史學家,恰恰是歷史上的全體好人自己棄他們於艱難境地!他们全體都遵循已經陳舊的哲學家習俗,基本上不用歷史的方法思維,這點是沒有疑問的。他們撰寫的道德譜系從一開始著手調查“好”的觀念和判断的起源時就立刻暴露了其拙劣。他們宣稱,“最初,不自私的行為受到這些行為的對象們,也就是這些行為的得益者們的贊許,並且被称之為好;後來這種贊許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為由總於是習惯地被當作好的來稱赞,因此也就幹脆被當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們自身就是什麽好的一樣。”我們立刻發現,在這第一段引言中已經包含了英國心理學家的特異性的全部典型特征。我們已經看到了“有益”、“遺忘”、“習慣”,最後還有錯誤,所有這些都被当成了受人尊敬的依據,迄今為止比較高貴的人們甚至引以為自豪。就像引一種人類的藝術特權為自豪一樣。這種自豪应當受到羞辱,這種尊敬應當被貶值:目的達到了嗎?……我現在才看清了,這種理論是在錯誤的地方寻找和確定“好”的概念的起源:“好”的判斷不是來源於那些得益於“善行”的人!其實它是起源於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說那些高貴的、有力的、上層的、高尚的人們判定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為是好的,意即他們感覺並且確定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行為是上等的,用以對立於所有低下的、卑賤的、平庸的和粗俗的。從這种保持距離的狂熱中他们才取得了創造價值、並且給價值命名的權利:這和功利有什么關系!功利的觀點對於維持最高等級秩序的熱情、突出等級的價值判斷的熱情表達恰恰是如此陌生和極不適宜:此刻方才出現了那種卑微的熱情的對立感覺,這種熱情以每一種功於心計的精明,以每一種功利的算計為前提,——而且不止一次地,不是特殊情況,而是永久的。高尚和維持距離的狂熱,就是我們說過的上等的、統治艺術的那種持久的、主導的整體和基本感覺,與一種低下的藝術、一個“下人”的关系——這就是“好”和“壞”對立的起源。(主人有賜名的權利,這意味著人們可以把語言的來源理解為統治者威權的表達:他們說,“這是什麽,那是什麽”;他們用聲音給每一物、每一事打下烙印,並且通過這種方法将其立即據為己有。)從這個起源出發——“好”這个詞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為相關聯:那是道德譜系學家們的偏見。事實上,只是在貴族的價值判斷衰落的時候,“自私”和“不自私”的這種全面對立才越來越被強加於人的良知,——用我的話說,群體本能終于用言辭(而且用多數的言辭)得到了表述。此後還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這種本能才會在群众中變成主人,使對道德價值的评定形成,並且陷入上述那種對立(這就是目前歐洲的狀況:如今占據著統治地位的是成見,成见正被看作是和“道德”,“不自私”,“公平”相等同的概念,而且已經具有了一種“固定觀念”和腦病特有的威力)。

  三

  可是第二:那種關於“好”的價值判斷的起源的假說除了在歷史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以外,在心理分析方面也是荒誕不經的。不自私的行為的功利被說成是該行為受到稱贊的根源,而這個根源卻被遺忘了——怎麽可能遺忘呢?也許這種行為的功利曾在某時失效?情況恰恰相反,事實上这種功利在所有的時代都司空見慣,而且不斷地得到重新強調;因此,功利不是從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遺忘了,而是必然地越來越清晰地顯现在意識中。這樣一來那種反对派理論倒是更為清晰合理了(那理論並不因此而更正確——)。例如赫伯特·斯賓塞就表述了這派理論:他認為“好”的概念就其本質來說与“有益”、“實用”相通,因此在“好”和“壞”的判斷中人類总結並確認的正是他们關於有益——實用和有害——不實用的那些未被遺忘和遺忘不掉的經驗。根據這种理論,“好”即是那種迄今一直被證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級的有價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價值的”效用。正像我所說的,這種解釋方法也是錯誤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從心理的角度上看也是站得住腳的。

  四

  有個問題為我指出了通向正確道路的方向,這個問題的提出本來是因為在詞源學中出現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好”的詞言文字:在這裏我發現所有这些名稱都把我們引回到同一个概念轉化——基本概念的等级含義往往是“高尚”、高贵”,由此又必然轉化出含有“精神高尚”,“高貴”意思的“好”,含有“精神崇高”,“精神特權”意思的“好”;這一轉化又總是伴隨以另外那種轉化,“普通的”、“粗俗的”、“低賤的”終於被轉化成“壞”的概念,這後一種轉化的最有力的例證就是德文字“壞”本身;“壞”字(“Schlecht”)和 “簡樸”

  (“Schlicht”)通用——請比較“直截了當”(“Schlechtweg”,直譯:“壞的方式”),“簡直不堪”(“Schlechter-dings”,直譯:“壞的事物”)——因此“壞” 這個字起初就是這樣不屑一顧地徑直把簡樸的,普通的人置於高尚的對立面。大約到了三十年戰爭時期,也就是說到了很晚的時候,上述內容才轉變为現在通用的意思。——這就為我的道德譜系的研究展示了一條重要的線索,它之所以這麽晚才被找到是因為在現代世界上,民主的偏見對所有追根溯源的工作施加了障礙性的影响,甚至連那個看來是最客觀的自然科學和生理學領域也不例外,當然我在此只能是點出問題而已。那麽这種偏見,一旦它燃起仇恨的烈焰,能給道德和歷史造成什麽樣的特殊危害?這已由臭名昭著的布克爾事件表明了。起源於英國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義在它的故鄉的土地上再次爆發,激烈得有如一座噴發的火山,伴隨著迄今為止所有的火山都發出的那種令人掃興的、噪音過大的、粗野的、不容争辯的聲音。——

  五

  說到我們的問題,我們完全有理由稱其為一種安靜的問題,它只是有選擇地針對少數幾個聽眾。同樣有趣的是我們發現,那些標誌著“好”的詞匯和詞根至今仍然含有某種不同一般的東西,使高尚者據此感到他們才是上等人。他們固然經常根據他們對權力的考慮稱呼自己(稱為“強有力的人”,“主人”,“領主”),或者根據这種考慮的最明顯的標誌稱呼自己,例如稱為“有錢人”,“占有者”(這個意思取自阿瑞阿語,在伊朗語和斯拉夫語中也有類似的表達),不過這些高尚者也根據一種典型的特性稱呼他們自己這就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問題。例如他們稱自己是“真實的”:最先這樣做的是希臘貴族,其代言人是麥加詩人蒂奧哥尼斯。用來表達這個意思的詞:esthlos的詞根意味著一個人只要是存在的,現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而後,經過一個主觀的轉變,真正就變成了真實:在概念轉化的这個階段,真實成了貴族的口頭禪,而且徹底地包含在“貴族的”詞義裏,以示和被蒂奧哥尼斯認之為並描述為不誠實的下等人相區别——一直到貴族沒落以后,該詞才最終被保留下來用於標誌精神贵族,與此同時該詞也變熟、變甜了。在kakos和deilois這兩个詞中(a-gathos的反義詞:庶民)都強调了懦弱:這也許是一個提示,循此方向我們必須去尋找意思清楚得多的aga-thos 的词源。拉丁文中的壞(malus)字可以用來指深膚色,特別是黑頭發的人為粗俗的人,即在雅利安人以前居住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和成為統治者的黃頭發雅利安征服者種族最明顯的區別就是顏色;至少克爾特語為我提供了正好類似的情況——fin(例如Fin—Qal這個名詞),就是用來標誌貴族的,最後被用來標志好、高貴、純潔、本原是黃頭發,以此和膚色暗、頭發黑的土著居民相對照。順便說一下,凱爾特人純粹是黃頭發人種。有人(譬如維爾科夫)錯把德国人種分布圖上的那些暗色頭發人种聚居地段同什麽凱爾特人的後裔和血緣聯系在一起。其實,在這些地段居住著的是雅利安以前的德國居民(在整個歐洲情況幾乎相同,從根本上說,被征服的種族最終再一次占了上風,在膚色上,在缺乏頭脑上,甚至在智識本能和社會本能上,有誰贊成我们如下的觀點,難道不是時髦的民主,難道不是更為時髦的无政府主義,尤其是現在所有的歐洲社會主義者對於 “公社”這種最原始的社會形式的共同偏愛,難道它們的主旨不像是一種驚人的尾声,象征著征服者和主人種族的雅利安人甚至在生理上都處于劣勢了嗎?……)拉丁文字bonus我鬥膽譯為鬥士;假如我可以將bonrs引溯到一个更為古老的詞duonus(請比較bellum和du- ellum,以及duen-lum,在我看來,這中間好像保存了那個duonus),那麽donus就可以譯成與人紛争的人、挑起爭端的人(duo),鬥士:我們看到,在古羅马是什麽使一個人形成他的“善良”。我们德國人的“好”本身難道不是標誌“神聖者”,“神聖種族”的人嗎?而且这難道不是和哥特人的人民(起初是貴族)的名稱相一致嗎?在此不宜闡述這些猜測的原因——

  六

  政治優越觀念總是引起一種精神优越觀念,這一規則暫時尚未有例外(雖然有產生例外的機会),當最高等級是教士等級的時候,這一規則表現为教士們喜歡采用一種向人們提醒教士職能的稱呼來作為他們的共同標誌。譬如在這裏我們第一次碰上了像“純潔”和“不纯潔”這樣的對立的等級觀念,同樣也是在這裏後來產生了不再具有等級意義的“好”和 “壞”的觀念。但是人們應該當心,不要立刻把“純潔”與“不純潔”這種觀念看得過重、太广,甚至看成象征性的:古人類的所有觀念都應當從一開始就被理解為一堆我們几乎不能想像地粗糙的、笨拙的、淺薄的、狹窄的、直截了当的,特別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純潔的人”的最初的意思不過是洗澡的人,拒絕吃某種感染腹疾的食品的人,不和骯脏的下層婦女睡覺的人,厭惡流血的人——只此而已,豈有它哉!此外,當然,從以教士為主的貴族的全部行為可以看清楚,为什麽恰恰是在這種早期階段,價值的對立能夠以一種危險的方式内向化、尖銳化。事實上,由於這種價值的對立在人與人之間最終扯開了一道鴻溝,就連精神自由的阿基利斯也難於毫不畏懼地逾越這道鴻溝。早在一開始就有某種有害的因素孕含在這種貴族氣派中,孕含在這統治者的、疏遠商貿的、部分是深思熟慮、部分是感情爆發的習惯中,其結果是各個時期的教士們都很快地、不可避免地感染上那種腸道疾病和神經衰弱,可是他們為自己找到了什么方法來醫治他們這些疾病?——难道人們不能說這種医療方法的最終結果已經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還要危險百倍嗎?人類自身仍然在受著那些教士們的醫療方式的後果的煎熬!讓我們試想某種饮食方式(禁忌肉類),試想齋戒、節制性欲、 “向沙漠”逃循(維爾·米切尔式的孤立,當然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強飼法和營養過度,那裏包含了醫治禁欲主义理想的所有歇斯底裏发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再試想,教士們的全部敵視感官的和懶惰而詭詐的形而上學,他們依據苦行僧的和使用玻璃扣而且觀念固執的婆羅門的方式實行的自我催眠術,以及对其根治術——虛無的、最後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厭倦(或者對上帝的厭倦——渴望和上帝結成一種神秘聯盟是佛教徒所渴望的虛无,涅盤——僅此而已!)在教士們那兒一切都變得格外危險,不僅僅是醫療方式和治療技術,而且還包括傲慢、報復、敏銳、放蕩、愛情、权力追求、貞操、疾病——憑心而论,無論如何還應當加上一句:只有在這塊土地上,在這块對人類和教士的生存來說基本上是危險的土地上,人才能夠發展成為一种有趣的動物,只有在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時也變得兇惡了——正是这兩個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優越於其它的動物。

  七

  讀者已經可以猜測出,教士的價值方式可以多麽輕易地脫離騎士——貴族的價值方式而向其反面發展了。在每一次這種脫離发生時都有一個契機,都是發生在教士階層和鬥士階層相互嫉妒、無法和解的時候。騎士——貴族的價值判斷的前提是一個強有力的體魄,是一种煥發的、豐富的、奔放的健康,以及維持這種體魄和健康的條件:戰鬥、冒險、狩獵、跳舞、比賽等等所有強壯的、自由的、愉快的行動。贵族化教士的價值方式,正像我們所看到的,具有其它的前提:戰鬥對他們來說是糟糕造了!正如我們所知,教士是最兇惡的敵人— —為什麽這麽說?因為他們最無能。從無能中生長出來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才智又最為陰毒。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仇恨者總是教士,最富有才智的仇恨者也總是教士——在教士的報復智慧面前,其它所有的智慧都黯然失色。沒有這种無能者提供的才智,人類歷史将會過於乏味——讓我們舉個最重大的事例。在地球上,所有反對“高貴者”、“有力者”、 “主人”、“權力擁有者”的行動都不能和猶太人在這方面的所為同日而語:猶太人,那個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徹底地重新评定他們的敵人和壓迫者的價值,也就是說,以一種最富有才智的行動而使自己得到補偿。這正適合於教士化的人民,這個有著最深沈的教士化報復心理的人民。正是犹太人敢於堅持不懈地扭轉貴族的价值觀念(好=高貴=有力=美麗=幸福=上帝寵兒),而且咬緊了充滿深不可測的仇恨(無能的仇恨)的牙關聲稱“只有苦難者才是好人,只有貧窮者、無能者、卑賤者才是好人,只有忍受折磨者、遭受貧困者、病患者、醜陋者才是唯一善良的、唯一虔誠的,只有他們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們這些永久兇惡的人、殘酷的人、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們也將遭受永久的不幸、詛咒,並且被判入地獄!”……我們知道,是誰繼承了這種猶太人對價值的重新評價。一想起這可怕的、祸及全體大眾的首創,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戰爭挑戰中最根本的挑戰,我就記起我在另一場合(《善惡的彼岸》第一一八頁)說過的話——即猶太人開始了道德上的奴隸起義:那起义已經有了兩幹年的歷史,我們今天對此模糊不清只是因為那起義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八

  ——可是你們沒有聽懂?你們沒有看到某種东西需要兩千年的時间才能取得成功?…… 這沒有什麽奇怪的:所有長期性的發展都很難观察、很難判斷。可這是個大事:從那報復的樹幹中,從那猶太的仇恨中,從那地球上從未有過的最深刻、最極端的、能創造理想、轉變價值的仇恨中生長出某种同樣無與倫比的東西,一種新的愛,各種愛中最深刻最極端的一種:——從其它哪根樹幹中能夠長出這種愛?……但是也不要誤以為這種愛是對那種報復渴望的否定,是作為猶太仇恨的對立面而萌發的!不是的!事實恰好相反!這種愛正是從那樹幹中長出来的,是它的樹冠,是凱旋的、在最純潔的亮度和陽光下逐漸逐漸地伸展開來的樹冠。既使在光線和高度的王國裏,這樹冠也似乎以同樣的渴求尋求著那仇恨的目的、勝利、戰利品、誘惑,這種渴求使那種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淵中越紮越深,在所有的罪惡中越變越貪。拿撒勒斯的這位耶穌,愛的人格化福音,這位把祝福和勝利帶給貧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他難道不正是最陰险可怕、最難以抗拒的誘惑嗎?这誘惑和迂回不正是導向那些猶太的價值和理想的再造吗?難道以色列不正是通過這位“救世主”的迂回,這位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敵和解救者來達到其精心策劃的報復行動的最後目標的嗎?這难道不算是報復的一種真正重大的策略所使用的秘密非法的藝術嗎?這不是一種有遠见的、隱蔽的、緩慢的和嚴密策劃的報復吗?以色列本身不正是這样被迫當著整個世界像唾棄死敵一樣唾棄其报復的真正工具、並且让它釘在十字架上,從而使“整個世界”,即所有以色列的敵人,都不假思索地吞下這誘餌嗎?難道还有人能從精神的所有詭計中再想出一種更加危險的誘餌嗎?什麽東西的诱惑人、陶醉人、麻痹人、使人墮落的力量能和“神聖的十字架”這個象征、“釘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恐怖的自相矛盾、上帝為了人類幸福而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這种無法想像的最後的残酷行動的神秘色彩相提並論?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以这種情景,用其對迄今為止所有價值的報復和重新評定,不斷地戰勝了一切其它的理想,戰勝一切更高貴的理想。——

  九

  ——“可是您還談論什麽更高貴的理想!讓我們順應現實吧!人民獲得了勝利——或者說是‘奴隸’獲得了勝利,或者說是‘暴民’,或者說是‘百姓’,隨便您怎麽去稱呼它,反正這勝利是由于猶太人而獲得的,而發起的!任何其他的人民都未曾有過这樣一種世界歷史使命。‘主人’被打敗了,平民的道德取得了勝利。這種勝利同時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種败血癥(它已經在各個種族中融通蔓延),我不否認,無疑地,人類中毒了。‘拯救’人類於 ‘主人’的統治的事業正獲全勝。一切都明顯地猶太化了,或者基督化了,或者暴民化了。(不管用什麽詞吧!)這種毒癥在人類全身的蔓延看來是不可阻止的了,其蔓延的速度從現在起倒是可能不斷地放慢,變得更細致、更微弱、更審慎——人們還有時間……如今教會還能有什麽了不起的任務,甚至還有什麽存在的理由?也许人們可以不需要教會?请回答吧。看上去教會是在阻止和控制而不是促進毒癥的蔓延?這正可能是它的有用之處。可以肯定地說,教會簡直就是粗鲁村野的東西,是和細膩的智慧,和一種本來很時髦的趣味相對立的,它难道不應當至少自我完善一點兒嗎?……它如今得罪的人要比它誘惑的人多了……假如沒有教會,我們之中有誰会成為自由思想家?是教會而不是它的毒素在和我們作對……撇开教會,我們還是熱愛毒素的……——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對我的講話的反應——他是一個誠實的家夥,反正他明顯地表現出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一直在傾聽我講話,而且不容我沈默,可是我在這個問题上卻有充分的理由沈默。

  十

  奴隸在道德上進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變得富有創造性並且娩出價值:這種怨恨發自一些人,他們不能通過采取行動做出直接的反應,而只能以一種想像中的報復得到補償。所有高貴的道德都產生於一種凱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隸道德則起始於對“外界”,對“他人”,对“非我”的否定:這種否定就是奴隸道德的創造性行動。這種從反方向尋求确定價值的行動——值得註意的是,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尋求價值——這就是一種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總是先需要一個對立的外部環境,從物理學的角度講,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場,這種行動從本質上說是對外界的反應。高貴的價值評定方式則相反;這些价值是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它只是為了更心安理得、更興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尋找其對立面。它们的消極的概念如“低賤”、“平庸”、“壞”都是在与它們的積極的概念相比較後產生的模糊的對照,而它們的积極的概念則是徹底地滲透於生命和熱情的基本概念:“我們是高貴者,是好人;我們是美的、是幸福的。”如果說貴族的價值方式有過失,強暴現實,那麽這種情況就發生於他們不够了解的領域,他們不是去了解實情,而是矜持地进行自衛:有時他們会錯誤地判斷一個他們所蔑視的領域,比如平民的領域,地位低下的人民的領域。另一方面,人們也要考慮到,不管怎麽說,蔑視的情緒、倨傲的情緒、自負的情緒的產生,人们對蔑視情景的偽造,這都遠遠無法和無能者以受壓抑的仇恨向他的對手(當然是虛構的)進行報復的那種虛偽相比。事實上,在這种蔑視中有過多的疏忽和輕浮,過多的不顧事實和不耐煩,夾雜著本來就過多的與生俱來的愉快心情,使這種蔑視能夠把它的对象轉變成真正的醜角和怪物。請注意,希臘貴族為了和地位低下的人民拉開距離,在所有有關的詞句中加上幾乎是仁慈的聲調,憐憫、關怀、容忍這類的詞一直不斷地相互攪拌,並且包裹上糖衣,直至最後幾乎所有和平民有關的詞句就只省下了諸如“不幸”、“可憐”這類的表达(參見 deilos,deilaios,poneros,mo-chtheros,最後兩個詞的本意認平民為工作奴隸和负重的牲畜)——而另一方面,“壞”、“低賤”、“不幸”这類詞又沒完沒了地用一個單音,用一種“不幸”占優勢的音色,轰擊著希臘人的耳朵;這是古老的、更高貴的貴族價值方式的傳家寶,即使在蔑視時也不會須臾背棄。“出身高貴者”的確感到他們自己是“幸福者”,他們不是先和他們的敵人比較,然後才來人為地造就他們的幸福,或者使人相信,或者騙人相信他們的幸福(所有充滿仇恨的人們都慣於此道)。他們渾身是力,因此也必然充滿積極性,同樣,他們知道,不能把行動從幸福中分離出去,他们把積極行動看成幸福的必要組成部分。所有這些都和無能者以及受壓抑者階層的“幸福”形成鮮明的對立,他們這些人感染了有毒和仇恨的情感,這些情感很快就被消極地表现為麻醉、暈眩、安寧、自由、 “安息日”、修養性情和伸展四肢等。高貴的人生活中充滿自信和坦率(“血統高貴”強調 “真诚”,或許還有“天真”),而怀恨的人既不真誠也不天真,甚至對自己都不誠实和直率,他的心靈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歡隱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徑和后門;任何隱晦的事都能引起他的興趣,成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長於沈默、記憶、等待,擅長於暫时地卑躬屈膝、低聲下氣。这種仇恨者的種族最終必然會比任何一個高貴的種族更加聪明,而且它對聰明尊崇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它把聰明當做其生存的首要條件,而高貴者只是把聰明當作奢侈和精致的一種高雅的變味品來享受:——即使在這方面,聰明比起無意識的調節本能那樣一種完美的功能性保障也早已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比起一種特定的不聰明來,比起某种更加勇敢的蠻幹,哪怕蠻干會招災樹敵,比起那為所有時代的高尚靈魂都要重新認识的激怒、熱愛、敬畏、感激和報復等等狂熱的情感爆發來,聰明早已不再重要了。當一個高貴的人感受到怨恨的時候,這怨恨會爆發,并且消耗在一種瞬間的反应中,因此也就不會起毒化作用:此外,在許多場合下,高貴者絲毫不感到怨恨,而所有的軟弱者和無能者卻會毫無例外地感到怨恨。具有堅強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標誌是根本不会長期地把自己的敵人、不幸和失誤看得很嚴重,因為他们有豐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還有一種忘卻力(现代世界上有個很好的例子,他就是米拉保,他記不住任何別人對他的侮辱和抵毀,他不能原諒別人,只是因為他把一切全忘記了。)這種人猛然一甩就抖落了許多寄生蟲,而這些寄生虫卻深入其他人的皮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地球上才可能出現所謂的“愛自己的敵人”。一個高貴者已經向他的敵人表示了多少尊重!而這種尊重本身就是通向愛的橋梁……是的,他以己度自己的敌人,以自己的高標準要求敵人!是的,除了這種絲毫不值得蔑視,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敵人,他不能容忍其他種的敵人!试想,一個充滿仇滿恨的人构想出來的“敵人” 將是什麽樣的——這正是他的行動,他的創造:他構想了“醜惡的敵人”,構想了“惡人”,并且把它作為基本概念,然後又從此出發產生了余念,設想了一個對立面,即“好人”——

  也就是他自己。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十一

  正好相反,精神高貴者預先自发地創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說從自身獲得了這一概念,而後才由此引伸出一種關于“壞”的概念!這種起源於高貴的“壞”和那種產生於不知魘足的仇恨的大鍋中的“惡”——這看上去同樣是“好”物概念的反義詞的—“壞” 和—“惡”是多麽不相同啊!前者是附產品,是一種附加成分,一種補充色調,而后者卻是本源、是起點,在奴隸的道德觀念中是原始的創造活動。可是在這裏同樣被稱為“好”的概念並不相同:最好还是過問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誰是“惡人”。最确切的答案是:這裏的所謂“惡人”恰恰是另一種道德中的“好人”、高貴者、強有力者、統治者,他們只不過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變了顏色、改變了含義、改變了形態。在這裏我們至少要否定一點:誰要是把那種“好人”只认作敵人,那麽他除了邪惡的敵人就什麽也不認識。同样是這種人,他們被如此嚴格地束縛在習俗、敬仰、禮節、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缚在相互監視、彼此嫉妒之中,他們在相互態度的另一方面卻顯示出如此善於思考,善於自我克制,如此溫柔、忠诚、自豪、友好;一旦來到外界,接觸到各種陌生事物,他們比脫籠的野獸好不了多少,他們擺脫了所有社會的禁錮,享受著自由,他們在野蠻狀態中彌補著在和睦的團體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錮和封閉所帶來的緊张心理,他們返回到了野獸良心的無辜中,變成幸灾樂禍的猛獸,他們在進行了屠殺、縱火、強暴、毆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後也許會大搖大擺、心安理得地離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場學生式的惡作劇,他們也許還相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詩人們又有值得歌詠和頌揚的素材了。所有這些高貴種族的內心都是野獸,他們無異於非常漂亮的、伺機追求戰利品和胜利的金發猛獸;隱藏著的内心時不時地會爆發出來,野獸必然要重新掙脫,必然要回到野蠻狀態中去——羅馬的貴族、阿拉伯的貴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貴族,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盜,他們都同樣具有這種需要。高貴的種族不論走到哪裏都留下了形成“野蠻人”的概念的痕迹,就連他們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顯露出他們對於此种行為的一種意識,甚至是一種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禮演說辭中對他的雅典人民說:“我們的果敢打開了進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好壞地樹立起永恒的紀念碑。”)高貴種族的這種表現得如此瘋狂、荒謬、突兀的“果敢”,這种不捉摸,這種甚至对他們自己的行動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別強調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們的這種滿不在乎,以及對安全、肉体、生命、舒適的蔑視,对所有破壞行為,對所有勝利的淫欲和殘酷的淫欲的那種令人恐惧的興致和發自內心的愛好——所有這一切都為他們的受害者勾畫出“野蠻人”、“邪惡的敵人”的形象,或許是“哥特人”或者“汪达爾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權時激發的(現在又再次激發的)深刻和冷酷的不信任還總是那種無法消除的恐懼的尾聲,許多世紀以來,歐洲怀著這種恐懼目睹了金發的日耳曼猛獸的震怒(雖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誌人之間幾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聯系,更不用說血源上的聯系了)。我有一次註意到赫西奧特的困難处境,當時他正思考文化时代的序列問題,並試圖用金、銀、铁來標誌它們。他善於巧妙地處理光辉的、但也是如此可怖、如此殘暴的荷馬時代遺留下來的矛盾,使用的方法無非是把一個時代一分為二,然後依序排列——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個英雄和半神的時代,這是貴胄們仍舊保留在記憶中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有他們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屬的時代,也就是那些被踐踏者、被剝奪者、被殘害者、被拖走和被販賣者的後代所看到的那個世界:据說這是礦石的時代,堅硬、冷酷、残忍、沒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搗毀並沾滿血污。假定,現在被當作“真理”的東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義就在於把“人”從野獸馴化成一種溫順的、有教养的動物、一種家畜,那麽我們就必须毫不猶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對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借以最終羞辱並打倒了貴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當然無論如何不能說,那些具有這種本能的人本身同時也體現了文化。其實,相反的結論的正確性不僅是可能的,不!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些具有貶低欲和報復欲本能的人,這些所有歐洲的和非歐洲的奴隸的後代,特別是所有前亞利安居民的後代,他們體現的是人類的退讓!這些“文化工具”是人類的恥辱,其實是一種懷疑,一種對“文比”的反駁!人們完全有理由懼怕並防犯所有高貴種族內心的金發猛獸,如果有人能夠領悟到,不恐懼則永遠無法擺脫失敗者、貶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難道他還會千百次地選擇恐懼嗎?這不正是我們的災难嗎?如今是什麽構成了我們對“人”的反感?人使我們受苦,这是沒有疑問的了,當然不是因為我们懼怕他,其實他已經没有什麽值得懼怕的了。蟲“人”已經登台,而且是蜂擁而至。“馴服的人”、不可藥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經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歷史的意義,是“上等人”。是的,他們的這種感覺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們感到自己和大批失敗者、病患者、疲憊者、萎靡之間尚有距離,在這段距离之後,當今的歐洲正在開始發臭,因此他們覺得自己至少還是比较適度的,至少還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還是肯定生活的……

  十二

  此刻,我不擬壓抑我的感嘆和我最後的期望。什么東西是我完全無法忍受的?是我独自一人無法結束的?是令我窒息、使我忍受煎熬的?是恶劣的空氣!惡劣的空氣!是某種失敗的東西在接近我,是我被迫去嗅一種失敗者的内臟……除此之外,人还有什麽不能忍受的?苦難、贫困、惡劣天氣、久病不愈、艱辛、孤寂?人基本上是能夠對付其余這些困难的;人生來就是一種地下的、戰鬥的存在;人總是會不断地接觸到光亮,不斷地經歷他的勝利的黃金时刻——然後就停留在那兒,好像生來就是這樣的堅不可摧,這樣急切準備迎接新的、更艱難、更遙远的戰鬥,就像一張弓,任何困難都只能使它繃得更緊。不過我時常得到恩賜— —假設在善惡的彼岸当真存在著上界的恩賜者——使我能看一眼,而且也只能看一眼某種完美的、圓滿的、幸福的、有力的、凱旋的、多少還能引起恐懼的東西!看一眼為人作辨護的人,看一眼人的那殘存的、正在消失的機運,以便能夠保持对人的信任!……因為事實是歐洲人正在變得渺小和平均,因为看到這種情況就使人厭倦……我們如今已不再能夠看到任何會變得更偉大的東西。我們擔心的是,人还在繼續走下坡路,還在變得更仔細、更溫和、更狡黠、更舒適、更平庸、更冷漠、更中國式、更基督化——毫無疑問,人總是在變得“更好”——這正是歐洲的劫難——在我們停止懼怕人的同時,我們也失去了對他的熱愛、尊敬、期望,失去了對人的追求,看到人就會事感到格外厭倦——這不是虛無主義又是什麽?我們對人感到厭倦了……

  十三

  言歸正傳,關於“好人”觀念的另外一個起源,也就是仇恨者想像出來的那種好人,這個問題出需要有一個解。羊羔怨恨猛獸毫不奇怪,只是不能因為猛獸捕食羊羔而責怪猛獸。如果羊羔們私下里議論說:“這些猛獸如此之惡,難道和猛獸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羊羔不能算是好的嗎?”那麽這樣的一種理想的建立並沒有什麽可以指摘的,盡管猛獸會投過讥諷的一瞥,它們也許會自言自語地說,“我們並不怨恨這些好羊羔,事實上我們很愛它們,沒有什麽東西比嫩羊羔的味道更好了。”要求強者不表現為強者,要求他不表現征服欲、戰勝欲、統治欲,要求他不树敵,不尋找對抗,不渴望凯旋,這就像要求弱者表現為強者一樣荒唐。一定量的力相當於同等量的欲念、意誌、作為,更確切些說,力不是别的,正是這種欲念、意誌、作為本身,只有在语言的迷惑下(理性語言對事物的表述是僵死的,是彻底的謬誤),這種力才会顯示為其它,因為语言把所有的作為都理解和错解為受制於一個作為著的 “主體”。正像常人把閃電和閃電的光分开,把後者看一個主體的行動、作為並且稱其為閃電一樣,常人的道德也把強力和它的表現形式分离開來,似乎在強者的背後還有一個中立的基礎,強力的表現与否和這個中立的基礎毫无關系。可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基礎;在作為、行動、過程背後並沒有一個“存在”;“行動者”只是被想像附加給行動的——行動就是一切。常人讓闪電發光,那實際上等於給行動加倍,使之變成行動——行動:也就是把同样一件事一會兒稱為原因,一會兒又稱為結果。自然科學家也不強似常人,他們說,“力在運動中,力是始因。”我們的全部科學,雖然是极為冷靜的,排除了情緒幹擾的,但是卻仍然受著語言的迷惑,而且始終沒能擺脱那些強加上去的替換外殼,即所謂“主體”。

  例如,原子就是這樣一個替換外殼,同樣,康德的“物自體”也是这樣一個替換外殼:毫不奇怪,那些被壓抑的、在暗中閃耀的報復和仇恨的情感利用了這樣一種信念,甚至是空前熱烈地信奉這樣的信念:即強者可以自由地選擇成為弱者,猛獸可以自由地選擇變成羔羊。这樣一來,他們就為自己贏得了把成為猛獸的歸類為猛獸的權利……與此同時,那些被壓迫者、被蹂躏者、被戰勝者,他們出於無能者渴求復仇的狡猾在竊竊私語:“我們要和那些恶人有所區別,讓我們做好人!所有不去侵占、不傷害任何人,不進攻,不求报的人,所有把報復权上交給上帝的人,所有像我們這樣隱蔽自己、避開一切罪惡,甚至很少有求於生活的人,像我們這樣忍耐、謙恭、正義的人都是好人。”如果冷靜而不帶偏见地傾聽,這段話的真實含義其實不過是:“我們这些弱者的確弱;但是只要我們不去做我們不能勝任的事,這就是好。”但是這種就連昆蟲都具有的最低等的智力(昂蟲在危險時刻也會佯死,以免行動“過多”),這個冷酷的現实卻由於無能的偽造和自欺而被包裹在退縮、平靜、等待的道德外衣中,就好像弱者的弱原是他的本質,他的作為,他的全部的、唯一的、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真实存在,是一種自發的舉動,是某种自願的選擇,是一种行動,一種功績。這類人相信,一個中立的、隨意選择的“主體”必然產生於一種自我保護、自我肯定的本能,這種本能慣於把所有的慌言都神聖化。上述主體,或者說得通俗一點,就是靈魂,或許是迄今為止地球上最好的信仰了,因為它使絕大多數會死亡的人,使各種各樣的弱者和受壓抑者能夠進行高超的自我欺騙,使他們能夠把軟弱解释為自由,把軟弱的這种或那種表現解釋為功績。

  十四

  有誰想上下求索一番、看看理想是怎麽制造出來的?誰有這份膽量?……好,让我們開始吧!這兒有一條缝,可以經常窺見這些陰暗的作坊。请稍候片刻,我的冒失大膽先生,您的眼睛必須先習慣於這變幻無常的光線,……好了,現在請告訴我,那裏發生了些什麽事?說出來您都看到了些什麽,您這個最危險的好奇家夥——現在我是傾聽者——

  ——“我什麽也沒看見,但是我聽到的卻更多。在那兒從每個角落裏都發出一種審慎、狡猾、輕微的耳語。我覺得他們在說慌,每個聲響都像沾了蜜糖般的柔軟,他們說無疑软弱應當被當作功績來称贊——您說對了,他們正是這样。”——

  ——還有什麽?

  ——“不報復的無能應被称為‘善良’,卑賤的怯懦應改為‘謙卑’,向仇恨的對象屈服應改為‘順從’(根据他們對一個人順從,這個人吩咐他們屈服,他們稱這個人為上帝)。弱者的無害,他特有的怯懦,他倚門而立的态度,他無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兒都被冠上好的名稱,被稱為‘忍耐’,甚至還意味著美德;無能報復被稱為不願報復,甚至還可能稱為寬恕(“因为他們不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麽,只有我們才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麽!”)。他們還在議論‘愛自己的敵人’——而且邊說邊淌汗。”

  ——接著說!

  ——“我敢斷定他們非常悲慘,所有這些耳語者和躲在角落裏的偽造者,雖然他們擠做一團取暖。可是他們告訴我說,他们的悲慘是被上帝選中的標誌,就像人們鞭打自己最庞愛的狗一樣;或許这種悲慘還是一種準備、一种考驗、一種訓練;或許它竟是以黃金作為巨額利息最終获得補償的東西,不,不是用黃金,而是用幸福補償。他們把這種幸福稱之為“極樂”。

  ——說下去!

  ——“現在他们向我解釋說,盡管他們必須去舔強者和主人的唾沫(不是出於恐惧,絕對不是!而是因為上帝吩咐他們尊敬所有的上級),但他們不僅比這個地球上的那些強者、主人更好,而且他們的‘境況也會更好’,至以有朝一日會更好。可是,夠了!夠了!空氣汙濁!空氣汙濁!我覺得这些制造理想的作坊散發著一股彌天大謊的氣味。”

  ——“不,請稍等一下!您還没講到這些黑色藝術家的绝招呢!他們能把任何一種黑色的物体造成白色的、牛奶般的、純洁的東西。您難道沒有註意到他們魔术的高超?難道沒有註意到他们那最大膽、最細致、最聪明、最有欺騙性的手腕?請註意一下!這些滿怀報復和仇恨心理的寄生蟲,他們从報復和仇恨中究竟造出了些什么?您到底有沒有聽到那些詞句?如果只聽他們的言談,您是否會知道,這些人純屬忌恨者?”

  ——“我懂了,我再把耳朵豎起來(對!對!对!把呼吸也屏住)。現在我才聽到他們已經一再重復過的話:‘我們這些好人——我們是正義者。’他們把他们所追求的東西不叫做報復,而稱之为‘正義的凱旋’;他們仇恨的並不是他們的敵人,不是!他們仇恨‘非正義’,仇恨‘無視上帝’;他們信仰和期望的不是復仇,不是陶醉於甜蜜的復仇(荷馬曾經說過,這種陶醉比蜜糖還甜),而是‘上帝的勝利’,是正義的上帝戰勝不信上帝的人;這個地球上還值得他們愛的不是那些滿懷仇恨的弟兄們,而是他們稱之為‘充滿愛心的弟兄們’,也就是他們所說的地球上所有的好人和正义的人。”

  ——他們把那种在悲慘生活中給了他們安慰的、關於所謂的未來極樂世界的幻覺叫做什麽?

  ——“什麽?我听得準確嗎?他們把它叫做‘終審日’,他們的王國,即‘上帝的王國’到來之日——在這一天到來之前,他們暫且生活在‘信仰’、‘愛’和‘期望’之中。”

  ——夠了!夠了!

  十五

  信仰什么?愛什麽?期望什麽?無疑,這些軟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成為強者,有朝一日他們的“王國”也能來臨,他們就把這個王國稱這“上帝的王國”——他們事事處處都如此谦卑!可是為了獲得在這個王國生活的經歷,人必須活很長时間的、必須越過死亡,是的,必須獲得永生才能夠永久地在“上帝的王國”裏使自己那“在信仰、愛期望中”渡過的塵世生活得到補償。可是補償什么?用什麽來補償?……我覺得但丁在這裏犯了一個大錯误,他憑著一種能喚起恐懼感的機灵在通往他的地獄的大門上寫下了“我也是被永恒的愛創造的”,——不管怎麽說,在通往基督教的天堂和“永恒的極乐”的大門上應當更有理由寫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創造的”,讓真理站在通往謊言的大門上!那個天堂的極樂又是什麽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出答案來了,但是最好還是請一位在這類事情上享譽很高的權威;托馬斯·阿奎那,偉大的教師和圣人,來為我們證實一下吧,他用羊羔般溫柔的口吻說道:“享福總比受罰能給人以更大的快樂。同樣,在天國裏,人們會因為親眼看見惡人受罰而感到快樂。”如果读者願意聽,這兒有一位成功的神父用更強烈的語氣表述了同樣的思想,他試圖勸阻他的基督徒們不要公開地為所欲為——為什麽?他非常激烈地寫道:“上帝的拯救將給我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歡樂,我們擁有的不是身强力壯的人而是殉道者,如果我們想要血,我們就有基督的血……但是想想看,在他凱旋歸来之日等待我們的是什麽吧!” 接下去他继續描繪那迷人的幻景:“是的,还有奇跡會發生——在那最後的永恒的終審日。異教徒從來就不相信會有那一天到來,他們譏諷地說,这整個舊世界連同它的歷代居民就將毁於一場大火的那一天決不会到來。可是那一日的奇跡將會是多麽宏大,多麽廣闊!那種景象將會使我驚訝,我將会怎樣地大笑,歡樂,狂喜啊!我將會看到那些國王們,那些據稱是偉大的國王們,和丘比特一道,和那些在黑暗的深淵中呻吟著的、接到升天通知的人們一道在天堂受到歡迎!我還將看到那些褻瀆了耶穌的名字的地方行政官們在火焰中熔化,那火焰比他们出於對基督徒的仇恨而點燃的火焰還要熾熱。我還將看到那些先知、那些哲学家們,他們曾教導他們的學生說上帝對任何事都不關心,人並沒有靈魂,如果有,那些靈魂也決不會回到他們原來的軀體中。面對著聚在一起的學生們,那些哲學家將会羞愧臉紅!此外我還將看到詩人们在審判員席前顫抖,這不是拉達曼陀斯的坐席,不是米諾斯的坐席,而是基督的坐席,是他們從未擡眼看過的基督!而後我還將聽到悲劇演員的声音,在他們自己的悲劇中他們的聲音更加動人;還有表演家,他們的肢体在火中格外地輕柔。我還會看到四轮馬車夫被火輪燒得通红!接下去可以看見体育運動員,他們不是在他們的运動場上,而是被推進火堆——除非我到那時也不想看這一场景,可是依著我的愿望我卻要看個夠,因為他們曾經把憤怒和怨恨出在上帝的身上;我會說:“这就是他幹的,那個木匠或者妓女的兒子(特圖裏安在這裏模仿猶太人的謾骂,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他在猶太法典中用的稱呼是耶稣的母親),那個不遵守安息日的人,那个有魔鬼幫助的撒馬利亞人。他就是猶大出賣給你們的那個人,挨了一頓蘆桿和拳頭,汙了一身唾沫,被迫喝了膽汁和醋的那个人。他就是那個被信徒們秘密偷走的人,所以人們說他已經升天了,除非是園丁把他挪走了,以免來訪的人群践踏他的菜地!這是何等样的景象!何等樣的狂喜!哪個羅馬執政官、會計官、教士能給予你這樣的贈禮?可是所有這一切卻屬於我們,對於精神想像力的信仰勾畫了這副圖景。但是那些耳聞不見,目睹不到、心感不覺的事物究竟是些什麽?我相信,這是比在馬戲場、劇院、圓形劇場,或者任何體育場裏所能感受到的更大的快樂。”——原文如此。

  十六

  让我們來總結一下。“好与壞”和“善與惡”这兩種對立的價值觀在這個地球上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惡戰,雖然第二種價值觀長期以來一直穩占上風,但是只要戰爭仍在持續,勝負的問題就悬而未決;甚至可以說,在此期間战爭又升級了,因而它也就變得更深刻,更具有鬥智的性質了,結果是目前也許還找不到更確切的標誌來標记那超越這種對立的“更高級的自然力”,即更智慧的自然力,那種對立的另一真实的戰場。這場戰鬥的象征在所有人類歷史上垂訓千古,這就是“羅馬人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對羅馬人”。迄今為止,還沒有比這更重大的戰鬥,更嚴峻的課題、更仇視的對立,羅馬人把以色列人看成某種違反自然的反常怪物;羅馬人認為猶太人“對整個人类充滿了仇恨”。如果人们有權把人類的得救和未來同貴族的價值觀,即羅馬的價值觀的無條件统治聯系起來,那麽羅馬人的這种看法就是對的。可是反過來猶太人又是怎樣看待羅馬人的呢?有千百種跡象表明他們的觀念,而我們只需再讀一遍聖約翰的《啟示錄》,那文字史上最偏執狂熱的發泄、那對良知的报復。請不要低估基督徒堅韌不拔的本能,他以此為這本仇恨之書貼上了愛的信徒的名字,附加了他狂熱地偏愛的那些福音信条——但是不管有多少文字上的詐騙,這裏面潛藏著一個事實:罗馬人曾經是強壯的、高贵的民族,世界上還沒有哪個民族能像羅馬人那樣,甚至夢想像羅馬人那樣強壯和高貴;羅馬人的所有遺跡、每一個刻痕都是迷人的、莊重的,只要人們能夠猜出其中的意思。反之,猶太人卻是傑出的、充滿怨恨的教士民族,他們具有一種不可比擬的民俗道德天才,我們只需拿中國人和德國人這些有相似天賦的民族和猶太人相比,就可以感受到誰是第一流的天才,誰是第五流的,目前他們之中誰取勝了,是罗馬人還是猶太人?可是這里還有什麽疑問?想想看,在羅馬本土人們把誰當作至高無上的价值的化身,向之鞠躬禮拜——而且不僅在羅馬,在差不多整整半個地球上,哪兒的人們变得馴服了,或者將要變得馴服了,那兒的人們就向三個犹太男人和一個猶太女人鞠躬(向拿撒勒斯的耶穌,向渔夫彼得,向地毯匠保羅,向瑪丽亞,那個起初被稱為耶穌的人的母親)。這真是奇怪,羅马無疑是戰敗了。的確,在文藝復興時期,古典的理想、高貴的價值觀念曾经歷了光輝奪目的復蘇。羅馬就像一个假死蘇醒的人一樣在那座新建的猶太式羅馬城的重壓下面蠢動起來,那新羅馬俨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猶太教堂,它被稱為“教會”。但是,很快地猶太教又一次獲勝,這要歸功於发生在德國和英國的運动,它被稱為宗教改革,而實质上是平民的怨恨運動。伴隨這場運動而來的是:教會的重振和古羅馬再次被置於古老的墓穴安寧之中。法國革命使猶太教再次取得了对古典理想的更具決定意義的、更深刻的勝利,因為從此,歐洲最後的政治高貴,那盛行於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精神,在民眾怨恨本能的壓力下崩溃了,地球上還從未听見過這樣熱烈的喝彩,這樣喧囂的歡呼!可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極為驚人的、根本無法預料的現象:古典理想本身現形了,在人類的眼前和意識中再一次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輝;它比以往更強大、更簡單、更顯著,它大聲疾呼反对怨恨者古老的謊言口號:“多數人享有特權”,它反對底層意誌、降尊意誌、平均意誌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誌;它喊出可怕的擔是令人振奮的反對口號:“少數人享有特權!”拿破仑的出現就橡最後一个路標才指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樣。拿破侖,這個最孤獨的人,這個跚跚來遲的人,他具体地體現了高貴理想自身的問題——或許我們應當思考,問題究竟何在:拿破仑這個非人和超人的綜合體……

  十七

  到此為止了嗎?那些重大的理想對抗就這樣被永久地擱置起來了嗎?還是只不過推遲了,長時間的推遲了?……是否有朝一日那古老的、憋悶己久的火勢必會復燃成可怕得多的烈焰?不僅如此,這难道不正是有人全心全力渴望的嗎?甚至有人要求,以至努力促使這一天的到來。如果此時此刻有誰像我的讀者一樣剛刚開始思考,開始拓展思維,他還很難迅速地得出結論,而我則有足夠的理由做出結論,因为還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很清楚我想要什麽,我提出那句危險的口號是為了什么,那句口號寫在我上一本書的扉頁上:“善惡的彼岸”,至少我沒有寫上“好壞的彼岸”。

  註意:

  我想利用這篇論文為我提供的時機,公開並正式地表達一個願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爾地同學者们提到過這個願望,這就是:如果哪個哲學系想要通過提供一系列的學術獎金來促进道德史的研究,那麽我目前的這本书也許會對這項計劃起有力的推動作用。鑒於這種可能性我想提出下列問題,以供參考。这些問題不論是對於語言學家、歷史學家、還是對于以哲學為職業的學者來說都是非常值得關註的:

  “語言科学,特別是對語源學的研究,給道德觀念的歷史發展帶來的什麽樣的啟示?”——此外,顯然還有必要爭取生理學家和醫學家來幫助解决這一問題(即迄今為止的價值判断的價值這個問題)。在這裏,也僅僅是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委托專業哲學家來充當代言人和協調人,因為他們成功地把哲學、生理學和醫學之间的那種本來是非常冷淡、非常多疑的關系變成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交往。事實上,所有那些歷史研究和人種學研究所熟知的品行戒律,所有那些“你應當……”條款,都要求首先進行生理的闡釋和說明,然後才能進行心理的分析,所有類似的問題都要首先經過醫學知識的評判。問題的癥結在於:各種品行戒律或“道德”價值到底是什麽?如果不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它們,就無法精細地分解“價值目標”。比如某種东西對於某一種生物的長久生存來說可能有明顯的價值(對於這种生物提高適應特定氣候的能力,或对於它維持最多的數量來說),但是對於造就一種更強壯的生物來說,它就不會具有同樣的價值了。大多數的利益和极少數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價值觀點,認定前者是更高的價值,這屬於英國生理學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學都在為哲學家未來的使命進行準備工作,而哲學家的使命就是:他們必須解決價值的難題,必須確定各種價值的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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