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視野下國有企業改革的邏輯路徑研究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邏輯學論文
論文作者: 齊虹
上傳時間:2014/7/7 18:06:00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的發展一直是社會關註的焦點問題,國企改革的定位與出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此,我們不妨運用唯物史觀關於生產關系的界定來梳理國企改革的進程,以期發掘出其演進的邏輯路徑和特點,獲得一種關於生產關系變革的規律性認識,這有助於我們從社會發展的宏觀視野審視、把握改革的進程。
   我們知道,在唯物史觀中,生產關系就是參與生產活動的主體之間結成的經濟關系,它包括三個基本方面:(1)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經濟制度範疇在法學語境中表現為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等四種權利,後面三種權利統稱為經營管理權;其中所有權是基礎範疇,決定了經營管理權。(2)不同生產主體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及相互關系。(3)產品分配方式。在這三者中,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和本質,決定了生產主體的地位,這兩者又共同決定了分配方式。下面,我們根據國企改革的基本歷程,來考察生產關系變遷的邏輯特征。
   一、生產關系的改革首先在分配領域展開,這個階段從1978年至1984年
   1978年,四川省選擇了6家企業作為改革試點,允許這些企業在完成年終計劃後提留少量利潤作為企業發展的基金,並允許給職工發放少量獎金,這有效調動了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在此基礎上,國家選擇了首都鋼鐵公司、天津動力機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國企進行試點,推行以利潤留成為重點的改革。但由於在利潤分配中出現了嚴重向職工傾斜、國家財政受到嚴重影響的問題(1979年和1980年中國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近300億元的財政赤字[1]),國務院決定由全額利潤留成改成基數利潤留成加增長利潤留成。
   從1981年起,國有企業開始全面推廣分配領域的改革。為了既能保證國家財政又能搞活企業,國務院停止了以利潤分成為主要內容的經濟責任制,開始推行“利改稅”,這是一種稅收加稅後利潤部分上繳的分配方式。但由於經濟體制沒有進行配套改革,致使各企業賦稅很不公平。於是在1984年,國務院開始推行第二步利改稅,將第一步中上繳的利潤也全部變為稅收,特點是增加了調節稅。但這種調節稅仍沒有擺脫一企一稅的弊端,另外,過高的所得稅率也限制了企業的積極性和發展。因此其雖暫時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最終歸於失效。
   不難看出,這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在分配領域進行,圍繞著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而展開。生產關系中分配領域的改革促進了企業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這種改革並沒有改變國有企業的制度框架,企業仍是政府部門的附屬物,政府仍然牢牢控制著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大部分經營管理權,因此企業活力仍然不足,生產力較低。隨著分配領域改革的深入,企業與國家利潤分配的矛盾逐漸加劇,由此引發的問題導致人們將視線不得不轉向企業在生產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不得不向生產關系的中遊即所處地位與經營管理權方面改革。另外,從邏輯上看,這也是生產關系系統性的必然要求,分配形式的改變必然促使地位、作用、管理權限等內容的改變。
   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國國企改革時,由於企業對政府的依附特點,因此改變國企在生產體系中的地位、作用和下放國企經營管理權是同一個過程,經營管理權的擴大就是國企不斷走向市場主體的過程。所以在分析時應當將地位和權責統一起來予以考察。
   二、生產關系的改革進入到國企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作用與經營管理權領域,這個階段從1984年至1992年
   1984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從生產經營計劃權、產品銷售權、產品價格制定權、物資選購權、資金使用權、生產處置權、人事勞動管理權、工資獎金使用權、聯合經營權等十個方面擴大了企業經營管理權限。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中國傳統經濟體制的主要弊端在於政企職責不分,國家對企業管得過多過死,忽視了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提出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的目標。
   由於農村承包制的成功以及首鋼、二汽等承包企業的突出表現,在眾多國企改革方案中,政府逐漸傾向並選擇了承包經營責任制。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一次明確肯定了承包制,要求國企“根據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認真實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從該年6月份起,政府在全國開始推廣承包經營責任制。
   從1988—1991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通過、發布了四個關於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意見,要求繼續堅持完善承包制,促使企業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1992年,國務院發布的《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指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目標是讓企業適應市場的要求、把企業推向市場,全面落實十四項企業經營自主權,通過承包制的方式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成為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企業法人。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到1987年底,大中型工業企業承包面達到了82%,大中型商業企業超過了60%[1]。在推廣承包制後的兩個月,全國工業企業利潤連續22個月下滑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轉,當年增加財政收入60多億元[1]。1988年底,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增創利稅369億元,相當於1981—1986年所創利稅的總和[1]。這說明承包制滿足了當時生產力的要求,促進了生產力的大幅增長。但是,這種生產關系也存在著缺陷,比如包贏不包虧,政府對企業的指揮、幹涉仍十分嚴重。據統計,1989年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比上年下降18.18%,虧損企業的虧損額增加1.12倍[1]。在1989年之後,承包制的經營效益一直在下降,發包方和承包方利益沖突加劇,互相侵犯,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企業負債急劇增加,危害了國有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生產關系的改革不得不向縱深處推進,即所有權改革。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三、生產關系的改革進入到所有權領域,這個階段從1992年至今
   在改革所有權的進程中,國企經歷了量變和質變兩個階段。首先通過破產、抓少放多、抓大放小、國退民進等方式減少了國有企業的數量;其次通過股份制改造、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了國有資本比例的降低。
   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國有企業改革從放權讓利開始轉向機制轉換階段。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標準的現代企業制度。由此發軔,大型國企開始了公司制改造,中型國企進行了非國有化的公司制改造,小型國企實施了承包經營、租賃經營、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措施。這些政策標誌著國企改革進入到所有權領域。
   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4年、1995年,國務院先後發出《關於在若幹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關於深化企業改革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意見的通知》,對扭虧無望的企業放棄國有產權,準許其破產。對於小型企業,國家體改委鼓勵各地大膽探索、選擇多種途徑加快放開、放活小型國企。1996年7月,國家經貿委發布了《關於放開搞活國有小型企業的意見》,明確提出並開始推行“抓大放小”的方針。1999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指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應體現在控制力上,在行業布局上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推行“國退民進”的政策。經過逐步改革,從1998—2006年,國有工商企業從23.8萬家減少到11.9萬家[2]。
   對於保留下的國企,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對其進行了以投資主體多元化為目標的股份制改造。到2000年,520個國家重點企業中有282個企業改造為股份制企業[3]。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提出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究其本質,股份制改造就是要減低所有權中的全民所有制比例。
   四、結論
   我們不難看出,生產力推動著生產關系的改革,生產關系的每一次改革都會或多或少地釋放生產力,但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積極效用就會出現遞減甚至開始阻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繼而再次推動生產關系的深入改革。改革三十年來,國有企業的生產關系歷經了分配權、經營管理權、所有權等三個領域的改革,體現出一種生產關系變革的邏輯脈絡,即由生產關系的下遊領域向上遊領域、由外圍範疇向核心範疇、由量變向質變演進的路徑。盡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但未來國企的改革仍將按照生產力的要求在所有權領域推進下去。這種演進的趨勢與方向是不以政府官員、經濟學家、企業家的意誌為轉移的,而僅僅以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客觀要求為準,這個過程體現出了社會發展的自然史性質。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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