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較視野看孔子與柏拉圖的文藝思想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思想哲學論文
論文標簽:思想教育論文 思想教育論文 孔子文化研究論文 有關孔子論文
論文作者: 柳曉楓
上傳時間:2010/8/13 14:55:00

摘 要:作為中西方思想源頭的代表性人物, 孔子和柏拉圖也是中西文藝思想的奠基人,本文主要從文藝的社會功用、文藝的理想人格、文藝的真善美追求三個方面對之進行比較論證,既見出他們文藝思想的相似性,又總結出他們文藝思想的不同之處。
關鍵詞:孔子;柏拉圖;文藝思想;中西比較
    孔子和柏拉圖是人類歷史“軸心時代”(雅斯貝爾斯語)的兩位文化巨人,在東西文化中被視為各自的坐標式人物。柳詒征曾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奧地利當代哲學家波普爾則說:“人們可以說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圖的,或者是反柏拉圖的,可是在任何時候都不是非柏拉圖的”。因此,分析比較他們美學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藝思想,不僅有助於了解他們的美學思想,而且可以加深我們對中西美學和中西藝術的認識。
    一
    綜觀二者的作品,尤其是孔子的《論語》和柏拉圖的《理想國》,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二者文藝思想最鮮明的共同點,即:他們都很重視文藝的社會價值和人文教化功能。在他們二人看來,文藝能夠陶冶人的心靈,對人的精神世界能夠潛移默化的產生深刻影響,因此它在人格塑造和人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建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兩個不同國度的文化巨人才“心有靈犀一點通”同時把文藝社會學當作自己文藝思想的基石。
    孔子的文藝功用大致上可以分為教化功用和社會功用。本著實現“仁”的理想,孔子主張文藝教化為政治服務。他從“文、行、忠、信”4方面教育弟子,“文”是重要的一個方面。在《秦伯》中,他就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裏,孔子提出了一個完整的藝術教育的思想,即通過感發於《詩》,立足於禮,完成於樂,使詩、禮、樂融合為一,在情感的感染與愉悅中,使人成為一個道德修養和性格上完美的人。可見,孔子將藝術看作“立人”和“成人”的根本手段。
    孔子最具代表的文藝功用論觀點是“興觀群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孔安國註說是“引譬連類”,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解為“感發誌意”,綜合兩種解釋,可見“興”即詩歌借助由比興而產生的藝術形象可以引起聯想和陶冶讀者的思想感情。“觀”為“觀風俗之盛衰”,孔子認為讀者可以借助詩歌認識風俗盛衰和詩人的思想感情,統治者可考見得失,以調整自己的統治政策。孔安國註“群”為“群居相切磋”,即詩歌可以使人相互交流切磋,加強團結。而“怨”即“美刺”,指詩歌可以用來批評現實,表達民情。由此可見,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全面地論述了詩的作用與功能,體現了孔子重視文藝的感染作用、認識作用和政治功能。
    柏拉圖也是從知、情、意這一心理學角度來展開他的文藝思想的,但與孔子迥然不同的是:孔子對文藝采取了一種意氣風發的積極進取精神,而柏拉圖則對文藝采取了一種冷漠和敵視的態度。柏拉圖認為藝術不表現真理,他從哲學的理念論推衍,藝術不過是“影子的影子”,因而是不真實的。《理想國》卷十中他列舉了三種床:床的理念,木匠造的床,畫家畫的床,並認為床的理念才是真實的,後兩者離真實越來越遠。他說:“模仿和真實體隔得很遠。”他認為從荷馬以來所有的詩人都只是美德或影像的模仿者,他們完全不知道真實。“模仿術乃是低賤的父母所生的低賤的孩子。”也就是說,藝術無助於人的理性認識。柏拉圖否定一般藝術,否定藝術的認知功能。在其《理想國》中,柏拉圖列舉了文藝的四條罪狀,借以反對文藝。他認為首先文藝褻瀆神明;其次詩人們還講述了很多有傷風化的故事,例如嫉妒、淫穢、縱酒作樂等,只會教人墮落;再次藝術貶低英雄人物;最後藝術著力表現了人的情感而非理性,這與柏拉圖崇尚理性是背道而馳的。柏拉圖認為詩人們不僅“摹仿罪惡、放蕩、卑鄙和淫穢”,而且總是迎合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迎合人的情欲,放縱人的欲念,使人失去理性的控制,這一切表明對文藝的作用上柏拉圖持反對態度,首先它只是對理念的摹仿;其次它褻瀆神,腐化人,不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他對藝術的否定是不徹底的,而只否定一般藝術,倚重理想藝術。這種理想藝術,只不過是清洗過的藝術,是藝術的政治化。藝術的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符合城邦社會的政治要求,應培育人的德行,提高人的理性認識,“違背真理是在所不許的”。如果詩人能證明詩在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家裏有合法地位,“我們還是很樂意歡迎她回來”。可見理想的藝術就是堅持藝術的政治化。他的這一片面認識說明他的文藝功能論是致力於建立奴隸制城邦國家的。也正是出於這個擔憂,柏拉圖才對文藝進行了全面的掃蕩,“除掉頌神的和贊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其它的一切詩歌闖入國境”。就此堅決地將詩人和詩歌驅逐出他所謂的“理想國”。
  然而,無論是孔子肯定文藝功用還是柏拉圖否定文藝從而驅逐文藝,他們的立足點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著眼於文藝對社會的影響作用,他們都對文藝提出了明確的道德要求,並且他們對文藝問題的思考都帶有明確的實踐意義,因此,文藝實用論是二者的共識。
    二
    在孔子的理想國中,他的理想人格是“仁”。“仁”作為孔子終身追求的理想和道德目標,它要求人們一刻也不能離開“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有將人的一切言行都“歸於仁”,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仁人”。為了達到“仁人”這一理想標準,孔子提出了“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在這裏盡管孔子非常強調理性,也主張用理性來壓制人的情和欲“: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行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孔子稱贊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在回答子貢足食、足兵、民信如何去其二的問題時,孔子選擇去兵、去食,也是理智對欲望的一種壓制。但值得註意的是,孔子雖不主張擴大人的欲望,但並不否定正常的、合理的欲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那裏,只要是合乎道的,便是合理的,也就有其存在的依據。顯然,在孔子的“仁”學中,理性與感性是有機統一的,這也正是柏拉圖所缺乏的。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而柏拉圖對於人欲則沒有那麽仁慈。柏拉圖本身也是非常喜愛荷馬詩歌的,如在《理想國》裏尊其為“全希臘的教育者”“,最高明的詩人和首屈一指的悲劇作者”。但他對文藝取舍的目的更多的是著眼於城邦的建設和德行的培養。他把人的靈魂分為三個等級:理性、意誌和情欲,與之相對應的便是哲學家、武士和普通人。與之相對應的三種美德分別是:智慧、勇敢、節制。意誌和情欲的代表武士和普通人要絕對服從於理性的代表哲學家,只有哲學家才有資格充當“國王”。而那些只合乎情欲,不合乎理想和道德的瀆神的詩篇,是永遠不準進入理想國的。在柏拉圖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國”裏,哲學王必須是一個體現智慧、勇敢、節制等道德規範的統一體。智慧,指的是國家的保衛者所保持的一種信念,即認為他們應當害怕的事情就是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誡他們的那些事情。節制,指一種對於快樂與欲望的控制,就是說,在理性和正確信念的幫助下,由人的思考指導著的簡單的有分寸的欲望。正義,就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在國家裏執行一種最適合他的天性的職務。只有這樣,他所統治的國家才能成為正義的國家,也只有這三者達到統一的哲學王,才是最理想的人。柏拉圖的這一劃分具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他把這三種心理機能生硬地割裂開來,與社會的三個等級簡單對應,是極其錯誤荒謬的。因此,在他的人格心理構成中,情感是沒有地位的,是不被柏拉圖所承認的,這也是柏拉圖否定藝術、驅逐詩人的原因所在。
    另外,對理想人格的培養方式,孔子主張“仁”,註重對其道德修養方面的培育,教之具有“愛心”,愛天下一切事物,並且以“文、行、忠、信”教之,使之具有“仁人”的一切美德。柏拉圖對其“哲學王”的從小教育,則缺乏愛心,他主張從小孩一生下來,就要檢查其優劣,不聰明的孩子將被拋棄,只留下聰明的、優秀的兒童,並且把兒童從小便與其父母隔離開來,其手段是比較殘忍的,是沒有“愛”可言的。
  三
  真、善、美是人們衡量文學藝術作品的三個基本標準, 孔子和柏拉圖對此也持不同態度。在中國古代美學史上,尤其是孔子以前,美還沒有成為“學”,但這並不代表孔子以及之前的文學家們沒有美的意識。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說明孔子已經有了美善相異的意識。但在有些言論裏,孔子的美和善是不分的,如前章所舉詩的“興觀群怨”說。再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雖肯定了文學作品的善,但同時並沒有反對或否定文學作品的美,他認為美和善各有其不同的獨立價值。而對於真,在孔子那裏,只講盡善盡美,沒有涉及到。因為孔子主張以德治國,特別重視倫理道德的價值,所以也就看重文藝的道德教化作用。在評價文藝作品時,從未要求真,只要求善。他推崇《詩經》,是因為“思無邪。”贊賞《韶》,頌揚“大哉!堯之為群也。”是因為這都是聖賢,是道德楷模。他貶斥鄭聲,是嫌“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甚至在自然美的問題上,他也忘不了對善的強調,如提出“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即人們之所以認為山水是美的,是因為山水在某些方面能象征人的仁義品性。在這裏,孔子忽略了真,大概與他缺乏科學意識有關系。雖然他教學生的“六藝”中有數學,但《論語》和其他典籍中沒有留下他關註自然科學的材料。科學求真,道德求美,他的興趣在道德方面。
  與孔子不同,柏拉圖是在濃厚的科學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在他之前的許多古希臘哲學家都是自然科學家,在科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柏拉圖認真研究過他們的學說,與數學家、天文學家畢達哥拉斯的弟子有交往並受其影響。他在學園給學生講授哲學的同時,還講數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並在學園門外寫著“不懂幾何學的人不許入內”。正是這種自然科學的深厚素養使他具備了科學的求真精神,表現在文藝思想上,就是特別強調用真的標準來評價作家和作品。柏拉圖對文藝總體上持貶低態度,其根本原因是他認為文藝作品不真實,遠離真理和理性。他對荷馬等著名詩人的史詩和悲劇,極盡批評諷刺之能事,認為“頭一點是他的作品對於真理沒有多大價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柏拉圖講真實,並不是以客觀事實為參照物,而是以“理念”為參照物。他的認識論中,最真實的是神創造的理念,現實存在的各種具體事物,不過是理念的仿造品。他覺得只有哲學家才能掌握真理、當理想國的統治者,而詩人藝術家則遠離真理,沈迷於人性最低劣的部分(即情欲)之中。文學以情動人的特點在他看來恰恰是不可饒恕的缺點。他拒絕詩人“進到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家裏來,因為他培養發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殘理性的部分。”相反,孔子則出於道德教化的要求,提倡美善相兼的“詩教”。而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裏,盡美不盡善的藝術是被排斥在外的。他為詩歌設置了一系列的關卡“:除掉誦神的和贊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並且“詩的禁令必須嚴格執行”。對柏拉圖來說,謊言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謊言毒害人的心靈,危害社團和城邦的利益。也就是說,在孔子那裏盡美的藝術可以不盡善;而在柏拉圖那裏,如果不盡善,盡美不盡美一點意義也沒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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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國維.孔子之美育主義[J].教育世界,1904,(1).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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