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進化論思想在推動國人世界觀轉變過程中的作用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思想哲學論文
論文標簽:思想教育論文 思想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黃武生
上傳時間:2011/7/20 9:15:00

  [摘要]世界觀的內容是多層次的,进化論思想推動國人世界觀的轉變,主要表現在推動國人对進步觀念的普遍認同以及對“人”的全新認識等方面,對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不過,國人對進化論思想的接受和容納畢竟是在維護民族生存、求富求強的總體目標下進行的,這就使得中國化了的進化論思想事實上已與達爾文原滋原味的生物進化論有了相當大的距離,由此而帶來的缺失也是我們必須看到的。
  [关鍵詞]進化論思想;進步觀念;世界觀;缺失

  “進化論急速地漲湧於戊戌前後,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後的中國思想界,成为這一時期主流思潮。從维新誌士到革命黨人再到五四驍將,無不受其滋润哺育。這是人們所熟悉的歷史图景。它之所以能為幾代人延續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觀的性質。這也是學術界普遍的共識。”
  那麽,進化論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轉變了國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進了對進步觀念的認同
  
  從词源上講,進步的語義並不復雜,進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進步”一詞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為一種思想观念,從本質上講,進步觀念是一種歷史觀念,一種人們關於人類社會總體演變趨勢、階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觀念。內含著進步觀念的歷史觀,便是通常所說的進步史觀。
  在漫長的古代和中世紀,由於生產力水平的低下,社會生活的發展和變化極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環往复的更叠、萬物“誕生、成長、繁盛、衰老、死亡”循環不已的歷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復始的興衰,都使得人們無論從自然界或人类社會,還是從經驗上或事實上,都很難看到社會“向前”發展的印證,由於缺少事實的证明,那種內涵著“向前”的進步觀念就很難形成。表现在歷史觀上,占據統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觀”或“循環史觀”,這在中外歷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現象。如古希臘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不是現在,也不在未來,而是早已经遠逝了的“黃金時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復礼”,力圖恢復過去文武周公時代的禮制以拯救“禮樂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證。可以說,只要這種衰退或循环的歷史觀念還占據主導地位,进步觀念的產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紀是進步觀念迅速興起並被人們逐渐接受的時代,在這一時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學家和思想家以他們傑出的貢獻為進步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圍。哥白尼的“日心說”给基督教的自然觀和歷史觀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它不僅是“天文學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類對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變更,並最終構成“西方人價值觀轉變的一部分”,自此,人們有理由不再迷信《聖經》的權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兒的思想體系中,理性的至高無上原則、自然法則的永恒不變性和精密的邏輯分析方法對於進步觀念的確立居功至偉。理性的至高無上,使得沒有經過理性確認的東西都是值得懷疑的,過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轟然瓦解;自然法則的永恒不變與基督教的上帝創世理論相沖突,進一步動搖了基督教自然觀和歷史觀的根基;而精密的邏輯演繹方法使得人類社會處於不斷衰退之中的結論不再成為可能。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和康帕內拉則以各自的傑作《烏托邦》和《太陽城》,向人們展示了一幅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宏偉畫卷:理想的社會不再存在於過去,而是未來。此外,17世紀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國開展的長達百年的“古今”之爭,也給盛行的退化理論以迎頭重擊。“古今”之爭最初源於文學領域,很快便擴展到哲學、自然科學甚至社會生活領域,這場古代還是現代孰優孰劣的論爭,最終以現代派的大獲全勝而告终,使得進步的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進步,已不僅僅只是被想像成一種對未來的無止境的伸展,更被當成了一種必然和確定。
  如果說,上述16~17世紀的進步觀念還僅僅只是在智力和知識領域被確立的話,那麽,到了18世紀,進步觀念則進一步向社會的縱深領域发展。這首先應歸功於工業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紀50、60年代始於英國並進而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革命,使得“资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社會發展進程的提速,社會物質財富的急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會的“進步”不断得到事實和經驗的證明。在启蒙運動中,啟蒙學者高扬人道主義的旗幟,認為人的品質可以通過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徑進行塑造,而且這種塑造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對於人類能力的完善化並沒有標志出任何限度,人類的完美性實際上乃是無限的;而且這種完美性的進步,今後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為轉移的;……只要這個宇宙體系的普遍規律不會在這个大地上產生一場整個的天翻地覆,或者產生那樣一些變化,以致人類在其中不再能保存並運用他們的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樣的這些資質,那么這種進步就決不會倒退。”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不僅印證了孔多塞的預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將上述社會進步的内容固定了下來。所有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紀,進步觀念進一步向社會生活的纵深領域發展,人們還根据社會進步的構想來進行社會改造和社會革命,進步觀念已逐步成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導地位的歷史觀念。
  到了19世紀,進步觀念的勝利進軍只剩下最後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壘,那就是,进步觀念如何能從自然界的演變本身得到說明。因為,如果進步觀念不是一种普遍適用於宇宙萬物的規律,而僅僅只是人類社会的一種特例的話,那麽,就有將自然和社會割裂的危险。解決這個難題的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生物進化理論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簡单的生命形式發展而來,并自然地呈現出一種由簡單到復雜,不斷趨於完美和高級的過程,可以說,正是由於達尔文生物進化論的及時創立,才使得進步終於成為了一個由自然規律所決定的不可逆轉的進程,為進步观念提供了絕好的、最強有力的生物学證明。至此,將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統一於一體,共同归於一個統一的宇宙進程的障礙已然清除,進步觀念終於完全成為西方世界占据統治地位的歷史觀念,並且随著它的遠播四海,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轉贴於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籍、制度、習俗等,因更貼近於古代的“道”本身,因而就越具有權威性。越古就越好,越古就越值得崇尚,在這種思維定式的影响下,厚古薄今、今不如昔的觀念根深蒂固,從而严重地壓抑了進步觀念的产生。因此,客觀說來,進步观念對於國人而言是一種舶来品,它是伴隨著進化论思想而傳人我國的,嚴复翻譯的《天演論》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應該指出,進化並不完全等同於進步,比如进步往往涉及價值判斷,區分出哪些是“先進”,哪些是“落後”,而進化並不是一個價值評定的概念,它只涉及對環境的“適應”和“不適應”;進步总體上是單線性的,不斷向前的,而进化則是復雜的,其中可能有進步,也可能有倒退,等等。赫胥黎在《進化論與理學》中指出:“現在一般應用於宇宙過程‘進化’一詞,有它獨特的歷史,並被用來表示不同的意義。就其通俗的意義來說,它表示前進的發展,即從一種比较單一的情況逐漸演化到一種比較復雜的情況;但其含義已被擴大到包括倒退蜕變的現象,即從一種比較复雜的情況進展到一种比較單一的情況的現象。”這就很明確地指出,“進化”并不總是代表著“進步”,其中亦包含著倒退,這也是達爾文的觀點。
  但是,至少在19世紀,產生廣泛影響並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並不是生物進化论中所蘊含的那種是悲觀的“退步”。這是因為,虽然進化本身並不一定代表著進步,但它畢竟包含着“進步”的因素。在生物進化論思想為進步觀念提供了絕好的、最強有力的生物學證明後,它又進一步強化和充實了進步觀念,兩者的這種天然聯系,外兼當時的西方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全社會处處彌漫著濃烈的樂觀主義情緒,人們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否定進步的存在,這就使得即便是在進步观念發源地的西方,進化和進步的界限也模糊了,這在斯賓塞的著作中尤為明顯。
  對於1877~1879年曾留學英國,親身感受過资本主義世界的繁榮和富强,並深受斯賓塞思想影響的嚴复而言,認同“進化就是進步”幾乎沒有太多的難度。在《天演論》中,他指出:斯賓塞“其為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辟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在斯賓塞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如同自然界一樣,有著明確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都是一個不斷由简單到復雜,最終趨向善的過程。嚴復對此篤信不疑:“夫斯賓塞所謂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則必日進善,不日趨惡,則郅治必有時而臻者,其豎義至堅,殆難破也。……今合地體、動物、植物三學觀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進,……此非一二人之言也。”正因為這个緣故,嚴復在《天演論》中沒有將上述赫胥黎在《進化論與伦理學》中所述的那種“進化”也包含著“退步”的“悲觀”的觀点譯出,而是忽略不計了,他一再強調“進步”的觀念,充滿信心地指出:“吾黨生於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後勝於今而已。”在将“天演”中“退步”的成分剔除後,嚴復的“天演”观事實上已經變成了一种單線“進步”的進化觀。
  這種“世道必進,後勝於今”的進步觀念,以生物進化论的大量科學事實為鐵證,又以當時西方世界蒸蒸日上的社會現實為楷模,看得見,摸得著,極具說服力,對中國自古以來就崇尚的“崇古薄今”、“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念起著巨大的瓦解作用。倘若将老大中國比作“古”,而今日西方比作“今”的話,那么,中國貧弱之因就一目了然了,那便是“新勝於舊、今勝於昔”。在“進步”的天平上,中西終于分出了高下。這就是嚴復在《原強》中指出的:“然而至於至今之西洋,則與是斷斷乎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西洋者,無法与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
  所以,正是在“進步”觀念的指引下,國人終於认清了中國在今日世界中所處的位置及其貧弱之因,既然社會是不斷进步和發展的,那麽,倘若不進行社會改革,不發奮圖強,中國將在世界上無任何立錐之地。進步觀念不斷向國人灌輸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反復敲響著救亡圖存的警鐘,整整一代人正是在進步觀念的指引下,開始以一種嶄新的思路為中國的未來設計方案、尋求出路。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倘若沒有進化論思想广泛傳播,沒有國人對進步观念的普遍認同,就不可能有近代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新和社會改革運動,進化论思想和進步觀念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是用任何語言來形容都不為過的。
  當然,在看到進步觀念所起的巨大歷史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人接受進步觀念,毕竟是在嚴復式的將“進化等同於进步”的歷史情境下進行的,這無疑削弱了國人對达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深入認識。更為重要的是,進步觀念畢竟是一種價值理念,它本身就暗含著歷史線性发展的理論預設,在這種預設下,或者說,在線性發展的時間觀念下,又必然會有先後之分,後必勝於今,新必勝於舊。國人正是在這種二分法的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很自然地將“過去”等同於“古”,將“現在”等同於“今”,中國是古是舊,西方是今是新,後勝於今、新勝於舊的結果便是西勝於中,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經久不息的古今中西之爭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全盘西化、民族虛無主義情绪等,其因其果都可從進步觀念中找到端倪。而作為一種價值評斷的標準,進步觀念的內容能否不斷地泛化,進而成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在很長時期裏,國人對此是無暇也無意涉足的,進步觀念似乎不證自明,這必然影響到人們對進步觀念的深入認識和思索,而這種認識,客觀地說,是直到今天也沒能圓滿解決的一个問題。
  
  二、推動了對“人”的全新認識
  
  在西方歷史上,進化论思想使得上帝造人的創世說不再成為可能,人只不過是外部自然的一部分,這就把人從基督教的神學權威中解放了出來。中國雖然缺少類似於西方世界的神學權威,但卻從來不缺乏各種古典權威,與西方相類似,隨著進化論思想的深入人心,在“世道必进、後勝於今”的進步觀念的不斷沖擊下,這些古典權威也漸漸地喪失了往日的榮耀与光環,從古典權威中走出來的國人,開始以一種嶄新的眼光打量世界,反思過去,並認识自身。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的这段話是廣為人知的:“我們要說人的文學,須得將這个人字,略加說明。我們所說的人,不是世間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或‘圓顱方趾’的人。乃是說‘從動物進化的人類’。其中有兩個要點,(一)‘從動物’進化的,(二)從動物‘进化的’”。
  這段話无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籠罩在進化論思想的照耀之下。在生物進化論的理論中,人類與自然界萬物一樣,不過是最簡單的生命形式長期進化的結果,与其它生物相比並無高貴的血統,所以,从某種角度來說,進化论思想其實是對人的貶黜,亦即周作人所說的,並非世间所謂的“天地之性人為貴”。但是,正是這样一種貶黜,卻使人的自然屬性得到了凸出和肯定,從而給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領域,虽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然從來也不乏對人之私、人之情欲等種種人的自然屬性的肯定,但是,這種肯定從來也沒能像進化论思想這樣,由於建立在强大的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從而能借助科學的力量而具有不可辯駁的說服力。所以,完全可以說,借助進化論思想的力量,國人對人的自然屬性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人從動物“進化”而來,又不斷“進化”,進而區別於動物,進化的這種歷程在貶黜人類的同時,事實上又充分肯定了人類自身強大的力量。“人是一種動物進化的生物,他的內面生活,比他動物更為復雜高深,而且逐漸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周作人此言可謂一語中矢。人的內面生活,無疑便是人的理性、人的意誌、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個性……可以說,正是伴隨著進化論思想的傳人,“人”自身的價值才最終全面地凸現出來,进化論思想好比一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展現給國人的是一個全新的、豐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從来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對“人”自身有著如此廣泛的關注和全面的思考。
  以嚴復为例,在進化論思想和進步觀念的燭照下,他以為“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而這種“勝我者”之因,嚴復在很大程度上歸結到了“人”的自由上:“推求其故,蓋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在大多數人將西方富強之根歸结為民主政治的時候,嚴復卻能獨具慧眼地指出民主不過是“用”,自由才是“體”,這是相当超前和難能可貴的。在严復看來,正是自由與不自由的巨大差異,才造成了中西在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社会風俗、接人待物、學術思想等等諸多方面的差异。於政治:“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於經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於倫理道德:“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於社會風俗:“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於接人待物:“中國美谦屈,而西人務發舒”;於學術:“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並進而把這種不自由視為致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故中國之弱,非弱於財匱兵窳也,而弱於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公理,而私權奮壓力行耳。”這種把人的自由置於如此崇高地位的思想,雖然在當時好似空谷足音,影響并不大,但到了五四,則掀起了滔天巨浪,終於迎來了一個人全面覺醒和個性解放的全新時代。
  五四最典型的特征是反傳統,而這種反傳統的动力,現在看來,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進化論思想的廣泛傳播和深入人心。正是進化論思想及其中所蘊含的進步觀念,使得中西处於進化的同一歷程中,中西在進化的同一大道上行進,西方先行一步,中國落後一步,中西文明便被視為社會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的文明,西方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如此一來,西方的進步恰好成為攻擊中國古代社會與傳統的口實與絕好理由。西方是平等的、自主的、個性解放的,中國是等級的、野蠻的、保守的……在一陣又一陣的反傳統熱潮中,中國“人”終於掙脫了封建禮教的束縛,在西方思想的启蒙和燭照下獲得了全新的定義。“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發現。”郁達夫的這句話可谓耳熟能詳。而究其原因,進化論思想在背後的推動之功實不可沒。當然,进化論思想在推動國人對“人”的全新認識上并不是完美元缺的。
  如前所述,進化並不等於進步,進化在很多情況下只是涉及對環境的“適应”與“不適應”,而“適應”了的並不一定是最強者,所以进化並不必然涉及對物种強弱和優劣之分的價值判斷。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学》中寫道:“‘適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帶有一種道德的意味。可是在宇宙自然界,什麽是‘最適應的’有賴於各種條件。很久以來,我大膽地指出,如果我們的半球要再冷卻下去的話,那末在植物界,最適於生存的東西,可能就是一些越來越矮小、越來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適于生存的只能是苔薛和矽藻,以及諸如能夠把白雪染上紅色的微生物;反之,如果氣候變得越來越熱,那末泰晤士和埃西斯的令人愉快的河谷區,能夠生存的就只有熱帶叢林中繁殖的生物,別的則無法住下去了。只有它們,作為最適應者和對變化了的環境最有適應力的,將會生存下去。”這裏已明确指出:適者並不等於強者。
  但是,在認同“進化就是进步”,並深受斯賓塞思想影響的严復看來,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優淘汰劣而成為适者,那麽適就一定等於優,适者也就是強者。故而在《天演論》中,他寫道:“人欲圖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與是妨生者為斗,負者日退,而勝者日昌。勝者非他,德智力三者皆大是耳。”嚴复的這種看法與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古老箴言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很能契合國人甲午戰敗後求富求強的心理,故而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換而言之,国人其實是在維護自身生存、求富求強的總體目标下容納和接受進化論思想的,这種進化論思想事實上已與達尔文原滋原味的生物進化論有了相当大的距離。
  這种差異的主要表現就在於突出了價值判斷,強化了目的性和功利性:適就是優,敗就是劣。然而,正如赫胥黎上述所言,適與不適,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與外在的各种條件,這就使得適与優的價值判斷事實上存在著很大的变數和不確定性,一旦外在的环境或條件改變了,那麽,孰优孰劣就很成為了問题。
  以嚴復為例,如上所述,他曾對“人”的自由抱以無限的希望,然而,隨著外在條件的改變,當歐洲不再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而陷入一戰後濃重的思想危機時,他的態度便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與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乱亡之禍。”甚至起而抨擊,轉而維護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区。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
  在中國近现代歷史上,類似於嚴復的這種“善變”並非只是一個個案,我們時常可以看到,每當中國社會大的政治變局發生之後,那些原先曾被人普遍接受與認同的思想(如人的自由),其“優”與“適”便常常被質疑和追問,雖然不能排除這种質疑和追問的合理性,但這种“善變”,畢竟對於國人更深入地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認識問題不利。而究其緣由,我們大可從國人強化了進化論思想的價值判斷,突出了其目的性和功利性,并由此而帶來的思維上的盲點和誤區找到些端倪。
  自然,進化論思想對國人世界觀的轉變遠不止上述兩個方面,這種转變,主要是通過突破中國傳统意識形態的思想根基,從而给予國人以一種全新的看待世界與自身的方式進行的。可以說,正是因為國人對進化論思想的接受重點并不在於論證生物學意義上的自然界萬物的演進過程,而在於獲得一種看待世界與自身的全新方式,為改變中國社会現狀獲得一種合理的依據,最終使得進化論思想从一種自然科學理論升格成為了一種進化論世界觀,進而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陳兼善說:“我們现在放開眼光看一看,現在的進化論,已經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無論什麽哲學、倫理、教育,以及社會之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沒有一種不受它的影响。”此語可謂名至實归,但誠如前所述,其中所造成的缺失也是我們必須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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