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道主義的義務與正義的權利思索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哲學相關論文
論文作者: 江婭
上傳時間:2012/11/21 9:01:00

江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減免貧窮國家的債務常常成為西方八國首腦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1996年,在法國裏昂舉行的西方七國首腦峰會提出了“最貧窮國家债務減免計劃”。1999年,在德国科隆舉行的八國首腦峰會共同承諾,將消除發展中國家1 000億美元的債務。2000年,在日本沖繩举行的首腦峰會重申了1999年的承諾,並呼籲發達國家更大限度地減免貧窮國家的債务;英國在峰會上決定,將在2000年之前註銷25個國家的債務。2004年,在美國召开的八國首腦會議達成協議,将為27個國家提供債務援助。2005年,在英國舉行的8國財長會議提出,世界上8個最富裕的國家(也是最大的債權人)將減免世界上最窮的18個國家的所有債務。
  富裕國家減免貧窮國家債務的這種行為,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還是基於正義的要求?换言之,富裕國家的這种行為是責任之外的一种仁慈行為,還是以正義義務為基礎的履行責任的行為?貧窮國家對富裕國家的這種行為應當持一種感激的態度,還是認為富裕国家不過是在履行“校正的正義”的義務?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首先明白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義務之間的差别。
  一、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義務的差別
  人道主義既是一種關於人的價值的理論學說,也是一種關于我們應當如何對待人和人的尊嚴的價值體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道德理由獲得人的对待,同時也有義務以人的方式對待他人。使人像人一樣生活,這是人的尊嚴的基本要求。每一個人以及每一個國家都有義務尊重這種尊嚴並保護這種尊严。當人們的生存狀況損害和玷汙了人的尊嚴時,社會就有義务對此進行救助,此種義務即是人道主義義務。為了满足人的基本尊嚴,每個社會都需要對與人的生存相關的各類資源(食物、衣物和住房等)進行分配,以保證人們能夠生活在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中。然而,一個社會的資源应該如何分配、遵循什麽樣的原則進行分配?這是正義義務所要解決的問題。正義義務關註的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基本制度,以及在什麽樣的結構和制度中合理地分配資源和財富。區分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義務之间的差別,能夠為我们幫助弱者找到更強勁的道德理由。人道主義的義務與正義的義務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对象上的差異。如果我們認为,富國對窮國(或富人對窮人)僅僅負有人道主義的义務,那我們就會認為,目前對於資源與財富的初始分配是正義的,而根據當代的財富和資源配置所建立起來並使這种配置合法化的基本制度也就是可以接受的。根據这種解釋,彼此援助的義務是发生在一個正義的制度框架中的義務。換言之,人道主義的義務針對的是,人與人之間應當如何交往;雖然我们需要某些制度機制來促進這類交往,但是,這類交往在其中發生的基本結構本身被認為是無需改變的。相反,如果我們認為富國對窮國的債务減免是基於正義的義务,那就意味著,我們并不認為目前關於財富與資源的初始分配是合理的,也不認可使這種分配合法化与合理化的制度與原則。正义義務直接針對的是社会的基本結構,它首先致力於确認什麽可以算作正義的分配。更貼切地說,正義所指向的不是轉移財富,即把财富從其合法的擁有者那裏拿走並把它重新分配給另一个人,而是要制定合法擁有的標準,重新確認什麽是合法地擁有。因此,正義的義務要求我們重新思考目前的基本結构,而人道主義的義務則僅仅呼籲在現有的架構內提供更多的援助。正如羅爾斯指出的那樣,人道主義與正義的差異不僅僅是語義上的,它向我們展現了認識和理解(以及從長远的角度看解決)發展、平等與貧困問題的不同方式之間的實質差別。
  其次是目標上的差異。人道主義的義務,目標在於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之后,援助的義務就完成了。而正義的義務並不擁有某个確定的目標或終止點,只要社会上存在著不平等,它就將一直存在下去,即使援助的義務已经得到了實現或人們的基本需要已經得到了滿足。在羅爾斯看來,人道主义援助之所以必要,這是因为,它的主要目標是幫助每一個個體有資格成為“良序社會”的合格成員,能夠享有基本的尊嚴和生活水平。換句話說,只有讓人在基本物質條件方面过上屬於人的生活,他在精神層面才有可能真正參與社會生活,真正成為合宜而民主的社會中的成員。一個理想的社會並不需要大量的人道主義援助,它只需要履行正義的義務,就能夠確保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成员得到他們應得的份額,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滿意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把人道主義援助視為非理想社會的一部分,而把分配正義視為理想社會的一部分。
  再次是性質上的差異。人道主義的義務是出於個體仁慈的情感,是個體對自身行為的一種道德自覺。它具有自願的特征,是人對自己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自覺認識。它是一種崇高的道德情感,是對他人的痛苦和不幸的同情和關懷。而正義的义務則具有某種強制性的特征,它是个體或社會必須無條件履行的義务。這一義務不因個人的喜好或厭惡而存在或消亡,它類似於康德所言的絕對命令,即人在履行這一義務時是無條件的,不能有相互性的考慮。也就是說,即使這樣做不能給我帶來任何好處,我也必須这樣做,這既是出於我內心對正義的渴望,更是出於我對正義義务的敬重。如前所述,正义的義務是對社會的基本結構和背景制度進行審視和質疑,它致力於改變導致社會貧困和不平等的結構和制度,因此,正義的義務需要我們用一系列的制度甚至法律手段來維護和确保它的履行。
  最後是范圍和程度上的差異。較之於人道主義的義務,正義的義務在範圍上更寬廣,在程度上更深刻。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就明確指出,制度的正義相對於個體的正义而言,具有優先性,它對個人和社會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廣泛得多。人道主義的義務調節的對象主要是個體的行為,以及个體之間的交往行為;而正義的義務则涉及政治權利、財產權利、人身權利,是對享有權利與分擔義務的恰當說明和規定,是一個社會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二、國際的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義務
  把国家之間的援助當作人道主义援助問題還是正義問題来看待,這是有重大差別的。把國家間的援助當作正義問題來看待,涉及的關鍵問題是合法的擁有權問題,而非人道主義援助問題。我們已經習惯性地把國家之間的、國際上的援助理解為人道主義援助。如果對外援助被理解為人道主义援助的問題,那麽,這種對外援助就要受制於援助國提出的条件,因為,這種援助是援助國出讓它們自己的資源,幫助受援國擺脫困境。換句話說,援助國是減少自己的利益和所得,因此它有權提出附加條件。但是,如果對外援助被理解為正義的問題,那麽,這種援助在原則上就可以不受這種條件的影響,因为,這樣一種資源的轉移嚴格地說並不是下述意義上的再分配:把某些東西從其合法的拥有者那裏拿走並把它送给更需要這些東西的人;相反,資源的這種轉移是對某種初始的不公正分配的糾正。因此,把解決不平等問題當作正义問題來處理,就把举證的責任由“受援國”轉给了“捐贈國”。問題就不再是受援國為什麽應当接受援助,而是援助国為什麽不應當給予援助。
  只要人道主義援助是在全球制度框架內做出的,那麽,它就只能解決不正義的表面癥狀,而不能觸及表面癥狀的深層根源。①正義原則將迫使我們去評估這種援助在其中得以產生的制度框架。人道主義雖然也要求創建新的制度(如果這些制度對於促進人道主義目標是必要的),但它并不以改造制度為皈依。正義關註的是某種結構性的平等,而人道主義關註的主要是基本需要的滿足。

  应該說,羅爾斯是非常清楚人道主義的義務與正義的義務之間的重要區別的。眾所周知,羅爾斯的平等主義指向的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他关於正義的第二條差別原则就是為了拒斥那些使得公民之間的機會不平等永久化與合理化的制度安排。但是,羅爾斯認为,這一原則只適用於國内的財富再分配,而不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財富再分配。在他看來,資源與財富的全球分配不是一個有關正義的問題,換句話說,現存的國際社會的基本結構是合理的、理所當然的、可以接受的。羅爾斯這種對國内分配原則與國際分配原則差別對待的態度,遭到了許多學者的質疑,這至少表明羅爾斯的正义理論沒有做到邏輯上的一致。
  為什麽羅爾斯會采取這種差別對待的態度呢?羅爾斯認為,與国內分配原則不同,國际分配正義將導致難以接受的結果。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將不能夠區別對待那些因遠見和審慎而增加其財富的社會和那些因疏忽和魯莽而陷於困境的社會,也無法區別對待那些致力於控制其人口增長、因而能夠更好地提高其資源利用效率的社会和那些忽視人口控制從而处於不利狀況的社會。這意味著,為了補償那些因執行了錯誤的國內政策的社會而懲罰那些執行了正確的國內政策的社會,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P117-118)正如國內的分配計划不應當剝奪那些做出了正確選擇的個人的財富來補償那些做出了錯誤選擇的个人一樣,全球分配计劃也不應通過懲罰那些治理良好的社會來補償那些治理糟糕的社會。分配原則的目的是為了抵消那些因環境而導致的非選擇性的不平等給个人帶來的影響,而不是因为這些人的錯誤選擇而對他們进行補償。(P73)如果由選擇所導致的收益或損失被这種分配原則所抵消,那麽,人们所做出的選擇就沒有被尊重。
  羅爾斯的這一觀點能夠成立嗎?這種觀點的成立必須有一個前提:一個国家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是該國的政府自由地決定的,完全是國内因素導致的。顯然,這個前提很難成立。我们知道,國際因素(貿易往來、富裕國家的消費模式、國際法等)對一個國家之國內政策及其結果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它不僅影響一個國家的生產方式、經濟樣式、產業結构,還影響一個國家的自然環境、技術與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把處境較差的社会完全歸咎於它們錯誤的國內政策選择,忽略國際背景對它的影響,這是不公正的。經驗事實不斷地表明,當今世界每日都在發生大量的国與國之間的不公平貿易。發達國家靠技術優勢把許多欠发達國家變成了他們的原料加工地,或靠技術專利賺取高額的利潤,或靠技術出口使欠发達國家處於貿易中的不利地位。一個國家的發展,常常受制於非選擇性的國際因素對其選擇的影響。因此,那些處境較差的社會從全球分配原則中得到補偿是公正的,更準確地說,它得到的是它的公平的份額,這種份額需要通過一個公平的國際制度來加以確認。我們需要一個各社會在其中可公平地追求各自目標的公平的背景制度,而這種制度需要某些理想的分配原則來加以調節。正義關注的正是全球背景制度的公平性。
  羅爾斯在《万民法》中進一步指出,站在資源和发展同一起跑線上的國家,由於不同的國內政策選擇,在一段時間之後也會出現發展水平上的差異,那麽,是否也要對那些選择了錯誤政策的國家進行補償?如果某些國家的繁榮乃是由於它們的细心的政策和犧牲,而某些國家的落後乃是由於它們的粗心的政策和不願做出經濟上的犧牲,那麽,處境較好国家的公民為什麽應當有義務援助處境較差的國家呢?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對財富進行再分配就違背了大多數人所持有的這樣一種基本的道德直覺:作為理性的行為者,人們要為他們的選擇及其結果承擔責任。
  羅爾斯的這種辯護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普遍意义,我們很難找出太多的例證去證明其存在。事實上,貧窮國家的個體公民並不一定會自由地同意其國家的政策和社會選擇,他們很可能不願意他們的國家做出這種選择,如果他們生活於非民主制的社會,他們對此無能為力;或者,如果這些政策是在他們出生之前就實施的,他們對此也無能為力。而且,全球分配正義的目標不是對某個國家的糟糕選擇进行補償,而是為了緩和民族國家在其中做出選擇的全球背景制度的不公平性。正義的目標是確保一個公平的背景制度,在其中,个人及其聯合體能夠做出自己的選择並為這種選擇承擔責任。②
  因此,羅爾斯反對在全球範圍內实行分配正義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他的這一觀點與他的正義理論在邏輯上也存在矛盾。根據羅爾斯自己的推理,我們不能說,一個出身於富裕家庭中的人的命運是他應得的,同樣我們也不能說,一個出身於有著糟糕的人口控制和經濟發展政策之社會中的人的命運是他應得的。正如在國內背景中出身於富裕家庭或貧困家庭在道德上是任意的,在國際背景中出身於富裕國家或贫困國家在道德上也是任意的。不僅如此,我們甚至可以說,由於在財富方面的不平等,人員在各國之間的流动比在大多數自由國家中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更為困難,也就是說,人們不能自由地选擇在何種國度生活。因此,一个人的公民身份這樣一种純屬偶然的出身事实,可以極大地影響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期望和機會。雖然日益增加的全球流動性使得由出身帶來的公民身份變得不再那么重要,但是,流動與移民的這種特權主要屬於那些在起點方面相對比較好的群體。③

免费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因此,全球正義理論將不僅關注單個國家的特定行為与外交政策,在更重要和更基本的意义上,它還要關註這些國家相互交往的背景性的全球制度安排。正如羅爾斯指出的那樣:“社会正義的基本主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构,更準確地說,是分配基本权利與義務、並決定其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的劃分之方式的主要社會制度。”(P7)正義的義務不僅要求富裕國家對貧困國家提供發展援助和支持(通過直接的收入轉移、技術轉讓、扶貧基金等),它还要求提供某些用來評估和改正(如有必要)全球制度之“分配領域”的原則。
  人們有時相信,人道主義義務完全能夠滿足世界上处境最不利的人們的生存與发展需要,只要發達國家能夠履行其發展援助義務,並把其GNP的特定比例(例如由聯合國確認的0.7%或更高的比例)用於援助欠發達國家,那麽,這個世界上很大一部分與貧困有關的痛苦與不幸就能得到緩解。④根據這種觀點,如果通過援助的義務使基本的生存得到了滿足,那麽,我們就再也沒有道德理由為目前的全球制度性不平等擔憂了。⑤
  然而,事實上,即使所有的國家都履行了他們的人道主義援助义務(當然,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們遠遠沒有做到),我們也仍然沒有消除全球貧困與不平等,因為,全球貧困與全球不平等存在著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原因,如果我們不变革那些導致並使得糟糕的全球初始分配合法化的結構的話,非但不能消除貧困,還會繼續擴大贫富之間的差異。正義视角將要求我們重新評估全球經濟领域的指導性規範及其假設,包括我們目前對“什麽是合法地屬於一個國家的東西”的理解。在如何理解所有權与合法資格方面,我們在思維方式上要進行“範式轉型”。根據範式轉型後的所有權觀念,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權益都將受到挑戰。例如,關於债務危機,我們不再強調債务應被免除,而是說,近20年来,存在著資源、財富從较貧窮國家向較富裕國家的真實轉移。關於向無力購買藥物的貧窮國家提供醫藥援助,我們不能說,這种援助是一種仁慈行為,而要说,是不公平的專利法與贸易法的結合首先把醫藥价格擡高到了窮人難以承受的水平。我們也不能说,富裕國家放棄了他們的某些資源以援助較貧窮的國家,而是說,這種轉移是为了校正先前的不正義的資源分配所要求的。
  三、國内的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义務
  國際的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義務的差別,為我們思考國內的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義务提供了重要的啟迪。正如國際的基本結構深刻地影響著國家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一樣,國内的制度背景架構也對生活于其中的個人產生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制度及其運作不僅深刻地影響並制約著個人的生活機會與生活選擇,而且決定了他们不同的社會地位以及生活期望。
  正如我們需要用正義原則來調控普遍存在於全球基本結構中的不平等一樣,我們也需要用正義原則來调控存在於國內社會之基本結構中的“深刻的”不平等。羅爾斯指出:“屬於基本结構的那些制度的作用是确保正義的背景條件,各個體和聯合體的行為正是在这些正義的背景條件下發生的。除非這一結構得到恰當地规導和調整,否則最初正义的社會過程就將不再是正義的,無論特定交易在當時看來是如何自由和公平的。”(P282)從正義視角重新思考存在於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為我們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题提供了新的路徑。如果一個人所處的不利的社會地位是由於社會的制度安排導致的,那么我們的目標就不僅僅是改善这個人的處境,而是应該致力於改變和修正導致这種狀況的制度本身;我們對這個人的援助就不僅僅是出於我們的仁慈,而是出於正義的義務,是把他本應該得到卻被剥奪的東西歸還於他。
  上述觀點並不意味著,人道主義的援助和幫助是不重要的或多余的,事實上,无論一個社會的制度如何完善,它都離不開人道意義上的援助,因為各種天災人禍永远會橫亙在我們的面前,意外地降臨在我們的頭上。正如哈贝馬斯所言:“由於人的個體化是通過社會完成的,因此人是易受傷害的,並在道德上需要關切。”哈贝馬斯把這一情形描述為“個人身份的本質上的不穩定性和永久的脆弱性”。(P83)個人身份的這種特征使得人道主義的援助將永远伴隨人類而存在。盡管如此,從制度思維的角度看,人道主義援助只觸及了貧困的表面征候,它確實不能消除貧困的深層根源——結構性的不正義。⑥關于一個社會的基本結構該如何分配利益與負擔的問題,只有正義理論(而不是人道主義理論)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較之於國际背景環境,在一國之內,人道主義的義務和正義的義務的实現要容易得多。一方面,在國際環境背景下,沒有統一的中央政府,權力分散,在制度的創建和執行上難以形成統一的目標,也無法形成強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執行機構。即使制定了相關的義務規範和制度條款,當它們被違反時,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實施懲罰。而在單個的民族國家內,统一的政權使得對任何义務的履行較之於國際環境,面臨的障礙都要小得多。另一方面,在單個的民族國家內,人們享有共同的文化,民族認同感使人們在情感上更容易自願履行人道主義的義務,在道義上也更願意接受正义的義務。另外,在一個國家內,每個政權都要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尋找理由和根據,這樣它才能夠長久地存在下去。所以,任何性質的政权都會或多或少自覺履行人道主义的義務和正義的義務。當某项制度出現明顯的不公正或侵害和剝奪了某些群體和個人的利益時,對此項制度的矯正或變革就成為政府工作的一個職能。
  除了從制度視角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基本權利的角度看一國之內人道主義義務與正義義务的實現。是否促進和保護了人的某些基本權利,是人们判斷一個社會的和政治的制度安排正義或不正義的標準。正如羅爾斯所說:“人權為國內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安排之合宜性提供了必要的(尽管不是充分的)標准。”(P80)基本權利之所以能夠成為判斷標準,是因為存在著某種关於基本權利的全球“重疊共識”,我們可以把關於權利的各種國際宣言與條約視為這一論点的證據。⑦“人權普遍宣言”中的權利,如自由表達與集会的權利,民主參與的權利,以及發展的權利,社會和經濟平等的權利,都可視為人類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權利可以被理解為針对其他人的合法的資格與要求權。由於權利是针對他人的要求權,它们就帶來了要求避免傷害這些要求权、保護這些要求權、並幫助那些被剝奪了這些要求權的人的相關的义務。安全的權利與生存的權利是人的兩種基本的權利。這些權利之所以是基本的,是因為對它們的分享是分享其他權利的必要條件。不管人們想要其他的什麽,也不管人們有可能有資格享有其他何種權利,他們都必須首先實現基本的生存,獲得某種程度的安全。沒有生存權和安全權,所有其他的权利和追求在現實中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在一個民族國家内,保護人們的基本權利免遭侵犯,促使人們在享有基本權利方面具有平等的待遇和機會,是制度正義的集中體現,也是正義義務的基本要求。
  生存的基本權利可作為評估分配制度諸多領域的基本標準。某种分配制度,如果它能夠維系並促進個人的基本生存權利,它就是正義的。也就是說,正義的原則要能夠得到有效的實施,人們的基本生存權利就必須首先得到滿足。保障人們基本的生存權利是正義的未明言的前提之一。
  事实上,為了確保個人的基本需要(由於各種原因,窮人的基本權利未能得到完全的满足)能夠得到滿足,我們不能僅仅只是強調人的基本權利,還必須關注分配平等。眾所周知,許多人未能獲得恰當的營養、衣物、住所和医療保障,不是因為存在著絕对的資源短缺,而是由于這些資源的嚴重的不良分配。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嚴重損害了一個人满足其基本需要的資格(指用來購買食物和醫療保健的貨币)。因此,雖然貧困與平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貧困與平等之間卻存在著某种較強的聯系:大多數貧困都是源於無處不在的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此外,巨大的不平等還導致了對窮人的剝夺,包括強迫他們接受不公平的條款,從而危及他們的基本生存權。
  因此,從正義視角來看,要能夠對人們的基本权利實行有效的保障,就必須關註分配平等,因為它影響着人們在最基本層面的公平。對人們基本權利的關懷必然包含著對平等分配的關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尔斯的差別原則——最有利于社會中的最不利者——常常被認為反映了对平等的直接關懷。
  正如我们不能把國與國之間的援助簡單地理解為人道主義援助一樣,我們也不能把對窮人的援助盲目地理解為人道主義援助。如果窮人的命運和遭遇並不是他們自己行為選擇的結果,或者他们的命運和遭遇本身就是由某種結構性和制度性的原因導致的,那麽,對他們的援助就不僅僅是人道主義的義务,而且僅從人道主義義務出發也不能真正改變他們的命運和遭遇。我們常常習慣性地把對穷人、殘疾人和孤寡病弱老人的關愛視為人道主義的义務,事實上,保障這些群体的基本生存權利,让他們享有基本的生存尊嚴,是一個社會制度正義的體現,也是正義義務的根本要求。
  註釋:
  ①正如Brian Barry所說,正義優先於人道,“我們不能令人信服地討論人道,除非我們擁有了一套關於正义的規則。談論我應當如何从人道的角度處置我的財產是毫無疑義的,除非我們首先確認了哪些是我的財產”。Barry,Humanity and Justice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 Roland Pennock and W. Chapman(eds.). Ethics, Economics and the Law, NOMOS, vol. XXI, N. 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49.
  ②正如Charles Beitz指出的那樣,那些因其政府之糟糕政策而陷於貧困之公民的處境,并不同於那些要承擔其自己选擇之後果的公民的處境;前者的處境更類似於因其父母的糟糕選擇而承受痛苦之小孩的處境。因此,在這样一種情況下,我們就“不應当說,後代要為他們自己的處境承擔責任”。Beitz, Social and Cosmopolitan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9, p. 527.
  ③正如UNDP(聯合國開发計劃署)指出的那樣:“全球性的職業精英所面臨的國界門檻較低,但國界門檻對數十億其他人來說仍然高不可攀。”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2, box1. 2.
  ④全球平等主義者則反對這種觀点,他們認為,只要全球的經濟結構仍保持其基本的資本主義特征,那么,發展中國家和欠发達國家的公民就將繼续遭受剝削,而他們的基本需求也將難以得到滿足。要有效地解決全球貧困與全球不平等問題,我們就必須改革各個國家在其中相互交往的全球背景制度,而不能把這種制度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接受下來。
  ⑤這種擔憂将始終存在,因為,正是由於全球制度性不平等才導致了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异逐漸加大,例如,WTO認定的《知識產權貿易法》,就對工業化國家和研發性國家十分有利;國際專利法使得艾滋病藥物的價格遠遠高于大多數非洲國家的預算承受能力;世界銀行的貸款條件,對經濟自由化與開放貿易的強調,結果卻是維護了大公司和富裕國家的利益。
  ⑥用Andrew Belsey的話來說:“當然,在面臨饑饿和饑荒的情況下,應同時提供发展援助與扶貧援助,但是,正義的事業只有通過結構性的轉型才能實現:從基於剝削的不平等的全球關系轉向基於承認共同的類似需求的平等。”Belsey, World Poverty, Justice and Equality, in Robin Attfield and Barry Walkins(eds.),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Routiedge, 1992, pp. 47-48.
  ⑦关於權利的某種全球重疊共識,參見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第九講。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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