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後現代後殖民思想脈絡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中國哲學論文
論文標簽:思想教育論文 思想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王嶽川
上傳時間:2003-4-30 14:36:00

內容提要:本文關註香港“後学”現狀,通過對香港學界的後學研究的學術透視,認為香港的後现代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具有獨特的處於中西文化之間的“中間性”特色。其主要表现為:註重當代大眾傳媒的宏觀文化和微觀文化分析,强調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的不可忽略性,關註當代最新理論範疇及其闡释理論框架,對當下文化精神走向加以把握;同時註重從宗教神學角度看後現代後殖民主義問題,並從各種不同角度進行香港文化身份和個體價值選擇的深層對話。總体上看,香港的後學研究拓展了中國後學研究的範圍,深化了中國後現代後殖民研究的內涵和意義。



   香港後殖民理論與分析当歷史進入到20世紀後半葉,隨著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新方法不斷推出,後殖民主義理論受到香港學界的重視,成為分析东西方文化沖突、香港文化身份和大眾文化走向等問題的有效性方法。然而,對這種“後”理論的闡釋和評價中隱藏的問題仍然不少,因而弄清其文化意向及其在香港後殖民氛圍中的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一)後殖民城市與香港文化梁秉鈞(也斯)①在詩歌創作以及理論批評方面有不俗的成績,寫過不少谈論香港文化的文章。他曾在藝術中心舉辦了多次以香港文化為題的講座,並輯成《香港文化》一書,強調香港的混杂和邊緣處境,其話語敘述不是中心敘事而是拼貼似的多種边緣敘事,在多元文化的拼貼变化中生長出香港的新文化精神。在梁秉鈞看來,各種權力話語從各自不同的立場闡釋香港的當代意義,使香港變成各種意識形態角力的場所,或成為一個等着人們填空的飄浮能指。“後殖民的意識,來自对殖民處境的自覺,自覺殖民處境做成對人際關系與文化的扭曲,做成種種權力不等的沟通與接觸,這可以開始在現實政治改變之前,亦可以遠遠落後在現实政治之後。”②這主要是因為香港文化處在西方與東方文化張力場的夾縫中。梁秉鈞的追問抵達了文化根源問題,他看到了殖民歷史給香港打上的西方色彩並將西方看成中心主義霸权話語,在這種話語前,東方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這種被中心話語殖民地位的形成,無疑與文化殖民的教育緊密相關。“香港處於中西文化之間,卻因為殖民地的教育與文化政策,令學生對两邊傳統的認識都相當破碎。開放性變成毫無選擇地輸入外面的東西,文化身份建立不起來不是由於真正的國際性的包容,而是由於自我否定、自己对自己的認識。香港文化的歷史資料散失,缺乏研討和整理,教育方面從沒有本土文化歷史的反省。本土的文化活動缺乏對本土文化的認識。”③這一批評觸及到文化身份问題。文化身份是一個民族歷史存在中的自我意識,一种對族性和精神向心力的認同。應该說,香港在逐漸脫離殖民地處境中,由於教育問題使得新一代人對中國文化已經相當隔膜,對西方文化精神也同樣難以深刻洞悉,因此,這種不中不西的處境使香港存在国家民族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题。論者強調,討論香港的文化身份,需要從其與國家民族文化既認同又有相異之處開始檢討。“提出本土文化身份來,是針對過去的自我否定、無所立足。要认識自己是怎樣的構成,才可以泰然與別人有所來往。但在過去和將來的‘殖民地’模式的思考中,當然都不歡迎这種思考,並不喜歡香港有它獨特的文化身份。但要是不想完全沒有了自己,不想永遠摹仿他人,認識自己是必須的。……不過在思考‘文化身份’的過程中,必須也同時有這樣的自覺:想到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東西,一個地方的身份更不是穩定必須認同的一個模式,可以是變化與混雜的。”④論者敏銳地分析了摹仿他人而喪失自我是沒有前途的,只有認識自己的歷史文化精神,並以流動變化的發展的觀點吸收他者的優秀方面,才能形成自己具有變化而又有根基的文化身份。在我看來,梁秉鈞善於从文化邊緣處審視自身文化形态和文化觀念問題,他註意到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误區、香港文化身份認同的尴尬、香港教育中的後殖民傾向性問题,以及香港影視文化中的後現代主義成分,他的分析盡管属於大眾文化研究層面,未能有更多或更深的學理透視,但是开風氣之先的理論敏感性和詩人感性气質,使其思想對香港學界有著較深的影響。(二)全球化與世界秩序金耀基⑤长期以來致力於對現代化理論的研究,出版過多部專著,對香港文化研究有自己獨特的角度。近年來,比较關註後殖民語境中的全球化問題,發表了多篇论文。他在《全球化、現代化與世界秩序》中認為,全球的理念並不是近年出現的新概念,而是有著較早的歷史淵源,但全球的意識及其物質性現象,則是近二三十年來后工業化社會的表征。這種全球化現象並不僅僅在經濟領域展現,在政治領域也出現政治主權發生被侵蝕的現象,在文化領域中也出現不少文化霸權與反文化霸權的現象。這說明全球化是“不可也不應遏止的趨势”,它一方面為人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有一種“無序”的後果。面對這些問題,當代学人當思考應如何建構世界的新秩序。論者強調,“在全球化中所出現的,並不是一個愈來愈有同質性的世界,反而是一個更顯示文化‘差異性’與‘多元性’的世界。的確,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会出現‘他者’的聲音”⑥。金耀基註意到全球化是現代性播撒的結果,是啟蒙理性在全球獲得成功的標誌。但在全球化的差異性和多元性中,對抗性的自我與他者並不是絕對化對峙的,而是可以在全球化中獲得新的領域和位置的。如何在全球化中給後現代主義定位,並審理後現代與後殖民主义的內在關系?論者認為:“今日盛行的‘後現代主義’之所以出現,實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在西方激起了一種反應,即重新去發現特殊性、地方性與差異性,從而產生對西方現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性之普世主義的宣稱,予以揚棄。在某個意義上,全球化產生了‘後現代主義’。至於後現代主義之攻擊现代性,並宣布‘現代之終結’,則只有在西欧與美國或有經驗性的意義;而在非西方社會,非常明顯的是,現代化是國家社會發展的強勢意理和語言:從全球看,現代化還正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運動。不過,在全球化中,這個現代化—31—文藝研究2000年第6期运動已有意識地與西化保持距離,並日漸增強對本土文化承諾。他們追求的,無疑是西方現代性之外的‘另類現代性’,也即旨在建構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另一種現代文明秩序。我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現代化不會停下來,而最終出現的,將不是一個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化,而是一個全球本位的多元的現代性。”⑦在這段重要的言述中,論者從兩个方面分析後現代主義在全球化中的意義:其一,全球化通過對西方现代性自身有限性的反省,對中心模式和普遍性模式的扬棄產生了“後現代主義”;其二,後現代主義對中心的消解和對現代性的批判並沒有完全否定現代性,現代化在當今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仍然是方興未艾的運動,這一全球现代化運動到了新世紀只不过更強調本土化而不再是全面西化而已。這種多元的現代化或“另類現代性”,已经不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而使文化多元主義成為世界新秩序的構成原則,在這個意义上,未來世界新秩序只能建立在一個多元的格局上。應該看到,以歐美霸權至上的絕不對稱性的全球體系是不穩固的,西方現代性所产生的負面效應已引起西方本身的深刻不安,可以说,西方現代性作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範的正當性與可能性已經不存在,而這正是後现代主義消解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及歐洲中心主義的成績。“后現代主義不但拒斥了啟蒙的普世主義觀,並且在其‘差異性’的理論架構中,揚棄了不同文化的階層性,而在後殖民主義的論述中,更對西方向‘其他’地區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質疑。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學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識到,必須有一个‘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觀點。”⑧金耀基對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積極性意義是持肯定態度的,作為一位對現代後現代理论有深度研究的學者,他能夠從一個更大的文化政治空間看待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具有一種宏觀視野和寬松的文化心態,在後現代主義去中心的文化意向和後殖民主义張揚另類現代性質疑中心現代性的策略中,審視全球化視點对糾正現代性設計中的偏頗有重要意義,這種有效性研究對於將西方式的現代性作為全球模式的誤區,應該有相當的警示作用。(三)身份認同與文化想象90年代,討論後殖民主義和香港文化的走向,一度成為香港知識分子層的一個熱门話題。陳清僑⑨認為,後殖民主義文化的出現,並不意味著殖民主義統治已經結束,而是轉換了問題的模式。因此,如果不對西方後殖民理論模式中跨國资本主義的迅速延伸擴張加以反省,則有可能變成文化殖民同路人,而真正的思想者應將自己的身份厘定和文化策略結合起來。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中,陈清僑將後殖民論述落實到具體的香港文化處境上,對當代香港文化政治的多元性加以檢討,并繼而追問:怎樣理解被殖民同時也是殖民者的香港的文化政治?如何揭示當代香港文化政治中所說的邊缘混雜性?流行文化或流行財经文學武俠小說等普及文化,打開的是一个怎樣的文化想象空間的?他在《“文化想象”的時空———寫在後殖民時期以前的香港》中認為,在世界的西方霸權之外,在某種宏偉的“大话”中也存在後殖民現象。他從兩個方面對香港文化想象的條件和歷史景觀的限制加以說明:“接近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歷史使香港暂時偏離了中國現代國家民族主義的復雜發展歷程。……近半個世紀以來,香港被割離大陸政權和国家民族母體,這無疑直接做成本地社會文化及人民生活‘長期’偏安的狀況。對於舊一代的香港人來講,二次大戰时日本占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的殘酷經驗,曾一度使香港社群的历史文化記憶(以‘慘痛經验’的形式)滲入現代中國民族構成的歷史整體中———那种民族文化的集體情感記憶,不斷被幾代人所重拾。……见證了—32—殖民時空的變化,度過了歷史想象的伸缩,香港已由難民收容地發展成為以難民後代以其累計多種的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过渡社會。”⑩當然,仔細讀這篇內容相當政治化的“代序”,裏面的確有一種面臨九七香港回歸的迷惘甚至恐慌心態,傳达出對香港和自身前途的一種焦慮。所以,他對身處香港回归所需“持以長遠目光作長期觀察和長程幹預的文化政治問題”的一些過激看法就不足奇了。在《普及文化的普及技术》 一文中,陳清僑註意到香港文化實踐的流行普及性問題,在流行文化中沒有作者,原作者的匿名情況導致其主體地位已经變成為諸多讀者。“他們成為文化的無名英雄,歷史的零度讀者。” 不難看到,論者對香港普及文化和前途的看法,是在這“施展渾身的技量走出一條出路”的政治隱喻前提下展開的。他通過對文學文本《人间蒸發》的分析,得出尋找文化身份的歷程同時也是個逃避自我身份被確認、被孤立的掙紮过程的結論。論者將普及文化與話語模式看作一種緊密相關的語言活動,從中看到香港身份和自我身份難蔔的命運。在我看來,有一個值得註意的傾向是,在香港回歸前一些知識人所認為的———除了要註意西方文化經濟的殖民狀況外,更要註意的是“國內殖民問題”,甚至主張在香港问題上應該讓英國繼續殖民下去以保持其經濟的繼續繁荣等。這些看法或許就是其后殖民文化想象中的政治意識形態表露,其中的政治想象成分很濃,頗值得商榷。事實上,已經有學者指出,英國的殖民地印度、泰國等如今的現代化舉步維艱,積重難返。而英國自身就問题很多,從大英帝國的寶座上迅速後退 。因此,奢望英國將香港弄得更現代化,完全是一種文化的“巨型想象”,其中的政治意識形態情結同樣难以逃避。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通過意識形態活动去表述、移動、或置換所謂“真正的”中國,如何在歷史与想象的維度中分析中國现代文化的主體性構成過程,進而從理論上拆解文化主體最根本的意識形態糾结等問題,使得陳清僑在《離析“中國”想象:試論文化現代性中主體的分裂構形》 中提出,“一種歷久常新的意識形態糾結也在不斷迫使我們著手自我解構,自省一己作为建構中文化歷史體的身份位置,期望藉此重寫我們的过去及將來。這個隨著集體文化記憶(及其壓抑)重新整合(離析)、重新定位(移位)而確立(錯立)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或將引領‘中國’此特殊文化想象邁向另一條(再生及重整)現代性的道路去” 。論者在這裏運用解構方式消解了大歷史的宏偉敘事,而在對過去現代史和未來中国發展史的重新書寫(再生及重整)中,建構文化歷史的自我身份。其間又通過意識形態的符號性功能把自我建构設定為自由想象主體,從而使它受制於主導的文化想象和社會霸权。論者關註的問題仍然具有冷戰式的對抗意味,所以對意識形態強制個人對它臣服的現象深加批判。盡管其學理運思方面尚有不少新穎之處,但是對後殖民語境导致的全球後意識形態的處境並未能加以關註和說明。雖然論者存在這類問題,但他沒有走进封閉保守的窄路上去,而是真正面對身份話語的位移,强調香港身份的認同必然需要重新調整。這種自我文化身份不断生成和重新書寫的看法,在香港知识界已經形成基本共识。陳清僑對中國現代主體性的身份認同的鏡像階段的分析中,強調了主體與自我的關系是經由一個總體化的自外而來的物化他者霸權式“西方”所支配,並進而突出討論了民族身份、文化身份、集体身份以及自我身份問题:“(一)體察身份的表征為分裂狀況,同時接受主體性的表征為分裂狀況;(二)探討在批判性與創造性話語層面上產生的中國身份建構所訴諸的種種意識形態策略;(三)藉著面對文本的政治,道破那無孔不入、神聖不香港的后現代後殖民思想脈絡—33—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可侵犯的能指———即構成中国民族與文化集體性的千真萬確的整合———披露它其實一直徹底地遭到背棄,其一體性正面臨徹底的離析。” 這一分析表露出論者論域的政治性,他在论述中緊緊地抓住了身份分裂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文本政治問题等幾個基本問題,從而完成了對香港文化語境與身份重寫前提性考察。但是在我看來,這種香港和港人身份的重新厘定具有過多的焦虑性成分和政治意識形態訴求,无疑使其學術的純粹性受到影響,有些論述從世紀末香港回歸後的情況看來已經不能成立。這種學術政治化狀況使我们思考:在中國文化自身建構中,中國學者究竟能否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而切實地進行中華文化建設?中國文化的當代形態究竟是政治文本的解讀還是深層面的中國精神的再書写?我想,在多元語境的空間中,每個知識分子當會做出自己的個體性回答。二後東方主義與文化身份(一)後東方主義與殖民文化朱耀偉 是香港近年來比較突出的一位研究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的學者。他對中國後學的研究基于對西方後學的精到理解,因而往往能夠對理论的正負面有同樣深刻的體认。同時,他善於從香港的後现代語境和後殖民處境出發,感同身受地寫出自己的不俗見解,並對世紀末的中國後現代問題和後殖民語境中的中國身份問題,作出冷靜的理性分析。1.“後東方主義”的提出朱耀偉在《后東方主義》“前言”中,申述書名命名的原因在於,書中文章“是以薩依德(賽義德)的《東方主義》推出以後的批評轉向為脈絡,並同時又著意‘解中心意識’,希望不同範疇的實踐能组成一個平面,為中國文化論述拓立新的論述空間” 。在他看來,一個世紀的國運轉換和具有強迫性的中西文化接觸,中國傳統文化不断受到嚴重質疑。這種狀況使得中國文化身份充滿疑問。西方的强勢文化對中國而言成了必須認同的中心,這使得幾乎整個20世紀中國的命運都與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相牽扯。这種在歷史屈辱中成为被西方觀察的“沈默他者”的地位,使論者意識到,政治霸權話語以及知識殖民、符號崇拜等問題是中國文化重新定義所必須加以审視的。因為,當我們不自覺地受外來思想主宰,而又不質疑其合法性時,就可能只會引入一種非審視非抗衡性話語。真正健全的中國觀應是對西方核心范疇進行剖析,並在這種接納和質疑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就此而言,朱耀偉在本書中就以下几個方面提出了有意義的問題:其一,中國觀的拓立应以挑戰所有霸權為目標。中國在世紀性的發展中,面对著相當復雜的政治霸权、文化霸權、知識殖民、思想渗透等問題,這些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間的問題,应該是中國觀研究中的权力脈絡考察的主要課題,而不應通過西方理論误讀中國形象。其二,界定后殖民在後現代化中的新性质。後殖民不再像殖民主義那樣爭奪自然空間,而是爭奪文化符號和資訊等文化空間。但是,論者提醒道:從後现代到後殖民的轉移並沒有顛覆殖民主義,所謂後殖民主义只不過是殖民主義的一种深化或轉型,根本未能真正擺脫殖民者的陰影。因而在後東方主義時期,後現代後殖民往往以權力話語的方式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論者意識到“後學”問題并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東方被西方中心主义審視的問題,相反有可能在“後”的話語中共谋或被重新挪用東方意象,這種後學“話語”按西方中心神話所設定的指涉系統播撒,使得邊緣話語重新被納入西方中心神話之中,從而變相限定了後東方主義時期的話語生產空間。其三,倡導重建文化中自—34—己話語的重要性。論者甚為憂慮地提出,因為自身話語的合法性問題,中國文化的發聲卻得不斷借用西方中心話語理论的聲音。這一狀態亟待改變,即需要在主導系統的西方論述所開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間中,以不同的抗衡姿態去形成另一種論述,拓立出中國当代文化自己的話語空間。在西化的中國人喪失中國問題而本土化的国人又對西方文化精神隔膜時,以一種文化“中間性”或中間性文化在中西文化間溝通,從而擴大主導話語的播撒過程中的罅隙。論者這種溝通中西之間的話语意識,使其對中國話語能夠重新發音抱有相當的自信。在我看來,正是因為論者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霸權主義問题和中華文化從邊緣向中心的惟一的可能性,因而相信中国話語(大陸港臺、海外华人)能夠形成一種力量,與西方主導話語相抗衡,使中国不再成為“沈默的他者”。2.中国圖像的跨世紀展示中國在西方文化批評話語中具有怎樣的圖像?中國在新世紀具有怎樣的文化形象?面對這些問題,朱耀偉在《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一書中討論了中西的话語理論家及其對中國圖像的论述。其中涉及的人物有:李歐塔、傅柯、德希達、萨依德、範農、巴巴、克莉絲蒂娃、施碧佛、張隆溪、周蕾、杜維明、李歐梵、馬克林、宇文所安、林培瑞等。在我看來,这些討論中不乏精彩指出,尤其以對海外華人的深刻分析,對中國當代後殖民問題的揭示有重要的推進意義。在朱耀偉看来,“中國”圖像在後現代文化轉型中若不能生發出自己的話語空間,便難以有自我衍生意義能力和現實性。“薩依德在提到不同的解中心論述實踐時也提到了‘中國’,但卻並沒有提到任何中國批評家。……我們大可猜測薩依德是要將中國文化納入其‘實踐平面’,卻又找不到合適的批評家為代表。這一方面點出了中國批評聲音在當代論述中的‘匱缺’,也暗暗帶出了薩依德不肯放棄‘中國’的動機:平面化的‘中國’是構築他那抗衡西方的‘東方’實踐平面之重要成分。” 論者并不神話賽義德的論述,而是從其論述中看到,由於知識的局限,賽義德在讨論東方主義中,未能對作為遠东的中國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論述。中國的沈默表明其急需自我發聲,而知識分子對中國聲音的拓展有著不可忽略的責任。在後現代語境中,後殖民話語已經變成了一種話語商品,支配著當今亞太地區的文化生产,但是後殖民作為反殖民、反中心、反壟斷及反支配的抗衡性質的消逝,又使得後殖民話語不能適切地描述香港等亞太地區的雙語文化經驗,只是在文化转型中生產出一些東西方混合的文化和雜糅的語言。在我看來,朱耀偉在後殖民文化時代對後殖民性和後現代性問題的審理,推進了中國的後殖民理论研究,能給人以新的啟發,並使我們能夠進一步思考:如何在運用後殖民理論分析當代文化時不成為西方話語的挪用和照搬,而是註意在東西方文化互相制約、互相滲透、互相補充中拓展自身的當代话語理論?如何重視世界一体化中自身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和特殊性,重新闡釋被誤读的民族形象,重新確立被壓抑的中国圖像?3.他性機器與知識生產問題在《他性機器》論集中,朱耀偉匯集了近年對后殖民問題的研究論文,其中不乏自身處於後殖民語境中的內在經驗。在《當代批評論述中的“空間化”迷思》中,他強調:“‘空間化’話語是他者的‘他者化’過程轉化為一種‘空間化’迷思,而從前他者的神秘和異国風情等特色在無國界的情況下被商品化,當邊緣與中心之間成了中心與边緣共有的批評工具及論述範疇之后,當中的共謀所隱藏的論述生产支配性更叫人擔憂。” 在《全球化年代的知识生產》中,朱耀偉從三個層面分析香港的後现代後殖民思想脈絡—35—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了全球化時代中的知識话語狀況:第一,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不斷移徙到第一世界進入高等學府接受教育,並受聘為教授的情況十分普遍。這些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進入第一世界話语生產鏈條中,改變了後殖民時代話語生產分布狀況。第二,東西方發聲與沈默的二元對立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東方已經從沈默到開始言說,需要在全球化的新語境中重新考慮整個話語生產的狀況。第三,在全球化時代,知識也變成了一種產品———將舊有修辭轉化,將中心變成多渠道以方便吸納各類邊緣力量。在全球化氛圍中,知識生產不再是以西方為中心,而是通過不同的國際關系聯系在不同地方制造本土式的中心,這意味著“邊緣”變成了各種“中心”的權力遊戲的新場域。這三層面的分析,使人能對後殖民處境中知識生產模式、知識教育传播狀態、中心與邊緣的新型关系等,有較清晰的把握。總体上看,朱耀偉這本書確實集中而學理化地研究了香港後殖民問題,其中的政治、法律、語言等領域全面展開的意圖,很好地貫穿在話語分析中。在閱讀過程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香港學者,能夠超越两套話語體制和兩種語言中心夾縫的制約,而具有一种對自身身份的冷峻認識:既不是一味地挪用西方的學術中心話語,又不是民族主義地自我膨脹,更不是以跨進西方學术體制為榮,而是對處於中西之間那些外黃裏白的“香蕉人”文化處境有深切洞悉,對其中浮現的各種後殖民問題地加以率直的审視和批判,並在堅實的學理支撐中以新的學術眼光去看新世紀的中國圖景。(二)後殖民話語中的性别身份對後殖民語境中的性別問題,以及諸多性別身份問題特別關註,使周華山 的《後殖民同誌》成為後殖民語境中性別問題研究中頗有特色的著作,書中不僅以眾多的訪談揭開跨國語境同性戀的文化心理問題,而且从後殖民角度看當代人的生存處境,有一定的文化哲学意義。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周華山同香港等地的一些同性戀者的對話,呈現出另類社會或另類群體的另類經驗,從中折射出自身對當代後殖民弱勢文化的反省。書中所講述的每個人自己的故事中,所涉及的这類後殖民問題相當廣泛,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歸類分析。1.身份是他者在自我文化的映射反照這些另類群體在对自身身份的獲取中,大多對西方中心主義持質疑批判態度。一种是對香港中間性身份的體認而對西方優越感的對抗。二是留學歸來的雙語文化精英對西方教育体制的反省,認為留學的雙語精英是西方主流學術體制的產物,靠西方经濟政治與學術霸權獲得自身的學術權威地位。“我們這些‘归國學人’,利用在英美歐陆大學獲取的學位(博士)、知識(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理論、女性主義和同誌論述)、身份(雙語、雙文化人),在香港贏取學術建制的教職(大學講師),占據優越的發言位置,向國人轉售西方社會的科學真理,从而建立並鞏固自身的權威地位,令殖民社會在知識生產與文化身份認同上,繼續依赖西方霸權所提供的材料與構架,为殖民宰制續命。” 這段話對海外留學歸國的一整套教育體制的批判,能夠使人在這種君子自道的率直中,洞悉當代西方式教育體制和人才觀念的根本性弊端,其對全球一體化的大學教育中的話語權力、發言身份、跨國知識生產網絡、以及個體學術利益等問題的揭示,可謂入木三分。三是反省一切保守排外的民族主義。正是出於中西交流的中間狀態,使港人往往抵制保守排外。論者從內部差異政治和外部文化政治壓力的分析中,辨析當代民族主義話語的根本失误,從而具有一種全局新眼光。2.語言霸權與語言後殖民問题後殖民時期的問題往往互相聯系彼此糾—36—纏,论者善於就表面性問題深入下去,揭示被遮蔽被遺忘的深層次問題:其一,英語成為一种霸權語言。世界上懂漢语的占第一位,懂英語的占第二位(约7億人能讀寫講英語),但全球網絡媒介、出版貿易與學術会議卻大多用英文。在這種英語的霸權中,漢語处於邊緣地位,這一文化處境的改變成為每個中國人的文化身份意識。其二,對後殖民語境中的“亞洲價值觀”與“東方的觀點”的反思。論者有著深厚的歷史意識支撐,能夠一針見血地揭露西方文化霸權制造被看的東方的根本意圖,並進而警示,如果國人以民族主義的族性為排斥外族的借口,就將使這種東西方的對抗升級,隱藏著根本性的文化策略性隱患。其三,西方中心論制約著港人的思维。一般而言,殖民主义最初通過軍事侵略進行外在宰制,征服異域後,強國透過跨國经濟科技和語言霸權,用文化帝國主義方式去拓展資本主義市場。“成功的殖民统治,關鍵在於被殖民者難以解脫的自卑與仰賴情結,故殖民政府通常使其民族自尊節節受挫,令殖民地原居民由衷地相信宗主文化的優越位置。香港就有不少人以西方文化及價值觀來衡量自己,千方百計令自己活得像個西方人:信奉基督教、說英語、穿外國名牌時裝、熟悉西方禮儀、接受英語大學教育、住半山區洋房、追求資本主義式個人品位。‘漂白’的欲望背後,其實是強烈的種族自卑。” 這里的分析可謂精辟,正是在一個民族喪失自信自立之後,才會在外族強權話語的絕對權力前面表現出自卑和依賴,並信奉宗主文化教義的優越地位,从而成為一個喪失文化根基的被洗脑的文化漂流者。其四,超越殖民主義不能將思維停留于被殖民者的復仇情結。言說者註意到以弱勢社群自居本身就預设中心權力的存在,而純粹對抗的思维同帝國主義思維在方式上具有相同的二元对立或你死我活性質,仍是套用殖民結構和價值觀來看待一切事物。後殖民主義的“文化身份”問題,不是单純對抗就能夠重新書寫的,我們在拒斥文化霸權中并不排斥吸收他種文化的優秀成果,在獲得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時,同樣應警惕全球化过程中所運用的一元化的策略(军備競賽、廣告傳媒、語言霸權、服装潮流等),而且也警惕族群激进情緒升騰時所形成的具有政治意味的對抗排外性,以及以本土性拒斥世界性的虚假身份認同。歸納上述論述,可以感到,周華山的敘述策略在於,他在自己沈默的描述中使得“沈默的群體”發聲,並通過這種個体性的邊緣聲音使中心话語失去合理性。因此,他在不說之中言述,在傾聽之中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反西方霸權,如果以西方話語為中心來“反”,等於確認了西方知識的優越性。論者提出獨立的中國声音的重要性,在編造出來的西方神話中,中國文化並不一定建立在批判西方上,重要的不是在对西方霸權的抗爭與顛覆,而是重建自身主體聲音。“重建並不是‘回歸’,因為這‘回歸’預設一個凝固不變的‘中國傳統’,靜待我們去發掘。所谓‘後’,重點在於‘解’讀、滲‘透’、‘超’越和突‘破’,後殖民並不等於殖民之後。從地緣政治的客觀時間來說,西方殖民主義已逐漸結束,然而,西方霸权對亞非拉地區的資本壟断、經濟入侵、空間垦殖與文化帝國吞占,卻從未有停止過,再加上近年湧現的‘第三世界內部殖民主义’,令殖民與被殖民者的關系更加含混、互動、矛盾與糾纏。” 論者強調後殖民並不是意味著殖民的终結,而是殖民的隱蔽化和復雜化,只有在對西方霸權和中國傳統有深刻認識,對當代文化殖民現象有了內在的體認,才能在運用後殖民理論時對其中的矛盾和他性去掉盲從心理,獲得清明的理性。在我看來,周華山對若幹個體經驗和記錄的描述有新穎之處,然而,如果在對後殖民語境中的边緣個體內部話語的描述之后,有更為系統和香港的后現代後殖民思想脈絡—37—文藝研究2000年第6期深刻的理論分析和總結,必當增加其理論思想的整體性厚度。三後殖民文化危機及其問題思考(一)文化危機與怀舊風氣歷史和歷史感的喪失,使香港文化人在世紀末有一种難以言述的迷惘心情,這种心理形之於筆墨,形成了洛楓 《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的基本色调。本書中,論者嘗試跨越科技、媒介和話語界限,從電影、流行音樂漫畫的研究中,展示出香港文化形態的某些側面。在洛楓看來,後現代社會中科技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科技的高速發展使人的“主體性”充分“零件化”,高密度信息膨脹又模糊了“私人”與“公眾”空間的界線。“在影像、媒介不斷變換和充斥市場要求下,人們已不再相信歷史、文字、語言,甚至各樣事物过去曾經負載的意義———這是一個集體解構的年代,在二十世紀即將完結的時候,‘歷史’的意義被刪除了。” 有了對當代世界背景的基本分析和估價,論者进一步分析歷史喪失的问題。應該說,他對歷史的分析不僅有西方現代史學的影響,而且有新歷史主義的思想碎片散落其间。但論者分析歷史和历史意識喪失的目的不在於空发泛論,而在於說明香港文化身份中的歷史意識消失導致自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的無所适從感。正是這種難于確定的遊離的身份,促使香港擴大了吸納各樣不同文化養分的空間。“它的世纪末、它的頹廢意識,就是一種對歷史無法掌握的厭惡情緒,因而沈溺於表面的浮華。……当然,香港的懷舊風氣並不是驟然出现於八十年代後期,而是自八十年代初期開始,跟隨整個世界的復古潮流而來,并且率先表現於日常生活中,如服饰、發型、流行音樂、明星照片、日用品如手表、時鐘、摆設等。” 這種懷舊思潮在香港的出現,一方面有“美化過去”的歷史回憶功能———“懷舊”往往在記憶中帶有過濾性质。另一方面,過去的痛苦記忆又會在懷舊過程中凈化美化自我,从而使得懷舊具有對過去現在将來的反省和展望性,以及建立和修正自我身份的功能。電影的“懷舊”意識在大陸和港臺地區都有其表現,具有追索歷史根源,為歷史留影的追怀意識。於是,這種懷舊仅僅成為一個世紀末風景,一種在走向新世紀的迷惘中回看歷史的驚鴻一瞥。然而隨著進入新世紀,這種懷舊的迷惘也將在消費主義的浪潮中隨風飄去。在論者那裏,後殖民主義的含義可以分別從語意(義)學、空間論和時間論三個方面分析,而獲得其總體圖景。“第一,從語意學上看,‘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應指殖民主義結束以後(AFTERcolonialism)開展的文化現象,是指被殖民的國家在脱離殖民者的統治、爭取獨立后的社會及文化境況。……第二,從空間上看,‘後殖民主義’通常指向第三世界(ThirdWorld),……指这種殖民後遺留下來的創伤、影響和更生。第三,从時間的意識上看,‘後殖民主義’是一個‘非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的過程;所謂‘非殖民化’,是指對殖民主義的解除,也可視作一種民族覺醒的意識,无論在語言、教育或歷史书寫上都極力尋求自己的聲音,換言之,那是一个反抗外來強權入侵、重新審定一個國家自主的身份和角色的過程。” 洛楓對後殖民主義的三種形态描述推進了後殖民主義研究,尤其是對後殖民揭示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並產生了迥異經驗的說明,為人們了解後殖民主義非確定性多元話語空間以及第三世界差異性經驗提供了方便。論者強調地緣政治学的(geopolitical)角度審視香港的後殖民主義邊緣地位,處於這種身份駁雜的語境與文化空間中,香港主流文化並不表征為正統嚴肅高雅的文學和艺術傳統,而是通俗的、商业的、—38—大眾的文化潮流。論者對香港文化身份的混雜的剖析,隱含了對未来走向的文化焦慮。但是在香港大眾文化的論述中,這種焦慮轉化並消隱於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對照性分析中。論者對大眾文化熱中作为異類的高雅文化的邊緣化表示擔憂,並表示出對提供即時快感和生存幻想的流行文化的審視態度。應該说,洛楓的問題和問題意識,使其能够對當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新現象加以及时闡釋,不僅分析了懷舊思潮中隱含的後殖民焦慮,而且对後殖民氛圍中的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對立,以及高雅文化在後現代時期的衰落加以審理。就其研究心態而言,盡管也存在港人世紀末的普遍性身份焦慮,但是在對世纪末城市流行文化的透視中,能排除過多的意識形態言述或冷战式的二元對立思維,在多元价值取向中有著較為正常的文化心態,從而在全球文化轉型的語境中,較為樂觀地面对中國文化的未來。(二)文化霸權与後殖民困境羅永生 作為香港文化研究計劃策劃成員和《香港文化研究》編輯,對後殖民主義文化政治方面研究的論著不多,但是其論文《後殖民評論與文化政治》觸及到後殖民的一些問題,並能排除非學術的情緒化論述。在他看來,作為當代文化研究領域顯學的後殖民批評,具有一種跨越不同學科界限以結合理論和實踐的特色。這種具有顛覆性的話語,“不是学院派理論家的自創,而是世界局勢、社會危機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蕩的產物。……殖民擴張歷程,在空間上塑造了一個中心點———‘西方’,現代化運動,則以‘现代性’的目的論時間觀(temporality)為中心。由這個時間和空間上的中心發言位置出發,這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的生活經驗都被重新編碼。從起居飲食、情意表達,到思考回憶,不管自願與否,都給裝嵌在同一套的中心思維” 。論者具有的歷史觀,使他能夠從歷史中找到後殖民主義問題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危機的內在肇因。在對後殖民主義思想背景分析後,他對後殖民文化進一步考察,分別從三個方面進行。其一,歐洲中心論的政治形態發展成帝國主義的擴張。論者分析道:與帝國主义擴張同時存在的是西方文化的宰制,二戰以後的非殖民化現象,看起來好像歐洲中心主義世界已經終結,實際上,以西方現代化模型為藍本的國家民族主義,將欧洲中心論播撒到前殖民地,不斷生產著新的政治經济的依附形態,使殖民體制延續下去並復制同一套歐洲中心論———在政治上以政黨國家的方式復制殖民關系,将自外強加的殖民主義轉化為內部压迫的殖民主義,在哲學上以理性反抗中心話語的宰制,張揚自我而貶抑他者。接著,羅永生在辨析了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论後指出:“東方論述的危险,並不止於殖民者有益的挪用,為赤裸的權力服務,而是它已經成為一種‘霸權’(hegemony),使被殖民者也得依靠它所提供的‘知識’來尋找被殖民者的歷史、文化和身份認同。獨立後的前殖民地,在文化建設上依賴西方學術機构,引進西方的學科和研究技法,以至過去所積累的有關西方眼中的‘第三世界’知識作為出發點或研究議題,透過大量‘歸國學人’的轉售,向國人售賣西方科學真理,向西方售賣經‘东方論述’整編的地區资料。” 應該說,論者的分析是有歷史眼光的,其尖銳性和透徹性在香港學者論著中比較突出。他對被殖民者在文化建设上依賴西方學術機构,並通過歸國學人的雙向转售,支撐著這個後殖民文化市場的揭示,同樣具有相當的現實针對性。其二,他者問題與身份认同。後殖民社會和各種社群的復雜文化撞擊經验顯示了問題的復雜。論者對帝國主義文化策略的揭露,對弱勢他者的處境的敞開,有可能使各種社群在文化撞擊中重新厘定自我身份,使邊緣中被排擠、遺忘、扭曲的聲音再次爭得發言香港的後現代後殖民思想脉絡—39—文藝研究2000年第6期權。也就是說,具體地個別厘清在族群、團體、性別、個人等多重層次中的压迫關系,闡明在跨國權力集團殖民壓迫的文化政治中,文化信息和學術秩序下延伸性的殖民統治代理人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在這個意義上,後殖民主義的理论意向在於,探討在殖民主義的新境況下壓迫和反抗的新形式,以及由對抗關系转入對話關系的可能性。值得註意的是,作者意味深長地挑明:当今世界在重組並以自我中心論來劃定的文化優劣秩序,各種地域聯盟和地區性經濟共榮圈的構想,都在新的世紀政治經濟版圖上再次参與變更文化優劣間的地圖,再生不同形貌的文化壓迫關系。因此,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對後殖民的文化策略的研究顯得十分重要。其三,後殖民主義的困惑。後殖民文化的錯綜性質表現在:全球資本主義在網络和消費主義擴張中由經濟一體化導致政治一體化,使弱勢族群、社区人群和身份認同統統纳入全球消費機器的高速運作中。而国家民族主義的擴張,往往以文化民族主義甚至反殖民主义的話語,來指代弱勢社群和另類社會的文化發聲。面對這種錯综復雜的問題,論者提醒說,“如果肯正視後殖民世界政治的吊詭和復雜性,我們就不会隨便挪用簡單化的‘反西方’、‘本土主義’辭令來為任何發言位置辯護,而應該檢討這些所謂‘本土’和‘反西方’是置放在什麽的一種文化和政治的歷史脈絡底下,在什么政治和制度實踐下運作” 。就香港而言,后殖民評論的困境在於:後殖民批评被想當然地視為研究“殖民主义之後的世界”的理論,从而將殖民地看成為地理上遙遠、時間上過去了的現象。因此重要的是面對這些問題,質疑殖民文化運作本身及背後体制的政治性。在我看來,羅永生研究中值得稱許的是,他註意到後殖民評論對亞洲华文地區的意義,後殖民話語作為一種異樣事物,立足於自己位置的重新厘定,并成為與他者相互生成的新空間。同時,他的研究還具有體系性思維的特点,在闡釋中運用歷史和邏輯的方法,並善於從正反兩個方面看問題,而非簡單地從日常生活中檢出幾個现象加以感性的分析。因而結論一般比較具有可信性。总體上看,香港的後學研究盡管還存在著多種問題,但是仍然在諸多領域和學術層面上拓展了中國後學研究的範圍,深化了中國後現代後殖民研究的內涵和意義。香港知識分子對處於當代中西语境的市民社會和流行文化加以關註,闡釋作為國際大都市的香港的文化精神動向和懷旧意識心理,在全球化世界秩序和電子網絡媒体中為中國文化定位,为身份認同和文化想象進行文本政治的解讀,進而為後東方主義的基本特征和格局劃界,倡導重建中國圖像的重要性,並挑明西方中心話語中的漢語神學的意義闡釋問題。這一系列新的問題、問題意識和對問題的解决,當對大陸文化界的精神重建有所啟發和提醒。不僅如此,我們還應看到,香港的後殖民主義在政治話語領域和科技文化領域直接參與文化身份的重新確定,力求消解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歧視眼光對中國文化的身份誤置或身份强加,使對“中國形象”的認識獲得了多元開放的文化眼光。这不僅為當代香港文化身份的重新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對後殖民語境中的香港文藝思潮和文化批評的模式也有很大影響。 免費論文下载中心 http://www.hi138.com
   ①梁秉鈞(也斯),現任教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要著作有:《香港的流行文化》、《書與城市》、《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文化》等。
   ②③④也斯:《香港文化》,香港:艺術中心1995年版,第20頁,第29頁,第30—31頁。
   ⑤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香港之發展經驗》(合著)、《中國人的三個政治》、《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中國民本思想史》、—40—香港的後現代後殖民思想脈絡《中國政治與文化》。
   ⑥⑦⑧金耀基:《全球化、现代化與世界秩序》,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9年2月號。
   ⑨陳清僑,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副教授,致力於後現代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主編《香港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来》(合著)、《情感的實踐:香港流行歌詞研究》;編有《身份認同與公共文化:文化研究論文集》、《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
   ⑩陳清僑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态》,“代序:文化想象的时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xvii-xx頁。 同上書,“普及文化的普及技術”,第255—276頁。 有人認為:“看看印度與緬甸,給英国統治了上百年,其政治與经濟確實活脫脫的一團糟。英國人连自己的國家也搞得暮氣沈沈、了無鬥誌,憑什麽自誇殖民統治帶給香港成功?但某些香港人仍用這種自卑媚洋的心態去看世界。”(周華山:《後殖民同誌》,香港:同志研究社1997年版,第278頁。) 簡瑛瑛主編《认同·差異·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象》,臺北:立绪文化實業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37—267頁,第239頁,第260頁。 朱耀偉,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後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他性機器?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 朱耀偉:《後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评論述策略》,“前言”,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 朱耀偉:《當代西方批評論述的中國圖像》,臺北:駱駝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7頁。 朱耀偉:《他性機器?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香港:青文書屋1998年版,第15页。 周華山,香港大学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消費文化:影像·文字·音樂》、《解構香港電影》、《異性戀霸權》、《同誌神學》、《香港同志故事》、《北京同誌故事》、《後殖民同誌》等。 周華山:《後殖民同誌》,第41頁,第394頁,第402頁。 洛楓,原名陳少紅,留美博士,主要著作有:《距離》(詩集)、《世紀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 洛楓:《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第59—60頁,第98頁。 羅永生,香港嶺南學院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主要著作有:《誰的城市》。 羅永生:《後殖民評論與文化政治》,載陳清僑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第11頁,第14頁,第23頁。   關鍵詞: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後東方主義、文化身份、文化危機。 免費論文下載中心 http://www.hi13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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