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朱熹民本思想對朱子學者的影響

論文類別:哲學論文 > 中國哲學論文
論文標簽:思想教育論文 思想教育論文
論文作者: 李尾咕
上傳時間:2012/11/21 8:25:00

摘要:朱熹重視民生,針對當時皇室、官僚、地主對百姓的壓榨,朱熹提出正君、治官、安民的思想,客觀上促進了中国民本思想的發展。同時,朱熹的民本思想也对朱子學者尤其是福建朱子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针對民眾的心聲和現實社會問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下層人民在封建社會的桎梏下能得到一絲喘息的機會。

  關鍵詞:朱熹;朱子學者;民本思想

Abstract:ZhuXi emphasized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s to the oppression from the royals, the bureaucrats, andthe landlords at that time, ZhuXi proposed the thought that could constraint the king, governance the officials andstable people, which objectivelypromoted the developmentofChines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Meanwhile, ithad adeep influence on Zhu Zis\' scholar, especially to thosewho lived in Fujian Province. The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re-formsmeasures andmade the lower-class people live betterunder the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ZhuX;i Zhu Zis\' scholar; people-oriented thought

  朱熹(1130—1200)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教育工作,使朱熹的民本思想廣泛影響了其身後朱子學的繼承者們,使朱子學者成為民生思想的代言人。

  一、正君為治,民貴君輕

朱熹一生與下層百姓相處時間較長,他對普通的“小民”有著較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主張國君要愛養民力,存恤百姓,減輕對他們的剝削,以達到力穡厚生的目的。為了實現真正的為治之體,朱熹把儒家的君德說發展成為限君意義的正君說,反對君主的專断獨裁,他曾向趙擴皇帝提出防止君主獨斷的主張:“而凡號令之馳張,人才之进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到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復。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復,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缴駁。如更有疑,則诏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1]但因此得罪了皇帝,失去了做“帝王師”的資格。

  朱熹認為,國家以民為本,社稷是為民而設立的,國家的存亡、君主地位的輕重與鞏固与否,都是由人民決定的。對此,朱熹提出:“人君為政在於得人。”[2]他在《四書集注》解釋:“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过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3]歷代朱子學者繼承和發揚了朱熹正君重民的思想。如為朱熹完成未成書稿的蔡沈,就墨守了朱熹的正君理念。蔡沈字仲墨,號九峰,他是朱熹弟子中最有成就的,他同情百姓的生活,希望國君能有善心,惠及民生。他在《書經集傳序》中写道:“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相授這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则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言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之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4]在這裏蔡沈得出了君主對百姓“得其心”是“天下平”之根本的論斷。

  朱子學者真德秀(1178-1235)字實夫,號西山,他是朱熹的私淑弟子,長期受教於朱熹的学生詹體仁。真德秀希望君主能去欲達仁以達堯舜仁德的境界。他說:“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系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掊克心,斯民立被洙剝之殃。……已欲安居則不當憂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峻民之财。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矣。当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5]真德秀還以天理為名,闡發了施仁政促民生的思想,認為國君要与眾共議國家大事,賞罰分明,使民有衣食,他在《奏議》中談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與眾共之。……朝廷之於天下,当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6]明代朱子學者張嶽則強調君主必須服從人心,並利用災變來警告皇帝,以達到正君心,促民生的目的。他說“帝王舉動當順天意,觀天意者驗之人心而已。……陛下何苦違眾志以拂天意乎?……天子不克肖乎,天地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

  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兇荒相仍,盜賊充斥,地震於下,龍鬥於上,其所以儆戒陛下者至矣。”[7]李光地是清初朱子學的集大成者。李光地認為民心可畏,作为國君要關心貧窮百姓,只有民心無怨背,才能天命固而天下治,他說:“貧害甚於寡,幫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天下交則泰,天下交則治。天地不通則闭塞而成冬矣,君與臣民之情闊绝則天下無邦矣。”[8]李光地提倡國以民為邦本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康熙帝的治國大略。

  二、懲貪為民,清廉勤政

朱熹認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礙是來自豪強地主與貪官汙吏的勾結,主張嚴厲打擊擾民斂財的貪官汙吏,為官者則應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為弟子們授課時也表露了為官要以民事為重的思想:“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9]所謂“民事為重”,就是“以民為本”,全心全意地為老百姓办事。朱熹關心民生,反對官吏貪惡,他在同安為官時在米倉墻上題詩作為他和官吏們的信條:“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庄周見,剖鬥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他六劾臺州貪官唐仲友,為民請命,受到了當地百姓的稱贊。

  朱熹也嚴格要求朱氏子孫如果從政一定要以民為本,严禁貪賄,在武夷山星村鎮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著二十多戶人家,他們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孫,村裏朱子家祠墻上至今仍保留著乾隆時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寫明朱氏子孫當官若有贪賄行為死後不得進朱家祖墳。朱熹的為官態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黃幹(1152—1221),朱熹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浙江嘉興石門酒庫任上揭露庫吏同奸商公造私酒;嘉定五年,黃幹在江西新淦縣令任上,上奏揭發該縣胥吏勾結豪民,將職田當作官田變賣,“遂使一千二百余石之職田,一旦盡變而为豪民田。”[11]朱子學者真德秀非常重視民生,提出為官要以身作則,以通下情,他說:“某願與同僚各以四束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

  何謂四事“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於公、蒞事以勤是也。

  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淹延囚系、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糾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12]真德秀作為地方官吏能想到這些是難得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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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德秀认為為官要存心以公,他說:“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国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條這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要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嘆。”[13]李光地為官業绩顯著,在政期間,無有私謁,不徇私情,不與贪官汙吏同流合汙,他曾彈劾雲南布政使張霖假設詔旨,販鬻私鹽,得銀百六十余萬兩,結果朝廷將張霖論斬。李光地本人卻能清廉勤政愛民,深受地方百姓喜愛,離任泉州時,百姓夾道送別。康熙曾說:“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五谷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14]三、省賦恤民,關心民苦其一,朱熹主張薄取於民。南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苛捐雜稅最多的一個时期,朱熹認為“民富”是“君富”的基礎,針對統治階級在賦税方面的各種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補救的主張和措施。

  朱熹《庚子應诏封事》中主張:“天下國家之大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实在於省賦;省賦之實在于治軍;若夫治軍省赋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15]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主簿任上,他就對朝廷經總制的QIAOQUHAODUO進行了抨擊,他說經總制錢是“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16]朱熹知南康軍,一到任便在第一道榜文中宣布了宽民力、敦風俗、砥士風三條施政大綱,把對百姓施仁政、除繁稅,解決民力日困的嚴重社會问題放在首位,並先後八次上書為星子縣減稅。

  其二,朱熹重視救災扶弱。在遇災荒年景,朱熹主张豪家大姓以余米存恤和接濟佃戶,以使贫民下戶沒有流移饑餓之患。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發大水,朱熹奉府檄視察災區,通過各種方式積極賑災救荒,但同時也對部分官僚救災不力感到不滿,他說:“今日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於圖事。”[17]他首創社倉,在青黃不接之際,由國家和地方政府出面,薄利貸給饑民,使其免受高利貸等的盤剝。

  淳熙九年(1182年),長江下遊旱情嚴重, 53歲的朱熹任浙東常平使,朱熹冒著酷暑察訪災情,朱熹不顧疲劳,連夜起草《奏臺州免納丁絹税》等五道奏章,將台州災情和百姓的痛苦如實向皇帝作了匯報,懇請朝廷減輕臺州人民負擔,這些體恤民情的奏章最终打動了孝宗皇帝,同意了朱熹的奏章中免除臺州賦稅的要求。

  朱熹知南康军時全力救災,向朝廷上《乞放租稅及撥米充軍糧賑济狀》,最終使朝廷在南康檢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萬七千余石,並多方招引其他州郡的客販米船來南康出售米糧以緩解災情。經过努力,朱熹在這次救災中“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18]朱熹省賦济民的思想影響著歷代朱子學者,黃幹追隨朱熹二十余年,對朱熹的道德、學问都十分推崇,認為朱熹的人格為理想人格。他說“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博廣者先生之学。”[19]朱熹去逝世後,黃干繼續發揚其變革社会,為民請命的作風。嘉定八年(1215年)八月,黃幹受命知湖北漢阳軍,當時湖北數郡大旱,成以汉陽軍為甚,“鄉村草民皆掘草根以食。”[20]監司無一人過問旱情,百姓餓死者不計其數,黃干力抗兩司,全力投入社會救災,從各處設法籌集米糧七萬余石,以市價的一半賣給災民。從嘉定八年冬至嘉定九年春,黃幹共收外地流民二千七百多人,皆发常平倉賑濟。他還上書漕司,主張將湖北諸州所管魚湖,所收課利,盡行蠲免,而“所產漁蚌之屬,聽貧民從便采取。……使貧民得采鱼為食,以度饑荒。”[21]真德秀思想墨守朱熹,並發揚了朱熹的民本思想,最終成為一個封建社會中難得的關註民生的政治思想家。他為官二十余年,素有盛名,全祖望說:“西山之望直繼晦翁。”[22]真德秀在任江東轉運副使時,當時旱、蝗極为嚴重,其所屬太平、廣德兩州尤甚,他與留守憲司大讲荒政,親自到廣德、太平两州救荒,發稟賑給,裁判不關心民間疾苦的貪官汙吏。在知泉州時,真德秀同情民困,設立惠民倉、社仓、慈幼田和置義田,使百姓在青黃不接和災荒時能得到救濟。

  蔡清生於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是明代朱子學者的典型代表,一生歷禮部祭主事、南京文選郎中、江西提學副使等多種職務,清雍正二年(1724年)年從祀孔廟。他在為官时能關心民間疾苦,反對豪強地主兼並土地,蔡清針對當時的土地兼並嚴重,百姓流離失所的慘狀,上書朝廷:“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廁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比皆萬民膏血所萃也。[23]他在《艾庵密箴》中對做官者提出了自己的原則:“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则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24]為了使他的民生思想得到實現,蔡清發展了朱熹省賦思想,蔡清認識到豪強地主兼並土地的嚴重性,提出授田以民、量減寺院多余田畝分給貧民為業等措施來改善農民階層的主張。他說“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无卓錐之產者何限!各處之無征田粮灑派貧民又何限!”[25]林希元,明代著名理學家,是朱熹思想的堅定捍衛者,他一生關心民苦,將其救災思想總結寫成《荒政叢言》,主張在救災中對特貧戶緊急發放救濟糧,對一般貧困户發放救災款,對生活稍困難戶予以低息或無息貸款,並得到朝廷采納。明代朱子學者周瑛提出從政要愛道重於愛官,要以盡心行教為大。

  “政無善惡,安民者為善政;法無当否,便民者為良法。”[26]朱子學者李光地向康熙帝提了很多積極的民生建議,促成了康熙帝親民政策的形成。他關心民瘼,在任直隸巡撫時,皇帝經常出游其地,隨從眾多,當地百姓負擔過重,李光地請求從宽減損以紓民力。當時,漳河、永定河等水患嚴重,百姓深受其害,李光地數次上奏皇帝撥款治理,並親自督建工程,一年即告完成,為當地百姓解決了一個大患。此外,他還建議放松海禁,使沿海百姓尤其是漁民有了一線生機。

  曾五任地方官的朱熹主要政事之一,就是要實現其信奉的儒家民本思想,以維护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朱熹的民本思想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學繼承者。歷代朱子學者大多能以朱熹民本思想為範:為官,则正直清廉,體恤民苦;為民,則墨守朱學,為民請命。朱熹和朱子學者的民生踐行在封建社會的後期影響深远,至今仍然閃耀著熠熠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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